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與夏娃的興衰》:充滿禁果的樂園並沒有失去,而是從不存在

《亞當與夏娃的興衰》:充滿禁果的樂園並沒有失去,而是從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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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達爾文仍然小心翼翼,完全不去提《聖經》故事,他知道他的發現對這些故事特別有摧毀性。亞當和夏娃的名字完全沒有出現在《人類的由來》,但他的演化論處理的正是那些構成《創世記》寫作動機的問題:人類從何而來?

文:史蒂芬.葛林布萊(Stephen Greenblatt)

達爾文主義和相信上帝兩者並非不相容,但斷然和相信亞當與夏娃不相容。一八七一年出版的《人類的由來》(The Descent of Man)完全不容許我們的物種有任何可能是源自兩個住在伊甸園的新造人類。早前,達爾文已經把他的演化論呈現在一八五九年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該書是為非專家而寫,具有巨大衝擊力,但它在討論眾多物種時刻意不談人類。所以,讀者在讀該書時,雖然有可能覺得物競天擇的科學原理可信,但仍然認為人類不受這種規範所有其他生物生存鬥爭的過程所支配。

在一八七一年之後,一件事變得再無疑問:達爾文本人就像他的追隨者那樣,相信憑著他耐心搜集的大量證據可以推論出人類一樣受到演化的支配。

樂園並沒有失去,它只是從不存在。人類的發源地不是一個和平的王國。他們從未享有過完全的健康和富足,不曾有過沒有競爭、痛苦和死亡的人生。無疑,有些時期食物比較充足,但這些時期不會無了期地持續下去。我們最遙遠的祖先必須和其他生物分享資源,而這些生物的需要就像他們一樣緊迫。危險極少遠離他們。即使他們成功抵擋大型掠食者,仍然要忍受軍蟻、腸道寄生蟲、牙痛、骨折和癌症。如果一切條件剛剛好,人類生活是可以異常甜美,不過達爾文所考察過的廣大空間顯示,沒有一個神奇的時間或地點能讓我們的所有需要都愉快地得到滿足。

做為一個物種,人類既不是獨一無二,也不是一次就被創造出來。除了在夢中和幻想中,我們不可能一出生就是成年人,能夠說話、照顧自己和繁殖後代。我們所演變而成的那種靈長類是經過一段極漫長時間,從已滅絕的人類種類演化出來,他們擁有很多和我們一樣的生理特徵:身體直挺,用兩條腿走路,手和腳在形狀和功能上有所不同,犬齒小,有一個下顎。這樣的事情是如何發生以及是在什麼時候發生,仍然存在相當大的爭論。

有一些特點讓現代人類突出於其他動物,特別是語言、道德意識和運用理性的能力。但達爾文堅稱,即使是這些性質,它們和那些與我們有關的其他物種所擁有的性質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種類上的不同。我們除了和靈長類(黑猩猩、大猩猩和紅毛猩猩)有著連續性,也和其他很多物種有著連續性。達爾文認為,要體認這種連續性並不需要對珍禽異獸的行為擁有專門知識,光是仔細觀察鳥類和狗一樣可以辦到。

達爾文起初沒有揭露自己發現的全幅意涵並不讓人驚訝。他自己家裡就有著一個可見證他的理論有多麼讓人困擾的人:他信仰虔誠的太太。在《人類的由來》的序言中,達爾文表示,他多年來都有寫人類起源問題的筆記,但「卻沒有出版的打算,反而決心不出版,因為我認為那只會增加反對我的觀點的偏見。」《物種起源》的讀者總是可以自行推論出結論,但他不打算把這個結論寫成白紙黑字。

即使在他克服自己的保留、把研究結果公開之後,達爾文仍然小心翼翼,完全不去提《聖經》故事:創世的故事、伊甸園的故事和人類墮落的故事。他知道他的發現對這些故事特別有摧毀性。亞當和夏娃的名字完全沒有出現在《人類的由來》,但他的演化論處理的正是那些構成《創世記》寫作動機的問題:人類從何而來?為什麼我們必須辛勤勞動才能生存?慾望——達爾文稱為「性選擇」的對特定個體或個體特徵的慾望——在物種的長期發展上扮演什麼形塑角色?為什麼我們必須受苦和死亡?特別是,達爾文和他的繼承者設法解釋人類對古老驅力、衝動和慾望的繼承。即使這些慾望明顯帶有危險性,即使它們會驅使我們表現出暴力、病態和自毀的行為,它們仍然極端難以被克服。情形就像我們的祖先透過某種隱藏的機制給我們傳遞了一組經驗、調適和選擇,以致我們的環境雖然已徹底改變,但它們仍然在我們裡面保持活躍。

做為這些非常有問題的遺產的繼承人,我們也許已經意識到其中一些最具傷害性的衝動,懂得疏遠它們。但這不總是能做到。我們一生中總是會有時候屈服於這些衝動,而且這些時候十之八九很多。我們所屈服的大部分都不是習得行為(learned behavior),而是與生俱來,先於我們在特定環境所形成的特定人格,也先於我們獲得運用理性的能力。我們的人格和文化環境會和這種遺產互動,而我們的理性也是可以奮力對抗最毀滅性的衝動,但它永遠無法完全被取消。我們對我們的行為負有責任(我們不是自動機器),但同時我們的自由卻又受到嚴格限制。

特別是在奧古斯丁之後,《創世記》的詮釋者把這些遺產理解為懲罰,是我們最早祖先犯罪的結果。但在達爾文看來,伊甸園並不存在。我們從古早祖先繼承的也不是神的懲罰,而是我們物種在數以十萬年計的時間裡成功適應環境的痕跡。所以,我們的性分工、我們對糖和動物脂肪的渴望、我們對火的駕馭、我們的細緻社會技巧、我們製造工具的能力、我們用語言和圖像表達的能力,全都有助於我們在一個嚴酷危險的環境中生存。

《聖經》把人類必須不間斷工作以求生存理解為一種懲罰,達爾文則把它理解為一種必要的成就。《創世記》的作者把女性生育時經歷的痛苦視為夏娃受到的詛咒之一,演化生物學則視之為一種成功的生物學交易,也就是說,那是我們為了結合一種雙腳行走生物的最大尺寸盆骨,和一個能夠發展出異常大的大腦的最小尺寸新生兒頭顱骨所付出的代價。身體直立讓我們可以掃視大草原,更容易尋找食物,以及讓我們空出手來投擲投射物。擁有一個大的大腦讓我們可以發展出一系列我們生存和繁榮必須仰賴的技巧,使我們不會因為力氣較小、缺乏尖牙利爪和沒有厚皮膚而落入不利處境。對達爾文來說,這些人類特徵不是原罪帶來的懲罰,而是隨機突變帶來的禮物和在時間長河中習得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