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掃奧斯卡的《上流寄生族》如何代表了這個時代?

橫掃奧斯卡的《上流寄生族》如何代表了這個時代?
Photo Credit: Reuters/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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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打破外語片的紀錄,奪得最佳電影等大獎,超越了20年前的《臥虎藏龍》。韓國片的厲害,背後有什麼故事?又為華語片帶來什麼反思?

《上流寄生族》(台譯《寄生上流》)在奧斯卡打破「非英語片」的紀錄,奪得最佳影片等大獎,完成李安《臥虎藏龍》也辦不到的事。南韓片的厲害,背後有什麼故事?又為華語片帶來什麼反思?

這部電影的特殊意義,是南韓電影一大強項的漂亮示範:以娛樂性十足的類型片包裝非常嚴肅的社會題材。電影講的,其實是老掉牙的貧富懸殊,但劇本富創意,以前半部的喜劇元素及後半部的驚悚格局,展示日益加劇的階級差異——一個全球問題。電影票房成功,也橫掃世界各地的數十個大獎,包括康城(坎城)及奧斯卡的最高榮譽。

電影用空間處理社會階級:住在半地庫的貧民一家、寧願活在地牢的社會弱勢,以及在半山有花園豪宅的富裕家庭。片末,水災之後,貧民一家淪為難民,富裕家庭卻照樣開生日派對。災難之前,沒有人人平等。然而,電影沒有譴責富人,反而窮人為求脫貧,也會做不道德的事,導演要呈現的是一個扭曲的社會。

《上流寄生族》有笑料有驚悚,也許會被認為過於討好觀眾,而電影滿滿的影音效果結合絕無冷場的曲折情節,也會被批評為缺乏留白空間。然而,電影一方面展示了南韓電影累積多年的純粹技巧,另一方面亦拍出令各地觀眾都有共鳴的普世問題,無論如何仍是非常成功。

20年前的韓片驚艷

兩岸觀眾大多是在20年前才接觸南韓片,在此之前,多數人對南韓片幾乎是一無所知。許秦豪導演的《八月照相館》1999年底在香港上映,其清淡雋永成為一時佳話,當時觀眾根本不知道韓片是從哪冒出來的。2003年,在香港辦的「南韓電影50年」影展,我初次了解南韓片歷史:原來,南韓早就有過年產過百部電影的盛世;原來,南韓跟香港一樣在80年代有過新浪潮電影運動;原來,韓片有深厚的通俗片與文藝片傳統。

後來,我跟其他觀眾一樣,一方面被許秦豪及郭在容的愛情故事打動,另一方面接觸金基德及朴贊郁等導演風格特異的作品,見識到南韓片的兩個極端:非常溫柔與非常暴烈。當時,南韓片的社會筆觸已隱約可見。朴贊郁早在「復仇三部曲」的《復仇》(台譯《我要復仇》)中點出階級問題:啞巴與姊姊是貧苦階層,前者是逼不得已才作案,間接害死一個小女孩,片中更有被壓迫的工人切腹自殺的場面。

在陳可辛監製的《三更2》中,朴贊郁導演的短篇<割愛>講窮人對富人報仇,原因竟然是因為後者是個好人。窮人的邏輯是:你有錢就算了,你的人品還要這麼好,你的階級給好的教養,因此你成了好人,而我的階級則逼我去做壞事。然後,窮人要富人証明他不是個好人,否則他要把他妻子的手指一根一根割下來。如此無理至極的報仇,背後是朴贊郁的左派思想:階級決定命運,也決定人格。這樣的報仇不是衝著這富人而來,而是對整個社會的「階級報復」。類似的階級意識,不正是跟《上流寄生族》中「一個人因為有了錢就會善良」的對白一脈相通嗎?

南韓片社會能量驚人

幾年前,我偶然看了《江南黑夜》(台譯《江南1970》)。表面上的黑幫片,看下去才知道講的是首爾的江南一帶最初發展時的官商勾結、黑金政治的操弄。一個新區的繁華,背後有黑幫也有政治,充滿不公不義。

研究南韓政治與文化的香港學者鍾樂偉曾指出,南韓電影一直有個支流,就是政治電影。據他統計,史上100部最賣座的南韓電影中,有30多部是政治社會題材。近年,不少南韓片更成功地把政治題材融入商業類型:《逆權司機》(台譯《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講光州血腥鎮壓,注入了喜劇及動作片的元素;最近的《白頭山:火山造劫》(台譯《白頭山:半島造劫》)是災難片,卻牽涉國際政治與外交——南韓與北韓、美國及中國的關係;就算是《屍殺列車》(台譯《屍速列車》)都有社會控訴:化工研究害人,政府隱瞞疫情。《上流寄生族》導演奉俊昊的前作《韓流怪嚇》(台譯《駭人怪物》),則大膽地以怪獸驚悚片講美軍傾倒毒物污染漢江,指涉美韓關係。

這些電影不但大膽觸碰政治題材,其影響力更在電影院以外。因為《逆權司機》,南韓政府再次立案調查1980年軍人向示威平民開槍的光州事件;改編一宗真人真事的性侵犯案件的《無聲吶喊》(台譯《熔爐》)上映之後,市民聯署要求當局修法及重審當年案件,結果,警方重啟調查,司法機關翻案,六年前被輕判的罪犯改為被判入獄12年,政府後來更通過《性暴力犯罪修訂法案》,被稱為「熔爐法」,這次的《寄生上流族》,也讓政府當局重視這群生活在「半地下」的居民,宣佈將半地下住宅進行修繕,目標設定在1500戶以上,每戶最多撥款320萬韓元,南韓片的社會能量,非常驚人。

南韓有不少電影人勇於發聲,觸碰敏感題材——難怪朴槿惠年代有「演藝界黑名單」。再看看幾年前「倒朴」運動之聲勢浩大,盡顯南韓人對公義的追求。其實,南韓本就有很深的社運傳統,當中的社會關懷與抗爭力量也許就是這些南韓片背後的精神。而這種精神,亦正正體現在奉俊昊身上:他大學時修讀社會學,年輕時參與社會運動,曾上街抗爭。後來,南韓電影人因為捍衛本土電影配額而發起的「光頭運動」,他也走在前線。奉俊昊這號人物,自然在「演藝界黑名單」中榜上有名。

《上流寄生族》令人憶起《臥虎藏龍》

《上流寄生族》在奧斯卡的風光,令人憶起《臥虎藏龍》十多年前的鋒芒。我無意比較兩片成就,只是不禁想:南韓片創作力驚人,過去十多年的華語片又如何?中國市場如此大,中國電影動輒有過十億票房,拍出了哪些震撼世界的作品?台灣有優良的電影傳統,但小眾的佳作與商業的爛片有時仍是壁壘分明;香港電影有深厚的商業機制,但拍不出《逆權司機》這類政治題材的商業作品。試想,假設明年有導演想拍一部反思「武漢肺炎」疫情的商業電影,要有大明星壓陣,開拍得成嗎?

要殘忍地說一句,今天華語片難拍出《上流寄生族》。首先,多數華語片要瞄準中國大陸市場,題材多受限制;《少年的你》拍校園欺凌也一波三折,結尾硬要加上格格不入的政策宣導片。去年,我聽班上的大陸學生做報告分析不同版本的《流星花園》,才知道有官方指令限制影視作品強調貧富懸殊,所以,大陸版中的杉菜也不再是窮家女,而《上流寄生族》亦正正不能在大陸上映。再者,已成名的華人導演中,有幾人有社會批判與政治觸角?而就算有,華人導演也少有像南韓人那麼純熟地用商業元素拍嚴肅題材。(從這角度,《返校》用日式驚悚拍台灣政治的嘗試非常值得肯定)。

過去十多年,看著南韓那些整容美男美女,還有那些彷如發生在外太空的虛幻愛情韓劇,我對韓流不存好感。但是,對於南韓電影與電影人,我卻是打從心裡的欣賞與尊重。他們某程度上重新定義了商業電影,而更重要地,他們抓住了這個紛亂時局的某種時代精神。

文章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見天下獨立評論〈橫掃奧斯卡的《寄生上流》如何代表了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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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vin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