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佔領街頭？》：香港民主運動如何從非暴力抗爭到「暴力邊緣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香港人怒火無法平息，關鍵即是一國兩制之結構性的矛盾。就算沒有了逃犯條例，類似的威脅仍將持續出現。而當初梁天琦的大膽想法，也逐漸成為這場時代革命未明言的運動方針之一。
文：何明修（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從非暴力抗爭到暴力邊緣論
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政府的確曾採用各種手段，企圖止息民眾的不滿，包括釋出利多，以經濟景氣不佳為理由在八月中推動各種「紓民困」措施，減免電費、減稅、提高各種津貼。但更多時候，執政者是採取強力壓制的手段，嚇阻人民的參與。從六月起，政府就祭出可以監禁十年的暴動罪名，大規模整肅被捕的示威者。反對派的政治人物與公民團體的領導者經常成為不明人士施暴的對象，從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無差別攻擊事件來看，警察縱容、私下勾結黑幫暴力分子，已廣為人知。警方所動用的武力也越來越不成比例，連急救少女、外國媒體記者都受到嚴重的肢體傷害，更何況是站在更前線的示威者。也越有越多的人以親身經驗控訴，香港警察以暴力私刑、性暴力對待被捕者。
「白色恐怖」過去並不是香港人常提到詞彙，但隨著警察武力的無節制使用，這樣的感受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日常經驗的一部分。從七月之後，抗爭現場從先前的港島區，蔓延到九龍與新界，深水埗、黃大仙、元朗、沙田、天水圍等社區居民都直接感受到了催淚彈的震撼；也由於警察的濫捕，只要走得慢的街坊就有可能遭遇被捕或被打的威脅。香港地狹人稠，商場、地鐵、天橋等公共空間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暴走的警察卻將這些場所變成流血的殺戮戰場。
7月14日沙田遊行被警方多面包抄，最後成為新城市廣場的「困獸之鬥」，嚇懷了許多中產階級消費者。7月21日白衣人在元朗站施暴，8月11日警方在葵芳站與太古站追殺逃離現場的示威者，8月31的日太子站，警察更是瘋狂施暴，毒打所謂「偽裝成市民的示威者」。這些流傳出來的影像十分具有震撼力，地鐵乘客、商場購物者、社區居民都有了「警察國家」的切身體驗。
一旦動用了《緊急法》，香港就處於準戒嚴狀態，大部分的遊行與集會都不被警方允許，即使被批准的公眾活動也有可能被要求提前解散。地狹人稠的香港高度依賴大眾運輸系統，但每當有遊行集會，港鐵與巴士就停駛，阻撓民眾的參與。十月之後，港鐵已經多次取消晚上十點之後的列車，其效果也等同於「宵禁」。有《禁蒙面法》的先例，香港政府等於獲得一張不受限制的空白授權書，未來甚至有可能阻斷網際網路、延長被捕者的羈押時間。《明報》10月16日公布了一項民調，顯示77%的民眾反對政府動用《緊急法》、62%認為《禁蒙面法》無法平息抗爭，53%認為政府要為暴力衝突負最大責任。
香港政府聲稱示威者是「暴徒」，有些前線勇武派用磚頭、棍棒、汽油彈與其他自製武器攻擊警察，也是事實。但正常人都可以理解，濫暴警察與暴力示威者之間有巨大的武力差異，警棍與雨傘的傷殺力不能相提並論。更何況，就算是最勇武的示威者也不會浮濫使用暴力，他們往往針對的是落單的警察；但警察所擊發的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布袋彈，甚至是一般子彈，卻不長眼睛，不論是否參與示威，一樣具有致命的殺傷力。這也是為何一般市民開始厭惡警察，許多社區或商場都宣布不歡迎警察進入。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9月4日同意正式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企圖止息已經蔓延燃燒近三個月的抗議運動。林鄭宣布之後，民主派議員與示威者的「民間記者會」提到，近三個月來，已經有上千人被捕，其中有71人被控可處十年的暴動罪，有三隻眼睛永久殘廢，更有至少八位香港人選擇了自殺。這樣巨大的社會代價是並不是執政者的些微讓步所能彌補的。事實上，6月12日的金鐘立法會抗爭，警方發射了150顆催淚彈，還從醫院與救護車逮捕受傷人士，同時將反送中定性為暴動，反對運動在這一刻就已經立即升級。
「被送中」的恐懼與威脅感是一開始驅動反對運動的力量，但從六月中開始，示威者越來越是基於義憤，尤其是警方動用不成比例的武力，以及與黑社會勾結的情事。如果沒有7月21日元朗白衣人的無差別攻擊事件，就不會各部門公務人員紛紛用證件表態，以及8月5日的三罷（罷工、罷學、罷市）行動；如果沒有8月11日警察用布袋彈打殘女急救員右眼，就不會有12日與13日大規模的「警察還眼」機場集會，導致接連兩天班機取消與延宕。也是因為8月30日的大搜捕，警方捉了本土派、自決派、民主派的代表人士，才有隔天成千上萬群眾無視禁令，參與了港島的遊行。
執政者無視沸騰民怨，以為國家鎮壓機器可以達到威嚇效果，結果適得其反。這段期間以來，香港人的膽量變大，前線示威者也學會更靈活與敏捷的勇武抗爭方式。2014年9月28日，香港警察在金鐘丟出了89顆催淚彈，當晚網路上到處流傳解放軍坦克車已經出動的假消息，佔中運動領袖與學生急忙勸退群眾，要求「擇日再戰」。這一次，中國官員與軍事將領殺氣騰騰揚言「止暴制亂」，對付他們所謂的「恐怖主義的苗頭」；但香港人似乎已經看穿這樣的恫嚇技倆，「跪求解放軍出動」成為網路流行的話語。
在以往的香港民主運動中，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傳統的基調。雨傘運動強調「公民抗命」（公民不服從），即是有意識地違背法律，這已是向前跨出很巨大的一步。在佔中三子原本的構想中，挑戰法律的行動需要公開身分、採取和平手段、不抵抗警方拘捕，並且願意承擔法律後果。在雨傘運動結束後，政府秋後算帳，主事者逐一被判刑入獄，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公民抗命顯然已經碰壁。最早倡議更激進路線的是本土派領袖梁天琦，在2016年2月新界東補選中，他聲稱參考台灣的《美麗島》雜誌經驗，主張所謂暴力邊緣論。這種策略強調抗爭者應更為進取，主動挑戰政府的底線，萬一警察使用過當的武力對付示威者，就會激發民情反彈，如此即可順勢推進運動的訴求。
等到反送中運動爆發，梁天琦早就因為參與魚蛋革命入獄，服其六年的暴動罪判刑。但是，縱觀反送中運動的進程，常見的情況是示威者包圍官署、設置路障、阻擾交通、汙損國旗或其他象徵，警察因此採取過當的壓制手段，如此一來即是製造出源源不絕的民怨。身陷獄中的梁天琦無法參與反送中運動，但是當初他的大膽想法，卻儼然成為這場時代革命未明言的運動方針。
香港人很清楚問題的關鍵：沒有真正受民意節制的政府，就會產生濫權與濫暴的警察。香港淪落為暴警橫行的城市，追根究柢的原因是因為香港人沒有自由，他們的政治領袖是對北京負責，而不是服務廣大的市民。逃犯條例的爭議只是這場盛大的反抗運動的一椿意外導火線，在此之前，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立法會宣示風波、一地兩檢等爭議也是源自於相同的中港矛盾，只是沒有演變成為全民抗暴。一國兩制所允諾的五十年不變與高度自治被不斷地掏空是香港人的具體感受。在未來，就算沒有了逃犯條例，類似的威脅仍將持續出現。
香港人怒火無法平息，關鍵即是一國兩制之結構性的矛盾，渴望民主自由的城市與日益走向法西斯極權的國家是無法和平共存的。就這一點而言，香港的獨派人士宣稱「只有兩國、才有兩制」，顯然是早已看清一國兩制真正的本質。如同所有的社會運動，反送中運動終會有結束的一天，但這樣的體悟卻可能是其留下的遺產。
延伸閱讀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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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明修
太陽花、雨傘、反送中都屬於一種罕見的社會運動類型，其特點在於未預期的爆發、大規模而且密集的參與、有深遠影響的後果。社會學家認為，某些特殊的抗爭事件，在行動當下或許成敗未知，但若由後見之明觀之，這些事件將會徹底扭轉既有的政治格局，開啟前所未有的行動可能性。他們將其稱為「翻轉歷史的抗爭」。
發生於台灣與香港的這三場運動，更有其社會脈絡下的特殊之處。華人文化向來服從政治權威，為何會上演這般高度衝擊性群眾抗爭？這幾場抗爭的成功機率幾乎為零，兩地參與者為何會參與一場看似不可能成功的行動？公民團體與政治人物都在這幾場抗爭中被邊緣化，太陽花與雨傘的運動領導者甚至是學生，我們要如何解釋這種不尋常的運動領導者？如此大規模的集體行動，究竟是如何產生，並且長期維繫？
本書田野及理論並行，一方面透過一百多次的訪談，試圖描繪運動參與者的所言所行，賦予這幾場近年來對台港兩地造成巨大影響的抗爭運動，更立體的樣貌。另一方面則試圖就社會運動研究者的角度，解釋台灣與香港幾場翻轉歷史的抗爭之起源、過程與後果。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