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頸洩憤的醫病關係:中國「互害型社會」,沒有人是無辜的

割頸洩憤的醫病關係:中國「互害型社會」,沒有人是無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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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人可能對自由、民主這類普世價值沒有太多興趣,但是當政府治理的效果不張,導致他們的權益受損時,維權的意識可能比任何時候都要強,政府在這個時候總是首當其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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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全球各地的人們歡度耶誕節的時候,北京朝陽區民航總醫院急診搶救室發生了一起殺醫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割傷女醫生楊文頸部,導致楊文醫生搶救無效後身亡。案發現場的監控視頻在網上曝光後,引發了人們的極大震驚。

就在大部分中國網友譴責行兇者的冷血、殘暴和自私的同時,也有一些人開始反思近些年中國殺醫事件和醫鬧糾紛頻發背後的醫患關係矛盾以及醫療體制的弊病。而這種群體的反思如果啟動了社會潛意識,無異於一隻南美洲亞馬遜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拍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後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捲風。這樣的例子可謂比比皆是,去(2019)年南美洲國家智利就因為地鐵票價調高30智利披索(約新台幣1.26元)的小事情,引發了全國性的示威活動。

「看病難,看病貴」一直是大部分中國人的社會潛意識。所以,這次事件發生後,中國官方就在有意識地去引導輿論。12月28日上午,中國衛健委法規司司長趙寧對此事定性稱,「這個事不是一個醫療糾紛問題,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

中國網路上剖析問題根源的文章很快不見蹤影,鼓勵危機時刻見義勇為、呼籲不信謠、不傳謠的「毒雞湯」卻在微信圈、微博廣為流傳,很多人依然相信這種現象是個例外,生活中壞人只是少數,大部分人是好的,中國這麼大,人這麼多,出幾個妖魔鬼怪並不稀奇。

中國官方也用一貫以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來平息輿論。因為這次受害者是醫生,所以官方的思路從保護醫生、遏阻醫鬧出發。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社會治理模式

殺醫案發生4天後,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由於其中涉及了保護醫療衛生人員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的內容,也被外界形容為針對「醫鬧」的立法。

其實,中國政府也曾經針對醫鬧問題出臺過有關醫鬧黑名單的部門規章。2018年10月,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衛生健康委等28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對嚴重危害正常醫療秩序的失信行為責任人實施聯合懲戒合作備忘錄》,將177人列為嚴重危害正常醫療秩序失信行為人。該名單資訊已經全國信用資訊平臺推送給參與聯合懲戒各部門,共同落實聯合懲戒措施。

一些人還從安全防範的角度出發,認為醫院應該加強安保工作。中國醫師協會法務部負責人近日就表示:「醫院安保措施不能流於形式,應該追責。」還有一些專家建議將醫院納入治安管理,雖然目前尚未通過立法明確,但一些地方已經開始進行探索和實踐,醫院引入了公安力量,配備了專職員警和保安,並配置了系列安保器械。比如,東莞市出臺規定,醫院保衛室可配鋼叉、催淚劑等攻擊性裝備對付醫鬧。

以上這些措施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護醫護人員的人身安全,但是這也顯然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治標之策,並沒有直擊問題的根源。如果僅是從保護醫護人員、懲治施暴分子出發,不去理順緊張的醫患關係和僵化的醫療體制,很容易醫好了頭,腳又痛了,這樣的例子已經在中共治下屢見不鮮。

自從新疆的維族人和漢人之間發生了多起暴力衝突事件,中共就以打擊暴恐勢力、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的名義,開啟了鐵腕治疆模式。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上任後,開展了嚴厲的監控活動,包括設立類似集中營的「再教育營」、強制安裝智能手機內容掃描軟件、安排家庭結對認親等內容。今天的新疆雖然被中國官方自詡為全國最安全的地方,但是卻犧牲了很多的東西,比如人的自由權力、經濟發展,漢族和維族的關係也沒有因此改善,更多的人是陷入了道路以目的恐懼。

此外,中國公共廁所的髒亂差現象被外媒曝光後,被中共高層認為有損中國國家形象。自從2015年起,在習近平的號召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廁所革命,一時間地方上掀起了建設廁所的高潮,各種高端、上檔次、有顏值的廁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一些農村的廁所改造任務可以超200%的指標完成。現在,熱度勁兒一過,那些廁所又怎樣呢?最近,據中國央視的一檔經濟民生類節目的報導,河南、安徽等地農村的改造後廁所大部分閒置,很多僅是為了應付上級檢查而建,並沒有實用性。

聯繫到這次的殺醫事件,為了杜絕這樣的事情,以後進入醫院的人是否需要通過細如頭髮絲般的嚴格安檢,才能保證醫院的安全呢?其實,我們應該去深入研究一下,一個有正常民事行為能力的人為什麼冒著被法律嚴厲制裁的風險去行兇?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對涉嫌殺醫的孫文斌的姐姐孫英的採訪,孫的殺人動機主要是兩個,其一是孫懷疑醫生用錯藥,導致母親病情惡化;其二是孫母在急診科二十多天,一直不能辦理住院,很多花費不能報銷。

第一個問題關於醫患溝通,醫生用藥之前對患者家屬進行說明不僅是職責所在,也是對患者和家屬應有的尊重。據孫英稱,醫生在開「醒腦靜」時並沒有告知,但也有專業醫師表示:「中成藥輸液與身體變差之間,幾乎不可能界定為因果關係。」

第二個問題和中國的醫療體制有關,據民航總醫院急診科一位不願具名的醫生12月29日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說:「急診和住院的醫保是彼此獨立的兩部分,急診醫保的封頂限額低,在急診科可能就幾萬元,患者一天要跑好幾次到收費處交費,才能開藥、檢查;而住院部的醫保限額較大,可能有十幾萬元,這意味著患者相當一部分的治療花費可以報銷。」

北京一家著名三甲醫院的ICU主任還透露,絕大多數醫院到了年底,由於醫保資金緊張,會限制預後不好的病人的收治。另一位三甲醫院的醫生也表示,對於這種高齡、生活品質差的病人,加上醫保的考量,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到醫院的收治決策,這種矛盾在急診科顯得更為明顯。

另據《財新》報導,此次北京殺醫事件的患者魏某在民航總醫院接受治療期間,醫師楊文和她同事受到患者家屬人身威脅後,曾將患者情況向醫院上級部門反映,還報了警。民警為此事來醫院進行過一兩次調解,家屬態度很差,幾兄弟性格都特別暴躁,說話就跟幹仗一樣,最終不了了之。

最後這樣的悲劇還是發生了,在死者為大的傳統裡,很多人為失去這樣一個優秀的醫生扼腕歎息。我們不應該忽略的事實是,這樣的悲劇顯然是多種因素共同疊加產生的結果,在僵化的醫療體制和社會道德淪喪的當下,醫生可能不僅是受害者,也是被動的施暴者,中國政府不能再簡單的去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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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人人戴面具的社會怎能和諧

據說魚的記憶只有10秒,中國人的記憶不知道有幾秒?就在很多人為醫護人員抱不平對時候,他們可能忘記了過去還沒有多久的醫護人員「辣手摧花」事件,中國的醫護人員雖然也有好人,但未必人人都是白衣天使。當然還有背後的醫院,也並不是我們以為的救死扶傷的白蓮花,它們有時也可以是《倩女幽魂》裡強迫小倩吸人魂魄的樹精姥姥。

就在殺醫事件發生的一周前,四川一位幼童在醫院輸液,家長發現輸液管中竟然有活蟲在蠕動。去年9月,湖南一家醫院弄錯了一位高齡產婦的血型,事後拒絕道歉, 結果孕婦想不開,跳樓自殺。去年初,江蘇金湖的多家醫院給幼童注射過期疫苗,中國官媒《環球時報》報導稱,經調查,金湖過期疫苗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2010年。中國的醫院幾乎每天都發生著各自匪夷所思的辣手摧花事件,這麼做的直接目的當然是為了利益。

中國的不少三甲醫院雖然都冠以人民二字,但是經過多年的市場化改制,早已利字當頭。原衛生部部長錢信忠曾提出:「要運用經濟手段管理衛生事業,只給政策僅提供少量財政補助,90%以上的資金讓醫院自己去市場上想辦法。這場放開,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在體制上仍然嚴格控制公立醫院歸屬,在人員上控制人員編制,在醫療價格上嚴格控制收費科目定價,最終形成了『以藥養醫』的局面。」

這種金錢至上的思維產生了不少亂相,比如藥品採購吃回扣,醫生收紅包,大醫院一床難求,有錢看病,沒錢等死。近幾年,雖然新醫改將很多原來沒有被醫保覆蓋的居民納入新醫保體系,打擊醫療領域貪腐問題看似毫不手軟,推行分級診療也雷厲風行。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時候醫院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更為嚴重的是,長期浸淫在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環境中,很多人的人性已經發生扭曲。

以醫生收紅包為例,現在不少三甲醫院都明文規定禁止醫生收紅包,但是臺面下的私相授受卻是司空見慣。患者家屬給醫生塞紅包的目的,無疑是希望醫生能多上心、多照顧,不要被穿小鞋。儘管醫生大部分時候都會推脫不收,但是患者家屬還是會悄悄塞進醫生口袋,這樣自己才會心安。

曾經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兩位患者住在相臨的床位,同一天手術,醫生拒收紅包,患者誠惶誠恐。麻煩開始了……

「醫生,為啥他比我先進手術室?」

「醫生,為啥你查房時跟他談話比我長?」

「醫生,為啥他的傷口比我小?」

「醫生,為啥他縫的針數比我少?」

「醫生,為啥他放屁了,我還沒有放屁?」

「醫生,為啥我感覺我比他痛?」

「醫生,為啥他明天出院了,我卻不能出院?」

「醫生,為啥他花錢比我少?」

「醫生,為啥……」

醫生只能無奈地說:「他是他,你是你,情況不一樣。」

這兩位患者的結論是,都以為對方給醫生送了紅包,所以得到了額外的照顧和優惠,然後把自己的「親身經歷」作為標準教材,廣為傳播,告誡其他人,一定要給醫生紅包,哪怕拒絕也要強塞!否則醫生不儘力,否則醫生多收費,否則醫生讓你痛,否則醫生給你臉色看!

類似的現象還有許多,比如家長給老師送禮, 員工給長官送禮,這些現象都說明今天的中國人之間沒有信任感,每個人都在說假話、做假事,學習各種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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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良治才能培育良人

人之初,性本惡,還是性本善,可能是一個複雜的哲學問題。但是無數的經驗和事實告訴我們,良好的社會治理模式可以在無形之中化解很多矛盾糾紛,還可以鼓勵人們向善。

目前,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是全民健保、分級醫療制度。以澳洲為例,Medicare為每個澳大利亞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比如醫院醫療、門診醫療和藥品福利。澳洲病人到公立醫院和一些有Bulking Billing標誌的全科門診看病不需要花錢,只需要支付部分的藥品費用,澳洲政府還對每種處方藥物個人自付費用設置上限,2018年的標準是每種藥物的自付費最多不超過$39.5。加上澳洲實行醫藥分離制度,病人拿著醫生開的處方單可以到任何符合資質的藥店買藥,不會滋生醫藥腐敗。

因此,澳洲人看病不存在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唯一的缺點是如果不是特別緊急重大的疾病,預約後需要等待較長時間,但是如果病人經濟條件允許也可以到私人醫院就診,Medicare可以報銷一部分,如果有私人保險,還能再報銷一部分。

醫療事故幾乎在每個國家都會發生,澳洲的患者家屬有時也會因為對醫療服務不滿憤而向醫護人員行兇,但是遠沒有像中國這樣形成了一種醫鬧文化。在澳洲,當醫患間發生醫療糾紛,先由醫院的倫理委員會和患者或家屬進行溝通,然後進行調查,最終來努力達成和解。對一些無法在醫院內部解決的問題,患者可以向州政府的健康投訴管理委員會投訴。如果投訴無效,患者還可進一步訴訟,如果勝訴,可以要求醫院和醫生進行賠償。在醫生方面,由於澳大利亞的醫生都購買了巨額的醫療事故保險,萬一在法庭上敗訴,保險公司會負責賠償,而不是醫生承擔。所以實際上醫療事故官司並不是醫生和病人的官司,而是病人與保險公司的官司。由於每一步都有法可依,而且並不會出現敗訴以後無力賠償的情況,所以通常情況下,澳大利亞的醫患矛盾並不會惡化和激化。

中國的醫鬧文化其實是一種法制不健全下的撒潑文化 ,尤其是在涉及到與政府有關的事務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撒潑現象。在不少醫鬧者看來,醫院、醫療仲裁機構、法院都是你們公家的,你們自然穿一條褲子,怎麼能保證公平、公正? 此外,很多患者家屬沒有時間、精力和經濟實力去起訴,而醫院有專業的律師團隊,他們之間的較量不在同一個層級,所以一哭二鬧三上吊成了最後的救濟手段。2018年中國大量的P2P公司倒閉,讓很多投資者血本無歸,最終爆發了P2P難民維權運動,而且將矛頭對準了當地政府,儘管政府並不是這種民間糾紛的直接當事人,但是卻很置身事外。

阿克頓男爵(John Dalberg-Acton, 1st Baron Acton)曾經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筆者還想在後面加一句: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責任。今天的中國人可能對自由、民主這類普世價值沒有太多興趣,但是當政府治理的效果不彰,導致他們的權益受損時,維權的意識可能比任何時候都要強,政府在這個時候總是首當其衝。

這倒不是意味著中國人的人性本惡,其實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動物。但是生活在良治的社會之下,壞人身上的戾氣也會慢慢收斂,遵守規則獲得的好處遠大於破壞規則獲得的利益。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將中國政治體制的弊端歸結於制度問題,他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今天中國政府也在推進中國社會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和新時期的公民道德建設,這應該是一個積極有意義的信號,但是社會現狀能否因此改觀,恐怕還要打一個大問號。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無權力者的權力》一書中提到:「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某個人登上某個權力的寶座,但這只不過是他成功的頂峰而已,因為他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於所有抽象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

古人雲: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天中國的經濟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水準也越來越好,禮節和榮辱應該有所進步。哈維爾認為:「無權者的權力就是人人講真話,人人做實事,從小事做起。」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