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講《鼠疫》：極權圍城的鼠疫肺炎，人人自危我們何以反抗？

文：戈登探長（德尼思化創辦人，希望讓文藝更加貼地）

極權中國境內，爆發新沙士、鼠疫，以至近日的武漢肺炎、江蘇肺結核和蘭州布魯氏菌病，令一關之隔的香港有化為疫埠之恐懼，人心惶惶，我想起了卡繆《鼠疫》。

1947年，因寫出《異鄉人》而聞名於世、評論家稱許為「存在主義」大師而本人再三否認的法語作家卡繆，出版了另一本其時備世爭議、至今已成經典的小說《鼠疫》。卡繆是少數香港人「至少都叫聽過個名」的外國作家，根據非正式統計，其小說《異鄉人》更是時下文青必讀三大著作之一（其餘兩本為卡夫卡《變形記》和太宰治《人間失格》），名滿香江。

《鼠疫》的故事說來簡單：1940年代，阿爾及利亞的城市「奧蘭」爆發鼠疫，十月圍城，封鎖的長城之中，屍體堆積如山。城內的人無法逃出去，城外的心也能焦慮等待，眾人都只怕沒有再見的機會。正當現實環境一片絕望，面對那掌控壓倒性力量的魔鬼，人民束手無策、心灰意冷，或落入虛無頹喪，或意欲逃亡我城，或借機食人血饅頭，謀取名利。此時，主角醫生里厄勇武地站出了來，連合同行兒女，要來光復這「奧蘭」，革掉「荒謬」亂世之命。

有些事情，我們總覺得離日常生活很遠，彷彿只會像歷史書、記錄片中看見，像鼠疫，像極權。但現實往往會告訴你：不，它們從未和人類訣別。依照人類大歷史的定律，每個世紀平均有三次大型流行疾病發生，而鼠疫正如鬼魅般陰魂不散，隨時現形；極權並非只在北韓的封鎖，如今香港抗爭者逃亡台灣，在外人聽起來或許和脫北者新聞的感覺相近，於是我們竟然成為了別人看見極權的鏡面。

《鼠疫》，又何嘗不是「反映人類面對極權」的書寫？

卡繆書寫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攻佔法國之時，以疾病修辭的書寫，隱喻了極權統治的死亡、封鎖，以及人性黑暗。現代社會處理疾病，其實也是一連串政治的考量，公佈與否，怎樣呈現，如何控管，套之於中國大陸，「有毒氣體無害」，重重封鎖竟也像另一本比卡繆想像更瘋狂的極權式「鼠疫」。

如果人類的最終目標是為了繁衍，那麼千萬年來，最能稱之為惡的，無疑是殺戮人類的疫病；如果人類的理想生活是為了幸福，那麼在現當代，極權統治斷絕了無數人民的未來，更是滅絕人性之惡。香港，面對有如疾病高度傳染的極權，可比極權霸道的鼠疫，在不知終點的封鎖、疏離，我們該如何應對？卡繆的小說，或許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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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境當面，自救助人

2019已告終結，回顧動蕩半年的社會變化，許多人都沒想到，香港竟會回不去了。我們可以追溯種種遠因近果，但在其時，只是當時已惘然，歷史上許多重大的轉折，都不過是因為面臨絕境，求生求存而作出種種的反抗罷了。

晚報自那天起抓住了這樁事情，責問市政府是否在準備行動，考慮採取什麼緊急措施來對付這一令人厭惡的現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可是市政府根本沒有打算，也根本沒有考慮過什麼措施，只是先開了一次會進行討論。滅鼠所奉令每天一清早就收集死老鼠，收集後，由該所派兩輛車子運往垃圾焚化廠燒毀。

卡繆花了不少功夫，書寫鼠疫爆發之前的「平淡」。故事中開始有老鼠死亡，開始有人生病，面臨危機，政府只欲息事寧人，不想把事情弄大，盡見官僚主義之無能。凡事都短視得只做治標之事，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當然是最好的心態，最後引爆了遠超眾人所能控制的局面。歸根究柢，社會「攬炒」之源頭，不在市民，而在政權。

疫病、極權的可怕，在於只要還身在這個國度，則不論貧賤富貴黃藍黑白，人人自危。不要以為自己「行得正，企得正」，光明正大頂天立地活著，就可以本著良心行事。這種疫病政治的影響，隨時是出門買菜都可以被那些有形像「green object」之手，無形似噴嚏浮游於空中的口沬病毒，最終侵入了我們恆久的日常生活。

市民們以前從未想到我們這座小城會成為一個老鼠倒斃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門人死於怪病的鬼地方。現在，他們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過去的想法是錯誤的，現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態發展僅僅到此為止，那麼人們久而久之無疑也就會習慣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間不僅是看門人和窮漢，還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爾領頭走的道路。就從這一時刻起，人們開始感到恐怖，開始思考。

卡繆的哲學思想，相當強調「自我覺醒」，唯有意識到世界的存在，與個人主觀欲求絕不等同，一方面是刺穿了人類自以為的「生命意義」，另一方面卻也解放了我們，讓我們得以重新為自己的人生作出抉擇，創造意義。

或者這種想法近乎自虐般的誠實，唯有把「荒謬」極端呈現人前，「針唔到肉唔知病」，612、731、831⋯⋯面對絕境，我們才有覺醒的可能，才會懂得開始思考。

因此，縱然香港2019發生如此巨大的變故，在一次網路社交媒體就「如果可以，你是否願意一切事情都沒在香港發生過」的投票，佔絕大多數的網友，都堅定地把票投給不願意。不願意重新回到那熟悉但粉飾太平的世界，不願意人云亦云把選擇權利和責任，再次放棄，我相信，這是許多香港人的心聲。

不錯，「鼠疫」兩字已被提出來了；不錯，就在這個時刻裡，疫病已使一兩個人罹難。可是沒有關係，有辦法可以制止疫病蔓延。必須要做的，就是該認清的事情要認清，然後驅除無用的疑慮，採取適當的措施。這樣鼠疫就會停止蔓延，因為這種疫病並不是憑想像就會發生的，或者說，人們對它的想像是不正確的。如果鼠疫停止蔓延──這極有可能──那當然最好，否則的話，我們也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以及是否能找出辦法來制伏它。

醫生里厄，為少數早早看清了「鼠疫」真相的人。最初里厄想像「一億具屍體分散在漫長的歷史裡，僅是想像中的一縷青煙而已」，似乎做些什麼都沒有改變。但當擺脫純粹的抽象概思考，面對困境無可奈何的失敗主義後，他還是感悟到，只要知道對手是誰，只要我們對敵人有共同的認知，有一樣對抗的心，那即擁有了改變的可能。這是屬於我們，面對極權和疫病最恰當的務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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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心化」，我為人人

即使在抗爭社運已然持續半年以上的此際，那些尸位素餐高官實施「只暴製亂」的政策，還是打從心底依照自己陳腐不堪的保守思維，還是執著地判斷這場抗爭背後有中心「大台」，扣上顏色革命外國勢力港獨分子等名。他們活著本無存在之自覺，也未曾設身處地想像香港絕境，絲毫不懂也不察香港人的自決意志，故現今只懂一味「鳩拉」。

我們說，塔魯和其他一些人選擇了證明二加二等於四的道路而不是與此相反，這當然值得讚許，但我們也要說，就這個良好願望而言，他們跟教師一樣，跟一切與教師同有此心的人們一樣。⋯⋯但問題不是要知道堅持這一道理的後果是得到獎勵還是懲罰，而是要知道二加二是否等於四。對於那時我們城中那些冒生命危險的人來說，他們要確定的是：他們是否已被捲入鼠疫，以及應不應該同鼠疫搏鬥。

卡繆有如先知，彷彿早在數十年前預告了「無大台」式的去中心化抗爭。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在反抗之中，佔有領導似的英雄領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