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為何仍然執著梅姐的政治取態?——在梅艷芳逝世16周年看八九六四

香港人為何仍然執著梅姐的政治取態?——在梅艷芳逝世16周年看八九六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甚麼流行雜誌會把梅姐形塑為一個摯誠的赤子形象,去保護受到欺凌的主體,為他們挺身而出呢?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筆者:海邊欄(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碩士,中學開始修歷史與文學,發現自己愛幻想不愛現實;讀研究所師從劉紀蕙老師,了解幻想無法脫離現實但又超越現實;上班後相信生活需要揭開幻想神秘之面紗,然後又用幻想來補縫就是點滴成金的創造。)

對梅艷芳紀念的形式,不應只得樹碑立傳。在她去世16周年的今天,如果能把她的形象視為一種動能,透過梳理其形象讓人們審視當下之局勢,我相信這是一種更有意義的追思方式。

當80年代首屈一指的巨星譚詠麟在大眾面前公開參與撐警集會後,蘋果刊登了一篇題為〈如果梅艷芳仍在世〉的文章,內容想像這個同為80年代在演藝事業上所向披靡,曾熱心參與八九民運,並於加拿大公開指自己不怕被(中國政府)秋後算帳的巨星,到底會有何表現?

文章後面慨嘆這些想像的結果都只能空餘遺憾,因為我們永遠不能知道曾被媒體描述成豪氣干雲的梅艷芳,在年邁之時會否因時代巨輪的翻轉而改變其初衷。1

無錯,梅艷芳的英年早逝讓我們無法知道她今天在面對「反送中」運動時會否為公義而戰。但筆者在這裡欲指出,即使1989至1991年間年青的梅艷芳被形容為一個為民主及國家而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星,我們也無法準確了解她的發心為何,因為所有明星,或者一個社會「圖標」(Icon),它只是一個由時代、明星(不只是明星本人,而是整個創作團隊)及受眾(媒體、粉絲等)共構而成的幻想(Fantasy)。幻想是主體通過想像來穩住精神狀況的心理機制,其主要作用為處理主體面對身分危機時的恐懼。它反映社會的期待,也同時折射社會的恐懼。

雖然我們不能通過研究梅艷芳的言行來了解她的為人,但我們可從有關於她的文本(Text),如唱片形象、電影、媒體報導、受眾反應等等,來了解一個集體在一個特定時間的幻想,以及其背後的期待、焦慮、敵意等內在經驗。

筆者希望在這篇文章,先透過當時媒體的報導分析當時梅艷芳在公眾心目中扮演的角色,繼而剖析該形象、大眾心理及時代脈絡的關係。第二,本文希望能對梅艷芳跟「反送中」運動的「圖標」作簡單比較,並提出一些可供反思的問題。

梅艷芳的兩種特質

六四事件對香港構成了極大的震撼。沒有人能預計1989年正處於改革開放階段的中國會爆發自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民間運動,以及政權以軍事力量來撲滅民運的火苗。當時幾乎全港的公共媒體、不論是電視、電台、各類型的報紙雜誌均大幅度報導八九民運的消息,把它定性為一次由人民自發性追求民主自由的運動,並一致以批判及悲天憫人的眼光,譴責政權的「血腥鎮壓」。六四事件徹底破壞了香港對中國政府的期待,也對香港的自我整全感覺構成嚴重的干擾。香港人想像1997年後可能會遭遇到與六四事件類似的經歷,身分問題迫在眉睫。梅艷芳當時作為一個被集體投注的對象,它的形象定必承載香港人於當時的心理狀態。以下我將提出梅艷芳於當時的兩種特質,並作出分析。先看看雜誌1989-1991年間對梅艷芳參與八九民運一事的報導:

這些,來自北京學生爭取民主,搞學運開始,她與許許多多的演藝人一樣,都是盡心盡力獻出個人每一分力量。梅艷芳更多了一份真......「這不僅是北京學生的事,是全中國人的事啊﹗眼看學生受到血腥鎮壓,怎不叫人心痛,更不相信這真的事實。」2

我(梅艷芳)在美加歌唱無數次了,然而這一次感受卻完全不同。我沒有帶妖女裝、壞女孩、全無華麗的衣服,我帶了一顆真摯的心,就這樣來了......有人問我,你這樣熱心搞民主,怕不怕呢?我說不怕。3

上面三節引文清晰顯示,面對六四軍隊鎮壓的災難,梅艷芳比其他藝人「多了一份真」,這顆「真摯的心」顯現於她當時說真話及求公義的行為實踐上。為甚麼流行雜誌會把梅姐形塑為一個摯誠的赤子形象,去保護受到欺凌的主體,為他們挺身而出呢?

Stephen Hinerman〈「我將在你身邊」——粉絲、幻想和Elvis Presley的形象〉一文在分析明星Elvis Presley(貓王)對粉絲的作用時指,當主體身分在特定文化情境受到威脅時,明星的形象對他們而言起著暫時縫合的作用。Elvis Presley被投射出來的特點——溫柔、友善、文雅深情等等,就是其粉絲在生存境遇中無法得到的東西。4

香港社會對中國民眾運動出現同理式關注的前提為傷害存在於主體本身,這傷害的本身致使主體/他者之間出現界線鬆動。80年代香港的恐共情結,結合市民在電視前看到學生及市民受傷害的慘狀,使香港從看見別人受苦的過程中,想像到自身受苦的情境。如果借用Stephen Hinerman的分析,我們發現梅艷芳跟Elvis Presley一樣,都扮演著撫慰者的角色,在缺失已成為如此有力的一個威脅時,為受眾作縫合。港人跟當時示威者處於同一位置(受傷害),以同理的角度看待不威者,梅艷芳對民運者的同情,以及付出的摯誠,某程度上也是對香港人的慰藉。這慰藉能作為一種力量,對抗突發意外帶來的震動。

除了真誠,以及參與運動時具備的熱情及勇氣外,第二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質是梅艷芳流露的國族性。先看看1989年由梅艷芳唱的民運歌曲〈四海一心〉的歌詞:

我與你遙隔幾千里
血裡卻共有這刻記
永遠共分享痛悲
要奮勇投向這真理
要決意達到這希冀
寧勇敢犧牲自己
協力圍護你

歌詞非常明顯地指出我(香港)與你(中國民運人士)血脈相連,同根同生,故應團結起來同覓「真理」(民主自由)。無獨有偶,雜誌同樣出現相似的論述:

梅艷芳:「感覺上對北京人民有很大的改觀,從前的感覺,國內的人民是思想守舊,但是現在發覺他們原來是有思想,關心社會的事。自己身為中國人,當然要支持這個運動,如果國內有要求的話,只要國家有用得著我的地方,我會親身到前線作支援。」5

梅艷芳:「是,我是很積極的。因為我覺得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做的,我做並不表示甚麼,這是群體力量應該達成的運動,單單是我一個人做的,並沒有意思,我希望以我和其他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能夠以行動去喚起其他中國人對此事的關注。」6

顯而易見,流行雜誌跟民運歌曲一樣,借梅艷芳之口表現中國跟香港本是一家的血緣關係。這種國族一家親的論述建基於對抗共同敵人的前提之上,而這敵人就是腐敗黑暗的「政治中國」,當中暗示了香港於當時既希望同化於中國,同時又對黨國破壞香港主體性的問題上持警惕的態度。根據上面兩則引文,我們發現梅艷芳跟「有思想」、「關心社會」的學生站在同一陣線,以人道主義的立場,成為推動「中國民主」的先鋒,同時借此來區別未有受到啟蒙的中國人。「我希望以我和其他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人士,能夠以行動去喚起其他中國人對此事的關注。」一句反映梅艷芳正扮演支援者的角色,協助所有支持民主的中國人(包括香港)爭取公義。

甚麼歷史情境使梅艷芳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呢?我們了解,助人與救援,是一個身分的象徵與呈現。主體可借救援這操演性行為,來獲取一個身分。回歸問題展開後,香港於中國一直未有一個明確的位置,於身分問題上焦灼不已。加上八九民運帶來的創傷性衝擊,使香港急欲通過現有資源來作為心靈港灣。梅艷芳的形象就是當時的資源。大眾社會正通過梅艷芳之口,企圖想像並確認自己現在與未來於中國的位置,以支援者及民主先鋒的身分,名正言順地介入中國事務。支持六四運動,是要強化自己優勢的身分,從改變香港作為起點到改變中國,來達成自我防衛。

梳理梅艷芳民運形象得出兩點反思

回到今日的社會情境,通過梳理梅艷芳於八九民運期間的兩個形象,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反思:

一)雖說今天沒有「大星」能像梅艷芳一樣,獲得一個社會的集體投注。但「圖標」——即作為一個被社會貫注精神能量的物,依然散佈於不同角落及不同界別。不論是「進擊記者」利君雅、立會議員朱凱迪及「鄺神」、「絕食銀髮族」陳伯、民主歌手葉德嫻,他們的形象跟我上文的分析都是相近的。社會大眾渴求的似乎並非是只講理性講秩序講律法的人物。相反,他們更需要一個能付出真心,為信念「連坦克都可震開」的英雄來滿足他們的內在需要。

上文我已指出,明星折射社會對現實威脅的恐懼。如果六四時梅艷芳代表的是市民對中共政權的恐懼,今日散落於各行業的「圖標」,折射出來的就是對「自己人」——警察及政府徹底的不信任。本來被認為是有勇有謀的警察,今天的形象盡毀,市民須依仗其他「圖標」為自己帶來安全感。這些「圖標」再一次告訴我們,市民關注的不是《逃犯條例》的細節,也不是法律條文的解說,我們考慮的是所謂「自己人」的濫權濫捕(暴)有沒有威脅我的自由。要處理這種核心矛盾,第三方的權力監察必須出現。

二)比較之下,梅艷芳跟今日的「圖標」的最大差異為國族性。「反送中」運動大部分的「圖標」都具備以下前提:(1)只討論香港事務、(2)跟中國政府及商業活動割蓆,較為明顯的例子為歌手何韻詩及黃耀明、演員黃秋生及杜汶澤。從1989年到現在整整30年,到底社會出現一個怎樣的改變,令我們的投射出現了如此大的差別?這個問題也牽涉到「反送中」運動中持續出現的代際衝突(如年輕人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家長卻認為自己一定是中國人的爭論),之後的抗爭必須好好處理。

另一方面,雖說國族性是二者的差異,但梅艷芳跟今日的「圖標」依舊呈現異中有同的情況。上文已指出,梅艷芳認同的中國人是走在前面抗爭者,認同中國的前提為接受民主自由的價值。同樣,從「反送中」運動的「圖標」可見,主流社會的訴求都是民主及自由,而不是激進地要求推翻政權。兩者同樣希望香港民眾應先做好一個人、一個公民,再去討論其他身分上的認同。如果是這樣,我們的戰線是否可延展至每一個角落,如支持民主自由的西方社會,甚或爭取更多支持民主自由的中國內地人的支持?

〈如果梅艷芳仍在世〉一文中,嘉銘認為「不知道梅艷芳於今天的決定」是一種遺憾,但正正是遺憾,我們才有所待,那個追求公義及理想的夢才得以保全。然而,不得不提醒讀者,明星或「圖標」只是一個避風港,暫時穩住那個受了衝擊的心靈。要真正處理市民的恐懼,不是提早復會搞經濟,而是從制度入手,讓普羅大眾不需只能依賴「圖標」,讓自己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

參考資料:

1 陳嘉銘:〈如果梅艷芳仍在世〉,《蘋果日報》,2019年7月21日。
2 小露寶:〈梅艷芳自認福大命大,不怕秋後算帳 江湖女兒豪情,行為勇氣可嘉〉,《銀色世界》,總89期(1989年8月),頁26-27。
3 樂道:〈梅艷芳不靠衣裝靚到手指尾 吾爾開希感懷高歌場面感人〉,《明報周刊》,總1103期(1990年5月),頁52-53。
4 斯蒂芬‧海納曼(Hinerman, Stephen)著,陶東風譯:〈「我將在你身邊」--粉絲、幻想和埃爾維絲的形象〉,載陶東風主編:《粉絲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5 〈學運牽連的深遠影響 歌影視界人士各抒己見〉,《100分》,總75期(1989年5月),頁19-20。
6 〈倫永亮好友連載對談〉,《100分》,總103期(1990年6月),頁9。

責任編輯:Alvin
核稿編輯:Ka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