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大馬華人多不支持香港反送中?從媒體識讀與社會運動的想像匱乏談起

為何大馬華人多不支持香港反送中?從媒體識讀與社會運動的想像匱乏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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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國公民在長達半世紀的威權統治下,形成對政治領袖的依賴,進而限縮自身對參與政治的想像,彷彿參與政治的方式只剩下選舉和投票,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依靠政治領袖的帶領,個體的力量卻是微小的

2019年11月11日,回到馬來西亞的第一天,是香港示威者發起「黎明行動」,努力守住中文大學(中大)的那一天。而回到台灣的11月18日,是示威者受困在理工大學(理大)的第二天。所以,此前待在家的那幾天,電視機不斷播放家裡長輩最常收看電視台如中天、香港傳統電視台的新聞。這些新聞裡的畫面是警察與示威者的激烈對峙——警察開催淚彈、開藍色水炮車推進,而示威者以汽油彈、碎磚頭回擊。終於,原本有著不和家裡長輩談「香港」的默契被打破了。他開口,「太過分了!這些暴徒哪裡可以打進去學校裡面的?警察應該像六四一樣,幾槍給他開下去!」

從中大到理大事件,家中長輩氣憤「示威者連校園也不放過」,而我氣憤「警察連校園也不放過」。當看到示威者的家長齊聚為受困在理大內的示威者流淚打氣時,也引來落井下石的評論,「就是父母不會教。」或許,也因為那幾天警察和示威者的衝突持續升級,「開槍」、「六四」,就如此輕而易舉、毫無歷史包袱地脫口而出了。

在反送中運動中,「馬來西亞華人」親中的表態意外引起一定矚目,外界好奇為何經歷過政黨輪替、過去支持淨選盟運動,甚至是「體驗」過政府暴力鎮壓行為的人,居然會對港府和港警的暴力視若無睹?因此,可以怎麼回應,怎麼搭起彼此對話的橋樑,是我這幾個月來一直在思考的事。但橋樑可以怎麼搭,我依然沒有答案,且處於嘗試理解彼此的平行世界的階段中。

而且老實說,我並不知道瞭解這個「平行世界」是否真的有助於搭起橋樑。對我而言,這已不是支持警察還是示威者的問題,這關乎個人價值觀,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因此,我指的的「平行」已不僅僅是沒有交集,更是一個彼此認為彼此被洗腦、彼此認為彼此都站在正義的一方,彼此都認為彼此荒謬的世界。可否談,如何談,也不僅僅是丟出數據、丟出證據、丟出新聞報導佐證就可以談,因為彼此都不相信彼此,且認為對方接受訊息的管道有所偏頗。

當然,這個「平行世界」的產生背後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小至一個人的信念、價值觀、成長經驗等,大至華人在馬來西亞的歷史脈絡和生活經驗、意識形態、公民社會等等。其中,也有很多作者已經就以「大中華主義」、「紅色滲透」等角度寫出深入的分析文章。因此在這一篇文章裡,我將從我想要理解且比較熟悉的兩點切入,分別是「社會運動」以及「媒體素養」,並結合我個人的生長經驗和所觀察的一些現象,試著淺談馬來西亞華人為何不支持反送中運動。

馬來西亞華人從何認識「社會運動」?

「無論如何,我覺得暴力就是不對。」
「示威就示威,為什麼要麻煩到別人?」
「破壞公物、燒地鐵不對的,人家要上班,要生活的!」
「政府都已經撤回逃犯修例了,還想要怎樣?」
「你如果不出來示威,警察為什麼還會要開催淚彈?」

這是我在反送中運動中,最常看到馬來西亞華人對示威者的批評。但在下評論之前,可以試著反思的是:馬來西亞的教育和生活經驗裡,真的有讓我們認識,甚至瞭解什麼是「社會運動」嗎?如果有的話,我們又是透過什麼管道認識呢?

在端傳媒的文章《吉漢:暴力抗爭先天有道德包袱嗎?》中,作者指出了重要的一點:「從現代社會運動誕生那天起,暴力抗爭就流淌在其血液當中,暴力是社會運動的天然組成部分,也一直延續至今。從根本上說,抗議示威活動的核心意義本就在於,通過對日常生活秩序造成衝擊和擾亂,來達到表達某種訴求、彰顯示威者力量、吸引大眾關注、迫使特定群體作出回應的目的。」

正如作者所說的,其實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從爭取普選權的英國婦女、爭取勞動權益的美國礦工等,都曾經使用過暴力手段。而也正是在這些所謂「暴力」的社會運動,且無數人為此奮戰和犧牲之下,越來越多國家政權才開始承認「示威抗議」是公民的「合法權利」。換句話說,若回看過去社會運動的歷史,「暴力」作為一種策略性的抗爭手段,是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尤其,走上街頭抗議的示威者大多是社會結構裡的弱勢與邊緣群體,面對眼前這麼一個龐大、有政治權力和話語權力的國家機器 ,暴力其實是示威者手中「僅有的最後武器」。

然而,這不代表我就鼓勵和同意在抗議示威活動中的任何暴力行為,尤其這涉及很多層面的考量,包括示威活動發生的背景為何、暴力是否會騎劫這場運動、暴力可以被接受的底線又在哪裡等等。但透過稍稍認識這些社會運動的歷史,有助我一定理解剛到台灣時對太陽花學運的疑惑,因為當時的我也認為「示威不用這麼激烈啦,暴力沒有用的!」

所以現在的我也好奇:我當時為什麼會這麼想呢?

首先,這逃脫不了馬來西亞大環境下的威權統治和意識形態。在長達半世紀的威權統治下,我們形成了對政治領袖的依賴,進而限縮了自身對參與政治的想像,彷彿參與政治的方式只剩下選舉和投票;而國家的進步與發展,也只能依靠這一些政治領袖帶領我們前進,公民個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這種帶有父權式的威權文化,也讓我們習慣於服從,就像我聽到長輩在形容反送中運動時,這麼告訴我:「難道你跟你爸爸媽媽討東西不成(指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訴求),就打你爸爸媽媽(政府、警察)嗎?」在他的認知裡,國家就有如不會犯錯的父母,而身為孩子的公民,則是要服從並聽從「父母」的話。若父母不答應,孩子的反抗也要「適可而止」。

在這之外,還有馬來西亞對「發展主義」相對有限度的認知,認為所謂的「發展」常常是政策上和建設上的,例如要在什麼時候蓋完哪一座捷運、高速公路或是摩天大樓等等。這是一個國家乃至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在這樣扁平化的認知裡,公民的角色與參與對於國家的建設與發展幾乎是被忽視的。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引領台灣2030科技轉型兼容「創新、包容、永續」三大願景,新科國科會主委吳政忠:我們從被動解題到主動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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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期國內政府組織的重要大事之一,就是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這個過去主掌國家科技發展預算及科研方向的部會,為何要在這個時刻重新調整組織體質?以及國科會聚焦科技賦能「創新、包容、永續」議題,有哪些不同於以往科技部的實際作為?我們專訪國科會首任主任委員吳政忠了解背後脈絡,讓民眾更理解國科會的任務,透過科技轉型同時帶動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的嶄新出路。

科技部為何要改制為國科會?關鍵的決策考量之一,就是因為在科技管理過程,國家整體預算的限制,領導人必須找到最值得投資發展的科技方向。也是在此脈絡下,吳政忠提到他在2017、18年時候,他擔任政委與林萬億政委、唐鳳政委,共同邀集多個國內政策智庫、領域專家,並廣泛接觸社會各領域不同世代、拜訪國際專家,採取多軌意見徵集及討論交流機制,共同集思廣益之後,擘劃出「台灣2030願景」藍圖。

這項跨智庫的研究勾勒出台灣未來將面臨的具體挑戰,像是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資源循環利用、工作樣態劇變、地緣政治…等明確方向。針對相關趨勢,經過多次討論檢視,提出2030「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不過這些議題跟科技有關面向,交給過往的科技部執掌就好,為何需要國科會扮演統籌角色?

吳政忠解釋,在他心中,國家的科技政策,不只是科技本身,而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面向環環相扣。如果是過去的科技部角色,很難與其他部會落實橫向的有效串接,因此在這個國科會成立的時間點,不僅能有效配置政府的科技預算,同時還要整合其他跨部會成員,讓各自部會原本執行的任務能加以妥善融合,更有效率達成未來2030年的「創新、包容、永續」的願景。

另一方面,吳政忠也提到,當這幾年疫情肆虐全球,口罩國家隊、晶片半導體,讓台灣躍升為舉世矚目對象。我們該如何從立基於ICT產業代工、OEM的基礎,運用新科技輔導台灣蛻變為兼具創新、包容、永續的數位島嶼、智慧國家?透過本次專訪,深入洞察國科會在管理相關科技產業發展,會扮演哪些要角及達成哪些任務。

以科技為體、跨部整合為用,從代工心態蛻變創新思維

過去的成功方程式,可能成為日後成長的阻礙。針對2030年願景的「創新面」,吳政忠提到,過去台灣善於等待歐美品牌開規格,再透過技術、人才實力在代工階段取得立足之地。現在,台灣更應該走出一條自己的創新之路,因為過去OEM模式下的人才培育,造就我們只練習解題,但不會出題目,於是商業競爭只能搶到次要商機。

台灣要創新,就必須有系統化改革,例如過去我們都避免犯錯,這與創新是格格不入的,而政府組織如果只仰賴單一部會,缺乏整合是無法用國家層級進行科技轉型。吳政忠說道,「國科會的成立,就是扮演協商跨部會的關鍵角色,從上游研究、中游法人單位、到下游業界應用,跨產學研一棒接一幫串起來,引領創新之際也能做到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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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分享,國科會的主要任務就是做跨部會、上下游整合的工作。

要讓政策、計畫、再到管考,形成一個完善的Closed Loop(閉環),吳政忠以低軌衛星產業為例,他說,「幾年前聽聞SpaceX部署星鏈計畫,我們的太空中心從沒做過通訊衛星,我問如從零發展台灣自身低軌衛星要多久?答案是一、二十年!」

弔詭的是,這些衛星使用的關鍵零組件及晶片,就是由台灣生產。換言之,台灣擁有研發先進晶片的技術,更要從應用端創新找市場藍海。當時吳政忠擔任統合要角,集結太空中心、經濟部、工研院等單位,並且邀請民間企業加入,讓公私的資源整合得以敏捷組隊、快速試錯。

當時的遠見與行動,造就我們的「低軌衛星國家隊」成功打進國際供應鏈,更有望在2025年至2026年實現發射2顆自製的低軌通訊衛星。

走進尋常找問題、想答案,包容式普惠科技向大眾外溢

要想題目,政府組織可以從哪些地方找問題?吳政忠表示,「部會必須要跟地方、跟民眾多接觸,不要躲在辦公室裡面找題目;題目在哪裡?題目就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尤其價值最高的産品是越靠近身體,要知道人的需求在哪裡,『食醫住行育樂』處處是題目。」

吳政忠口中的食「醫」住行,「精準健康產業」正可以呼應2030願景的「包容」面向。讓醫療結合ICT科技優勢形成台灣未來百年大業。這兩大產業匯集的精準健康,不僅符合好題目的需求,讓普惠科技逐漸外溢到一般群眾甚至弱勢群體,減少城鄉醫療資源落差,用科技促成社會包容目標。

精準健康除了橫跨預防、治療診斷、照護等,同時基因、生理病徵大數據,這些資料運用怎麼合法合規,就不只涉及醫療院所、資通訊業者的責任,政府更需要擔負起守門人的職責。吳政忠不諱言,「幾十萬、百萬健康個資,如何避免資安竊取、妥善運用,這是國安問題,必須從管制角度完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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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主委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由政務委員兼任,可提升跨部門溝通效率。

至於該怎麼做?吳政忠解釋,改制後的國科會主委是由行政院的政務委員兼任,這項制度的設計,讓政委有權協調各部門,商請各部會首長乃至行政體系官員,更有效率進行跨部會討論複雜議題。

以精準健康為例,相關利益關係者涉及民眾、醫院、醫材商、資通訊廠商、以及主管機關衛福部。針對想推展的創新應用,可透過「沙盒」模式驗證,以「並聯」多方協作商討模式,打破過去單點「串聯」溝通,進一步針對法規缺漏之處快速補強,又不拖累應用落地進度。

民眾有感的永續科技,培養跨界視野的科學人才

至於科技政策如何讓民眾有感,同時又實現永續目標?吳政忠坦言,科技效益要讓大眾從日常生活體察到,難度非常高,目前國科會的著力點有兩大方向。其一是基於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建構民生公共物聯網,打造中央與地方縣市交流平台,針對水、空、地、災議題,找出可行的科技解決方案。

吳政忠提到,以前嘉南一帶需要人力查看灌溉水道和閘門,這類職務被稱為「掌水工」,隨著農業鄉鎮掌水工高齡化,以及環境變遷造成氣候的不穩定,政府協助導入智慧流量監測、電動水閘門科技,幫助掌水工熟悉科技使用,減輕勞務工作的負擔,增進工作的效率,同時也能有效運用水資源達到環境永續。

國科會推動科技永續的第二個面向,則透過各種科普推廣計畫,吸引更多新世代人才投入科研。吳政忠指出,2019年開始舉辦Kiss Science—科學開門,青春不悶活動,把103個科研場域向外開放,並舉辦多達360場活動,鼓勵莘莘學子用趣味方式愛上科技、研讀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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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科會
國科會Kiss Science活動。

不過吳政忠認為,「所謂科學,不應只侷限理工也包含人文社會,讀人文社會也要懂科技」。學者出身的他,過去主要研究領域擅長於應用力學,搭上近期台灣地震不斷,瞬間化身教書的吳教授,展現他豐富的跨領域學養,親切談著地震波當中縱波(P波)、橫波(S波)的差異,他提到,科學在生活中的用處,就是當了解其中的原理,就能在災害發生當下比別人多一份淡定。

當科技定義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科技不止是國科會的科技,科技應該是與社會、經濟、産業、環境等共同介接。未來國科會在創新、包容、永續還有哪些新施政?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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