翁山蘇姬為何親赴海牙上國際法庭談羅興亞案?2020緬甸大選才是答案

翁山蘇姬為何親赴海牙上國際法庭談羅興亞案?2020緬甸大選才是答案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眼看著全國民主聯盟的聲望低迷,翁山蘇姬在海牙現身的確在一線城市呼喚出大量聲援人潮。但是在少數民族多的區域,卻是另外一種情況。

2019年11月,西非國家甘比亞代表伊斯蘭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OIC)的57個會員國,向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指控緬甸於2017年對羅興亞人發動大規模血腥鎮壓,至今造成超過70萬名羅興亞人流離失所,逃往鄰國孟加拉,此舉已違反1948年的「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要求國際法院盡快採取措施,以保護羅興亞人免受更多威脅與迫害。

按照往例,有關國際法院的案件,多由該國司法部長或總檢察長代理出庭,從來沒有國家讓政治人物率領法律團隊前往,但翁山蘇姬身為緬甸「國務資政」(State Counselor),並兼任「外交」與「總統辦公室」等重要部會首長,三年多來儼然以「凌駕總統之姿」治理緬甸,此次卻選擇親赴海牙,為該國政府、軍方進行辯護,使得緬甸國內以及國際社會對此議題的關注度大幅提高。

籠絡民心

有評論認為,翁山蘇姬之所以選擇親上火線,其實有濃厚的政治意圖,她渴望在2020大選前提高國內的支持聲量,主因是全國民主聯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以下簡稱「全民盟」)自2016年正式上任迄今超過三年,政績乏善可陳,執政能力備受質疑,翁山蘇姬也遭受許多責難,民望大不如前。再者,2018年10月14日,緬甸人民也曾在仰光街頭針對羅興亞議題發起遊行活動,反對國際社會干預緬甸國家事務,贊同軍方的鎮壓處理方式,許多民眾與僧侶更高舉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的肖像表示支持。

當時許多緬甸友人告訴我,人民就算再怎麼厭惡軍方,但總認為羅興亞議題屬於緬甸國內事務,不容國際置喙,再加上又牽扯到民族與宗教的問題,勢必會選擇站在軍方這一邊。

因此,親赴海牙為國家政府聲辯,可能被翁山蘇姬視為挽救低迷聲勢的特效藥,進而加強她在人民心中「國家保護者」的印象,畢竟要在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端出優秀政績吸引選民回籠的難度頗高。就實際情況來看,仰光與曼德勒市中心從12月10日至12日連續三天集會聲援翁山蘇姬的人潮,以及自掏腰包前往海牙法庭外力挺的數百名支持者,清楚顯示翁山蘇姬此舉打中人心,且軍方長期以「緬甸守護者」自居的形象也受到不小挑戰。

綜觀翁山蘇姬在法庭上的回應,不意外地複製貼上與過去一貫的立場,除了表示緬甸若開邦確實面對「極端主義」帶來的恐怖威脅,也持續抨擊外界釋放錯誤資訊,認為甘比亞對緬甸的指控不完整且有誤導嫌疑。

另針對軍方行為,翁山蘇姬仍然避重就輕,如同2018年喧騰一時的路透社記者案,當時她強調二位記者被逮捕的理由是違反「官方機密法」,與言論自由毫無關係;而在此次的甘比亞控訴案中,翁山蘇姬也僅表示軍方在鎮壓行動中可能使用了「不相稱武力」,以及未清楚辨別叛亂者與平民,但仍堅持定調羅興亞議題屬於該國「內部衝突事件」,意即無論軍方犯下任何戰爭罪行,都應當由緬甸司法系統根據憲法予以起訴,希望國際法院不要干涉該國主權,甚至做出激化緬甸族群衝突的判決。如同翁山蘇姬在海牙庭上的一再呼籲,緬甸族群和解正將步上軌道,希望外部力量不要摧毀這建立不易又極其脆弱的互信基礎。

失喪民心

然而矛盾的是,就在翁山蘇姬選擇親赴海牙辯護,堅決否認緬軍具種族滅絕意圖,進而鞏固國內主流民意,維持政黨聲望的同時,緬甸社會之內部分歧似乎已逐漸擴大了⋯⋯

聽證會舉行時,雖然法庭外有眾多支持者高舉「我們支持媽媽蘇(We stand with mother Suu)」的標語,但也有一小群示威者因為無法認同翁山蘇姬的發言,痛斥她是可恥的騙子。另外,筆者也針對此次控訴案訪問仰光大學國際關係系教授—Yin Myo Thu,她表示:「過去一段時間,我們致力促成若開邦二大群體(佛教徒與穆斯林)的和解,但這些努力可能灰飛煙滅。現在你已經看到許多支持者,舉著國家主義大旗聲援翁山蘇姬,我們不能責怪或阻止他們,我覺得穆斯林在緬甸將更加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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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領導人翁山蘇姬到海牙的國際法院,為緬甸政府對羅興亞穆斯林發動的軍事行動辯護,法院外聚集了大批翁山蘇姬的支持者。

除了穆佛衝突可能加劇外,這次事件也再度挑起緬甸其他少數民族與當權者的對立。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Myanmar National Democratic Alliance Army, MNDAA)、德昂民族解放軍(Ta'ang National Liberation Army, TNLA)與若開軍(Arakan Army, AA),為迫使緬甸軍方在後續和平談判進程中有更多的讓步,於2016年共組「緬北聯軍」(另一成員是克欽獨立軍-Kachin Independence Army, KIA),在緬北撣邦與中國雲南交界地區,對政府軍多處駐點發動武裝攻擊,戰事持續至今仍無法完全平息。他們近日便針對甘比亞訴緬案發表共同聲明,支持以國際司法行動介入遏止緬甸軍方犯下種族滅絕或任何形式的戰爭罪行,儘管該聲明中並未直接提及羅興亞人。

另外,若開軍更在12月11日於若開邦城鎮—布地洞(Buthidaumg)拘留該地全民盟分部的主席—U Ye Thein,理由是他正負責籌劃在若開邦聲援翁山蘇姬的活動。若開軍將領—Tun Myat Naing直言完全無法接受全民盟的行徑,特別是當地仍為敏感的內戰情勢所苦,因此將U Ye Thein主席帶回審訊,尚未表示何時釋放。而全民盟的發言人亦隨即對此做出回應,認為若開軍此舉已使人民感到嚴重威脅,強調內戰問題應由交戰雙方(即緬甸軍方與若開軍)共同解決,不該延伸至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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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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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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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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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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