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不平等的心理學:貧窮與我們的生活品質究竟是什麼關係?

階級不平等的心理學:貧窮與我們的生活品質究竟是什麼關係?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社會心理學家稱這個普遍的、你我都有的、「用周遭他人重新定義貧窮」的現象「社會比較」。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已開發的國家中,相對不平等才是使人短視近利的主因,因為看著其他人有錢,讓我們覺得自己比實際上還要更窮,更沒有未來。

文:張硯評(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貧窮是許多社會問題的主要根源⋯⋯嗎?我們普遍相信學生學業落後、成人或青少年犯罪、公共衛生與疾病等等問題,都與貧窮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原因似乎很合理:因為家裡沒錢,學生放學後要打工、幫忙家裡生計,也就相對缺乏時間溫習功課。沒讀書,成績落後大概也只是剛好而已。另一方面,經濟地位低的家庭可能也沒有能力在孩童進入正式教育、讀小學以前,透過先修、補習、「全腦開發」幼兒園、甚至「補充大腦需要的營養」等方式,讓孩子「贏在起跑點」。進了小學,第一次考試時就失去信心,往後也就更放棄學業了。至少奶粉廣告都是這樣恐嚇爸媽的。

除了教育,普遍大眾與許多研究者也都相信,犯罪問題(如竊盜甚至殺人)或公共衛生問題(如營養不良、「不知道嬰兒不能睡大人的軟床」等造成孩童早夭、青少年懷孕、大眾個人衛生習慣與環境衛生維護不佳導致疾病傳播等)也都與貧窮有直接關係。原因是這些社會問題某種程度上都可以被看做是大眾教育的不同面向:老師、電視、政府都有在教,但是窮人沒在聽、工作太忙沒空聽,或是根本負擔不起電視與其他「高品質」的資訊媒體。

反映以上各種客觀社會問題與經濟的關聯性,過去研究也確實發現,在單一國家內比較個人收入、或是在國家間比較收入(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指標,當然必須先調整通膨、物價等等),收入高的人與國家,比收入低的人與國家,心理上更滿意自己目前的生活、環境,也比較開心。貧窮,似乎真透過造成個人與社會的問題,讓我們的生活整個陷入谷底。但真的是這樣嗎?

在70年代初期,Richard Easterlin曾分析各種歷史資料,發現儘管在國家之內與國家之間,收入與幸福(happiness index)有穩定的關聯性,但是隨著時間慢慢推演,GDP或個人收入的增加卻沒有顯示出與上述相同的現象:「變」有錢,時常沒有讓人變更開心。我下面還會進一步指出,某些極富裕的國家甚至有著各種不可思議、極高程度的社會問題。而這個錢與幸福的兩面關係,即成為日後著名的「Easterlin悖論」:究竟貧窮與我們的生活品質是什麼樣的關係呢?是什麼原因使得這個關係一下樂觀、一下消失、一下又變悲觀了呢?

截圖-2019-12-28-下午6_26_07
Photo Credit: 本文作者提供

原來,在許多互不衝突的解釋當中,其中一個目前大家廣泛接受的理由是:「我窮沒關係,不要比你窮就好;富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比你富裕」。也就是說要了解Easterlin悖論,一個方法是要先區分「貧窮」與「不平等(中的弱勢)」。這兩個概念時常在理論與實作調查上被混在一起,因為在一個社會或團體裡,貧窮的人同時也是處在團體成員不平等中的弱勢位置的人。絕對貧窮,也是相對弱勢。但是當我們把歷史資料攤開來,貧窮與不平等突然有了區分的可能性。一個人或是國家,可能隨著時間變得更富裕、不再貧窮、更能滿足生活的各種需求、更有能力提供孩子所需的教育與營養。但是同時間,若是其他的人與國家也同時、同等地向上提升,那麼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相對差距是不會有任何改變的。也就是「我不窮了,但還是比你窮,所以也沒什麼好開心的」。

支持這樣的一個觀點,研究發現儘管一個國家內以及與其他國家相比,國民收入與健康問題確實有正向的關聯,但是這個關聯並不強,還有許多未知的因素影響我們的健康。而這些其他因素,不意外地,包括了我們這裡關心的、國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而且「不平等」本身有著不受貧窮影響、且更強大的效力來預測國民健康問題。除此之外,研究者也在國民壽命長度、肥胖問題、精神疾病與困擾、學生輟學比率、青少年懷孕、嬰兒早夭、甚至兇殺與其他犯罪比率上看到了相同的現象。而其中已開發國家又比開發中國家更為明顯。理由是,貧窮本身當然還是有不好的影響。如果連三餐都不能溫飽、沒有足夠保暖的衣物過冬,人當然是沒有什麼開心的本錢。但是,當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基本需求不再是問題的,那貧窮本身就不再顯得那麼重要了。反之,不平等,也就是「比」我們周圍的人有錢,則變成人們在經濟上主要考量的重點。

換句話說,在像台灣這樣的一個經濟體中,「相對」貧窮的家庭出身孩子,將可能比「相對」富裕的家庭出身孩子,更有可能輟學,儘管這些相對貧窮的家庭實際上可能沒有負擔孩子正常教育的困難。而這也就跟我們一開始提的、「窮孩子因為打工沒了念書時間、最後導致輟學」的想法有了出入。但是,怎麼會這樣呢?有錢念書、沒有必要一定要輟學,為什麼最後還是輟學了呢?針對這些看似不理性、沒有原因卻還是選擇輟學或犯罪的行為,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提出了許多類似且互不衝突解釋,而這些解釋大多可以在下面這個真實故事中展現出來。

社會學家Venkatesh在90年代時研究美國的毒品經濟,認識了一些毒販,親眼目睹過毒品交易,還曾經拿到記載詳細的交易帳本。他發現,與一般好萊塢電影中住豪宅、開名車的毒梟大相逕庭,毒販的平均時薪其實只有3.5美元左右,與當時的法定最低薪資差不多而已。奇怪的是,與電影相同,這個多出現於貧窮區的產業「工安意外」極為頻繁,年死亡率7%,比阿富汗戰爭的軍人還高。這使Venkatesh好奇,是什麼樣的原因使這些貧窮區的人們選擇這個錢少事多、不理性、其實難以讓人翻身的行業?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終於,經過幾年訪查,Venkatesh的毒販線民JT問了他這個問題:「假設現在有兩個傢伙,都拿了很好的原料給我。一個說如果我現在多付兩成,往後都給我打九折。另一個說他現在給我九折,但是一年之後我要用市價跟他買貨。如果這樣,我要怎麼買?」Venkatesh沒有頭緒,所以JT接著解釋:「在這個行業裡,沒有事情是確定的。你的藥頭一年之後可能被抓了,或是根本就掛了。你現在有折扣,就要拿。」

截圖-2019-12-29-上午10_55_20

從這個角度來說,窮人家小孩輟學,是不是也就沒有表面上那麼不理性了呢?如果未來沒有保障、故事沒有劇本、人生充滿意外,教育這種早早投資未來的行為也就不像當初算計的那麼有報酬了。如果我多撐個幾年還是要放棄,倒不如現在就出去工作,不是嗎?另一方面,既然這個表面上不理性的作為,某種意義上還是理性判斷的結果,人們從周遭環境得到什麼資訊來進行判斷就變得很關鍵。對絕對貧窮的人來說,他們或許不需要太多證據就知道自己的環境很困難。然而一般研究中所謂的貧窮,是以我們百萬年前就從演化得到的這副身體為標準,所以不挨餓、不受凍、能呼吸就已經達到標準。可是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與社會,早已複雜到超越了我們身體的直接感官,使得我們需要以其他人作為參考點,與他們相對比較進而間接了解自己的處境:如果他拿iPhone,我拿Samsung,那我應該還不算太窮吧。

社會心理學家稱這個普遍的、你我都有的、「用周遭他人重新定義貧窮」的現象「社會比較」。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在已開發的國家中,相對不平等才是使人短視近利的主因,因為看著其他人有錢,讓我們覺得自己比實際上還要更窮,更沒有未來。支持這樣的觀點,生物學家發現提高蝴蝶與果蠅的隨機死亡率(對,他們就隨機殺掉一些果蠅),會使這些昆蟲的成長期縮短(降低投資)並提早繁衍下一代(提早收割)。同時間,挨餓的蜜蜂也會比其他蜜蜂更傾向到數量稀有、但是花蜜豐富的花採蜜,因為他們只有機會吃一次,吃到了但是沒有吃飽還是一樣會餓死。類似於昆蟲研究,社會學、心理學、公共衛生研究也發現面對社會、經濟壓力與危機的女孩比其他女孩更早進入青春期,也傾向較早生小孩、生較多小孩。

若進一步區分生活壓力的類型,研究也指出生活在經濟不平等程度較高的州的美國人,較其他美國人更常花錢打理自己的外貌、買衣服、上美容院,也更常在Google搜尋樂透、高利貸、事後避孕藥相關資訊,以及消除宿醉和通過毒品檢測的方法。最後在國與國之間,生活在經濟不平等的國家的女性,也確實比生活在較為平等的國家的女性更常在Twitter及Instagram上貼性感自拍照(這個研究沒有研究男性,所以不隱含「只有」女性如此)。重要的是,這個研究已經以統計方法抵銷了GDP(絕對貧窮)以及性別不平等(如權力、分工不平、刻板印象等)的影響,顯示出經濟不平等本身即與人們自我物化的傾向有緊密的關聯。

因此,雖然在Google搜尋樂透不等於買樂透,貼性感自拍照也不保證會意外懷孕,許多研究都已經指出經濟不平等會增強人們快速收割、先行享樂,如果出問題,事後再來補救的生活態度。而這種追求跟規劃人生的方法的總體改變,才是這一系列不平等研究的核心關懷。與許多大眾論述不同,不平等與貧窮不需要透過「限制」弱勢階級對於世界的了解,使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失能、變笨、沒有知識,才能使弱勢階級一再選擇對自己長期來說不利的行為。相反的,他們可能正是因為太了解自己的處境,才做出中產階級旁觀者、學者(通常也為中產階級)難以理解的決定。因此,既然弱勢族群不是搞不清楚狀況,旁觀者們就不應該繼續用這個理由催眠自己,認為「把有問題的人修理好、教育好即可」,甚至進一步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的事實。掩蓋社會整體結構對人們的影響,只會使我們離理想的世界更加遙遠。


※ 給有興趣讀者的延伸閱讀:奇斯.裴恩(Keith Payne)著,李宛蓉譯,2018,《破梯效應:社會就是地位的階梯,比較的結果決定處境,我要跟誰比,才有實質效益而非打擊?》台北:大是文化。

本文經巷仔口社會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