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A的David Stern時代（中）︰分化高手？

史坦（David Stern）任NBA總裁期間，NBA發生過四次停擺（lockout）。在1995年前，NBA從未試過因為勞資糾紛而出現過球員罷工或者是停擺，而在這幾次糾紛中，史坦無可避免扮演為資方爭取最大利益的角色。

事實上，早在史坦成為NBA總裁前的一年（即1983年），他就以NBA球隊東主發言人的身分參與了集體談判。1983年的集體談判協定，就引入了「薪酬上限」（salary cap）的制度，即球員薪金不得超過NBA聯盟收益的53%。自此，薪酬上限的存廢或計算方法就經常成為NBA勞資糾紛的重點。

1995及1996年兩次NBA停擺都沒有令到NBA比賽要取消，但1998至1999年那次停擺則不同，每支球隊的常規賽賽程因為停擺而減至五十場。這次停擺以資方大勝落幕，NBA成為北美職業運動中第一個為球員個人工資設立薪酬上限的聯盟。而2011年同樣令賽季縮短的停擺，結果也是資方取得較理想的結果。球員能分得到的收入比例減少了，領取最低工資的球員更要面對凍薪兩年的困境。

勞方當然不是甚麼也沒有爭取到，或者完全未能令到資方妥協，但在史坦任NBA總裁期間，確是資方比勞方更能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或者這跟史坦本身的手段有關係，勞資談判其中一個比拼點就是團結與否，史坦就積極要令公眾和球員相信東主是團結一致的。為了達到此目的，他甚至用過頗為出格的手段，例如在2010年，他曾對華盛頓巫師東主李昂西斯（Ted Leonsis）罰款十萬美元，原因是後者未獲授權就透露了資方的談判立場。

而同時史坦亦擅長分化球員。在1998至1999年停擺前效力聖安東尼奧馬刺的普度（Will Perdue）回憶當年的停擺時曾指史坦「擅長分化球員、分化經紀、離間球員與經紀，球員根本不知道可相信誰」。

當然，史坦能分化球員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存在。球員之間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天皇巨星與低薪球員之間的利益問題。無論是勒邦占士（LeBron James）還是那些領最低工資的無名小卒，總會有共同的利益。但當大家的地位、知名度和生涯規劃完全是兩回事時，要令到彼此之間放下矛盾，大概比挑撥他們之間的分歧更為困難。

如果史坦是精於分化之道而且為資方立下了汗馬功勞，為何他離世後眾多球員都對他表示肯定？或者主因就是球員也得承認，在史坦任總裁期間，NBA的地位、形象和收入都提升了。所以就算在勞資談判上他們往往處於下風，亦不得不感恩於史坦。

上篇就提過，史坦帶領NBA成為全球矚目的賽事，是有外力之助，不能抹煞了史坦的能力，然而他部分所用的手段，也不是沒有爭議的。

本文獲授權轉載，原文見運動公社Facebook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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