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離開了家》：匯錢、家庭邀請和反向移民是「來自底層的跨國性實踐」

文：金賢美（김현미）

同床異夢的家庭

外籍配偶來韓國後受到的第一個衝擊就是丈夫的「家」。與韓國不同，在她們的國家，城市和鄉村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分離的，因此寬敞的建築物和田地是居住的基本要素。然而，外籍配偶和丈夫一同居住的地方，卻往往是城市裡的頂樓加蓋、套房、貨櫃屋或山巒環繞的孤立農舍，懷著滿心期待來到韓國的越南女性對這種居住環境感到非常失望。在狹窄的空間裡，丈夫或婆婆總想要控制和監督自己的所有行為，因而產生一種被監禁的感覺。

當外籍配偶發現移民之前的期望和初定居的現實完全不同，便會開始規劃生存策略，決定要與丈夫建立何種關係，並以什麼代價交換。由於越南女性相對年輕，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作為年長韓國男性的配偶，即使結了婚，也很難成為能參與決策、擁有平等關係與尊嚴的妻子。除了擔心在韓國唯一能依靠的丈夫會討厭自己，又因語言不通而時常感到鬱悶，並擔心丈夫外遇。

大多數越南女性來韓國前並不知道她們的丈夫在韓國社會的階層，以及韓國的平均生活開銷。一名越南女性施芙英抱怨說：「我的丈夫若在越南還算富裕，但卻對我非常吝嗇。」問她知不知道丈夫的工資是多少？她回答兩百萬韓元。很明顯地，這樣的生活費用對一個住在首爾的五口之家來說並不夠。施芙英和公婆住在一起，家裡還有丈夫與前妻所生的女兒，但因為她把韓元換算成越南幣來計算，而誤認為她的丈夫賺很多錢。

最重要的是，施芙英來到韓國已經兩年了，卻對韓國的物價一點概念也沒有，因為丈夫並沒有給她任何零用錢。來韓國後，她曾跟公婆一起出去買了幾件衣服，那是她唯一一次為自己花錢，有時她還會穿就讀中學的繼女沒在穿的衣服。因為婆婆會去市場買菜，而從手機到衛生棉都是丈夫買給她的，所以她對物價才沒有任何概念。施芙英在家裡一直被當成孩子，沒有被賦予適當的家庭成員身分，在韓國生活兩年後，她現在白天仍被公婆拉著去學韓語。

此外做丈夫的也很難慷慨大方地對待外籍配偶，因為周遭常會聽到假結婚或結婚沒多久就逃跑的各種謠言和訊息，所以丈夫往往習慣用陌生和懷疑的態度來觀察和評估自己的妻子。即使有感情，但兩個人是否能成功建立家庭，仍取決於他們對彼此的努力和表現的認同。對於婚姻移民女性來說，要在韓國安居就必須要生孩子。韓國丈夫開始信任妻子主要是在她懷孕生子之後，有時丈夫還會因此將經濟權移交給妻子。

同樣的，有許多女性表示來到韓國後最快樂的時刻就是生下第一個孩子時。除了本性對孩子的愛，她們還強調孩子的出生是在韓國第一次擁有了「自己家人」的「大事」。在韓國沒有親戚之類遇到困難時能提供協助的社會網絡，在社會上總是被韓國人當作「外國人」，因此孩子的出生是與自身相關的家庭成員誕生的重大事件。在與丈夫缺乏親密性的情況下，許多婚姻移民女性認為只有兒女能讓她們遺忘孤獨和焦慮的生活。

此外，學習韓語是一項重要的指標，表示她們正在努力適應韓國社會。韓國丈夫很在意周遭對自己配偶的韓語能力與學習態度的評價，精通韓語被認為是一個韓國孩子的母親理所當然的責任。越南移民女性的任務包括照顧公婆、打掃烹飪、家務勞動等家庭內的再生產活動，以及生兒育女的人口生產活動，還有學習韓語在內的文化再生產活動，除此之外，也要從事勞動來補貼丈夫的收入。婚姻移民必須在多重的要求下組織家庭，還要符合國家社會對融合的要求。大多數婚姻移民女性認為，這些要求讓她們總是疲於奔命，而且只要求婚姻移民女性單方面努力，讓她們感到相當不公平。

丈夫不僅不願承認自己沒有能力實現妻子的夢想，還試圖以暴力、壓迫與無視來逼迫她們順服，而丈夫的權力則來自韓國家庭、地方社會和國家所主導的強烈父權主義中心的優越意識。越南女性與韓國男性之間的國際婚姻經常會有缺乏溝通、權力差異和經濟貧困的情況。一些丈夫將對「亞洲女性」的錯誤偏見內化，把自己的妻子當作陌生人看待，部分受訪的丈夫則常用「韓國人都這樣說」來開頭，強調越南妻子在文化上的差異特徵，並形容那是落後與令人厭惡的。有些丈夫將國際婚姻視為一種試煉，解釋他們如何克服與妻子的衝突，並強調「自我犧牲」的重要。

跟他人同感是國際婚姻中組織家庭時最必要的文化能力。其中，承認自己結婚的動機和妻子移民的動機，並努力在婚後創造親密關係，是穩定家庭最重要的手段。透過仲介而結婚的男性，雖然只跟女性短暫見面，卻相信妻子是因為對自己有好感而結婚。朴炳寬在和越南妻子吵架時，因為憤怒而脫口問了一個以前從未問過的問題：「妳為什麼要嫁給我到韓國來？」這位二十二歲的妻子回答：「趁年輕時去外國一直是我的夢想。」朴炳寬本來期待比他小二十歲的妻子回答：「因為喜歡你才來的。」因此妻子理直氣壯的態度讓他感到相當驚訝。

現在想想，反而覺得妻子坦率地回答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我年輕的時候也曾想要離開韓國到海外去賺錢，雖然因為情況不允許，最後沒有出國，但畢竟曾經有過那樣的夢想。我的妻子當然也會想脫離貧窮的越南去別的國家，選擇國際婚姻的女性非常勇敢。我缺少勇氣而沒能出國，年輕時不懂事，浪費了許多時間在玩樂上，反觀這些女性，年紀輕輕卻能做出這樣的決定。

朴炳寬將妻子移民的動機與自己年輕時的冒險心態與「脫逃」的欲望相連結，認真地重新思考和理解妻子。他又說道，妻子為了過好日子與體驗外國生活而選擇嫁到韓國，至於他們之間會不會產生愛情，則視身為丈夫的自己所表現的行為和態度而定。朴炳寬因為認同了妻子移民的動機，因而更接近真正的愛情。

匯錢與愛情

與越南婦女結婚的張秀永說：「匯錢是國際婚姻男性所必須背負的十字架。」妻子想要透過國際婚姻拯救她的家人，而了解這個事實的丈夫，無論願不願意，都不該讓這樣的期望落空。然而，大多數韓國丈夫會因為「匯錢」而懷疑婚姻的真實性，或者把妻子將資源送往國外的行為當作是種背叛。韓國丈夫認為妻子手裡有現金會促使她逃跑，只有讓妻子在經濟上有所依賴，她才會「不胡思亂想地乖乖一起生活」。

大多數婚姻移民女性來韓國的時候會期望得到具體的經濟補償，就算沒有立即得到經濟補償，也相信如果自己在韓國扮演好配偶的角色，丈夫便會開始匯錢。然而，與勞工移民不同，婚姻移民女性並非進入生產的領域，而是進入再生產的領域，也就是沒有工資的家庭領域，因此對匯錢的期待很可能無法實現，而且就算實現，也可能隨時會中斷。

通過匯錢資助越南家人是非常不穩定且難以預測的行為，為了促使丈夫匯錢，妻子試圖努力實現犧牲、信賴、親密性和母性等「價值」。移民女性很難開口要求丈夫匯錢，越南女性之間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婚後六個月內別跟丈夫談錢的事，免得對方以為自己是為了錢結婚。」雖然國際婚姻的動機之一是經濟考量，但她們仍希望婚姻本身不會被視為「經濟交易」或「談判」。越南女性不像過去在封建主義下因為家庭的逼迫或貧窮而無可奈何地結婚，她們是基於自己的意願而結婚，因此認為急於要求匯錢的表現並不適當。

匯錢在建立韓國男性和越南女性家庭的過程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這是丈夫和公婆對移民女性的努力所給予的認同，有助於將兩個家庭連結成一個家庭，亦即連結移民女性離開的地方（母國）和生活的地方（韓國）。這些錢被用在蓋房子、兄弟姊妹的教育和讓家庭經濟自立，是越南女性和韓國丈夫的一種「力量」，表現出他們在家庭中的存在感。匯錢與婚姻關係所建立的親密性、愛情、關心和親屬網絡的功能是不可分割的。由於經濟資本不足的韓國丈夫無法立即匯錢給妻子在越南的家人，夫婦便會一起擬定匯錢的計畫，在實現的過程中，彼此會漸漸取得信任並建立夥伴關係。

二○一二年，我到海防參觀了阮玉英的房子。當時在空地上蓋新房子的工程因為錢不夠而中斷了，已經過了兩年房子還未能蓋好。兩年前，阮玉英的丈夫來到岳父母家，贈予了五千美元，但由於越南物價急劇上漲和原物料價格上升，這筆錢還不足以蓋好房子。阮玉英跟丈夫金浩哲還有兩個孩子住在月租的房子，經濟方面也沒有餘力，光要為孩子的教育省錢就已經很辛苦了，這樣的情況下，不可能再匯錢回去。阮玉英是家裡的長女，對於無法照顧弟妹還讓父母操心，感到很抱歉而常常掉眼淚。金浩哲說：「我想扮演一個好女婿，但很可惜我的能力不夠。」

這對夫妻意識到，隨著孩子逐漸成長，他們將難以再匯錢去越南。他們為了讓雙方的家庭都能生活得更好，而做了幾項決定。阮玉英在家附近的餐館找到了一份差事，金浩哲則邀岳父來韓國，並幫助他找到工作，讓他能夠自己賺錢回去。阮玉英興奮地說：「我在餐館賺到的錢直接匯進我的帳戶，我的丈夫說我可以隨意使用這筆錢。」起初雖然是一段沒有感情基礎的婚姻，但因為感謝丈夫的熱情和彼此身為合作夥伴的關係，現在她則說她愛著自己的丈夫。他們兩人即使在有限的生活條件下，也試圖為自己的選擇承擔責任，在結婚六年之後，如今似乎已經產生了同伴意識和情感上的連帶感。

反向移民──克服生存危機的跨國對策

夫妻年齡差異過大的國際婚姻，隨著時間的流逝正面臨新的危機。韓國男性年齡漸長，經濟實力逐漸減弱，越南女性則擔任了支持生計的重要角色。教育費和各種支出費用隨著孩子的成長而增加，匯錢回家變得更困難，韓國丈夫不得不認真考慮會活得比自己更久的妻子和孩子的未來。此時，反向移民到越南是一個具體且並不新奇的計畫。雖然有些家庭是全家都搬到妻子的國家，但也有的家庭是夫婦留在韓國賺錢，只將孩子送到越南接受教育。

反向移民是經濟不穩定的國際婚姻家庭為了生存下去而做的選擇。事實上，對於已經超過冒險移民年齡的韓國男性，和已經習慣了韓國生活的越南女性來說，這個選擇並不容易。反向移民是國際婚姻家庭在快速變化的經濟環境中，感受到隨之而來的困難和新的可能性，因而把韓國和越南都當作考慮的選項。雖然兩國之間存在著經濟差距，但若待在韓國則難以擺脫僵化的階級體制，而到越南除了維持現在的位置，也有向上提升的可能。一位韓國丈夫已經到了不久就要退休的年齡，但仍然負擔不起年幼的子女在韓國補習班的上課費用。相反的，在越南養育子女，可能讓他們更有機會成為「國際領導者」，費用也更便宜。對於越南女性來說，還沒有成功就回國是丟臉且羞恥的事情，但她們也相信可以在越南家人的幫助下開展新的生意。

只有透過越南家人的合作與理解，反向移民才可能實現，這取決於韓國男性平常是否扮演好「女婿的角色」。因此，考慮反向移民的韓國丈夫會造訪妻子在越南的家，更常與親人培養情感，試圖建立自己的「地位」。對計劃反向移民的夫婦來說匯錢可以算是種子資金，當匯款透過岳父母家的情報網和社交網絡投入適當的地方，或者通過土地價格的增值保障了家庭的經濟地位時，便更容易進行反向移民。

不是只有韓國的家庭成員會互相了解情形並規劃更美好的未來，越南的家庭也了解移民韓國的女兒經濟上有困難，且不太有階級上升的可能。二○○八年，胡氏瑩與大自己二十歲、生活非常不穩定且一直在失業和打零工的邊緣徘徊的韓國丈夫結婚。二○一二年，我在河內遇到胡氏瑩的姊姊，她強烈建議妹妹一家反向移民回越南，也因此他們還沒有賣掉家裡擁有的土地。但是胡氏瑩卻說她在韓國成為正式的導遊前不會回越南。胡氏瑩的姊姊則相信，當越南的經濟有更多發展時，她的妹妹便會改變心意。

韓國男性和越南女性之間的國際婚姻，可以看作是沒有享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好處的貧困國民之間的結合。越南女性和韓國男性創造的「家庭」，展現出他們如何通過媒合與交換自身缺少的資源，來解決全球面臨的再生產危機。透過國際婚姻擴展到兩個國家之外的親屬網絡成為一個安全機制，將面臨嚴重經濟危機的人民跨國結合起來。匯錢、家庭邀請和反向移民是「來自底層的跨國性實踐」，通過國際婚姻家庭之間的合作和支援來解決危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們都離開了家：全球多元文化趨勢下韓國新移民的離散、追尋與認同》，台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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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賢美（김현미）
譯者：杜彥文

聆聽離開家的人，述說他們的故事

新移民在陌生的國度即便艱苦也從未放棄夢想，
我們如何能不具同理心呢？

本書透過一位文化人類學者及平權倡議者，
生動刻劃出在韓國的各國移民之生命軌跡、離散家庭，
以及他們跟母國的跨境連結。

這是韓國移民者的溫情書寫，亦具體映現台灣，
一起跟世界向「多元文化的公民意識」邁進。
全球化的多變時代，你我都可能成為離開家的人，
謹記「移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問題」。

在跨國婚姻與商業活動司空見慣的全球化時代，有一群人離開了家，前往異國尋求更好的出路──越南婚姻移民、尼泊爾非法移工、朝鮮族移工、僱用許可制下的蒙古移工、緬甸難民移工──他們來到韓國這個高度資本化的國家尋求一線生機，進入被要求學韓語、融入韓國社會的婚姻體制；從事韓國人不願意做的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辛苦（Difficult）的3D產業，只希望讓故鄉的親人過上好日子，讓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卻得因此承受韓國人異樣的眼光，忍受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忽視和歧視，淪為韓國社會底層沒有名字與臉孔的失語者。

本書作者金賢美教授投身移民研究、田野調查十餘年，親身採訪這些在韓國無法發聲的移民、不見天日的移工，逐一記錄下他們的故事。讓人不禁反思，在高聲疾呼尊重多元文化、促進民族融合的同時，我們是否意識到鋪天蓋地的強勢文化如何掩蓋了少數群體的聲音？是否聽見少數群體的心聲與訴求？由於婚姻或工作而離鄉背井來到陌生國家的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聆聽、理解與認同，而非片面、強硬的對待。從新移民到新住民，從單一同化到多元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趨勢下，但願更多人能聽到他們被掩蓋的聲音。

台灣開放婚姻移民定居，以及東南亞籍勞動工作者來台，已經長達三十年。我們必須傾聽移民的話語，共同打造有助於社會融合的「理解環境」，才有機會穿越性別、階級與國族的界線，讓離開家的人得到尊重與自由，實踐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Photo Credit: 台灣商務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