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率領「低俗本土」展開一場華麗的逆襲

《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率領「低俗本土」展開一場華麗的逆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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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就本土語言史而言,臺語片的案例則提醒我們,「國語運動」的戰場不只在教育體系,也大肆入侵文化及娛樂產業。國民黨政府在威權統治時期,藉具有明顯語言偏好的輔導和管制措施,影響製作品質,也影響市場大小,打造出「國語」高尚、「方言」低俗的「語言階序」。

文:蘇致亨

台語電影史的理論意涵

今之視昔,猶如後之視今。當台灣電影在二○○八年《海角七號》後再次迎向一個面向大眾,強調在地化、類型化的「新台灣電影」路線時,回顧這段台語電影史就更顯必要。更何況,台語片的故事永遠未完待續。替台語片五十週年宣傳短片錄製旁白的黃信堯導演,就在二○一七年推出一部久違的「黑白」台語片《大佛普拉斯》。

電影請來台語片時期的喜劇演員脫線,飾演一位戲分很少,卻餘韻無窮的角色—平常在路邊擺攤賣眼鏡的男主角的小叔。黑色圓框眼鏡,本來就是脫線的招牌造型。而眼鏡,也是小叔口中「看得清」的必要條件,但是在電影中,手拿放大鏡替男主角看眼鏡度數的脫線,最後什麼眼鏡都沒配好,反而用話術騙了男主角花三百塊買回他自己原本戴的那副眼鏡,讓一開始期望小叔能幫忙照顧老母親的男主角,「內心感覺真稀微」。

台語片的歷史,在過去多數台灣人心目中,或許就像是《大佛普拉斯》中的脫線,只不過是一群生意人鑽營著蠅頭小利,無關歷史宏旨,更沒有什麼「用處」的尋常往事。然而,台語片的歷史絕不尋常,它是台灣電影和台灣電視發展的起點。台語片的故事,更是我們如今可以據以重新反省本土語言史、台灣戰後文化史乃至全球電影史的重要案例。

就全球電影發展史而言,台語電影史的獨特之處,在於讓我們看見彩色技術轉型背後的政治經濟學。電影從黑白到彩色,代表的也是製片成本的上升,在這個技術轉型的過程中,更有政府得以介入影響市場機制的空間。從黑白片全面邁向彩色化,是各國電影史從五○到七○年代皆有的關鍵轉變。

不過,黑白電影在其他國家消逝的過程通常較為和緩,鮮有國家出現跟台灣一樣戲劇性的變化,黑白片年產量在短短五年內就從上百部跌至個位數。其他國家在彩色化歷程中消逝的電影類別,也少見如台語片這般明確的語言分野。透過本書對台語片衰亡之因的翻案,可以清楚看見電影技術的發明、引進、應用和革新,過程中總是有一雙看不見的手介入其中。屬於各國脈絡的政治經濟學議題,值得研究者進一步分析。

就本土語言史而言,台語片的案例則提醒我們,「國語運動」的戰場不只在教育體系,也大肆入侵文化及娛樂產業。國民黨政府在威權統治時期,藉具有明顯語言偏好的輔導和管制措施,影響製作品質,也影響市場大小,打造出「國語」高尚、「方言」低俗的「語言階序」。

台語片外銷市場的由盛轉衰,更讓我們看見「福佬文化圈」如何受限的歷史過程。而且影響所及不只有台語而已,更造成台灣多語環境的消逝。台語片在當年也會重新配上客家語拷貝在客語地區放映,本書開頭彩頁收錄的《地獄救母》海報,以及六十年後出土的客語版《薛平貴與王寶釧》即是明證。另外,本書討論到的彩色製片門檻和黑白底片斷源,不僅扼殺了台語影人的發展空間,同樣也抹除了《茶山情歌》等黑白客語電影或其他原住民語電影出現的可能,並限縮新銳導演以成本較低的黑白電影初試身手的機會。

台語片的案例,更讓我們看見一個大眾文化市場,如何因為政治力量的介入而衰亡。容我先說一句—識字而且從小接受國語教育的世代,目前也才來到第三代而已。所以,當我們在追尋、回溯台灣戰後文化史時,應該多將目光轉向以本土語言發音的電影、戲劇、廣播、電視和流行音樂等領域。

台語影視的發展歷程,在解嚴前面臨各種政治困難。解嚴後,使用本土語言的大眾文化理應能有復甦的機會,卻又面臨到中國市場開放後的全新挑戰,台語等本土語言市場的發展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在後解嚴時代,「中國因素」對本土文化的影響,是本書篇幅所不及,但後續有待持續關注的課題。

最後,重寫台語電影史,其實就是重建台灣戰後文化史。既有文化史帶有「菁英主義」和「國語中心主義」的傾向,台語影人的視角,讓我們看見敘述台灣戰後文化史的另一種方式:五○年代的台灣,並不全然是肅殺、無語、沉寂而斷裂的「黑暗時代」;五○年代的台灣,也是台語片興起,本土知識菁英得以繼承日治時期理想,興建華興和玉峯湖山製片廠的「黃金時代」。

六○年代的台灣,能帶來「國片起飛」的不只有公營片廠拍的彩色國語片,持續吸收國外現代藝文思潮的,也不只有藝專畢業或留學歸國的文人墨客,同樣有台語影人從各國電影取經,創下台灣電影年產量有史以來最高峰的「台片潮流」。

至於七○年代的台灣,若從大眾文化的角度來看,更難稱作「回歸鄉土」的代表年代。因為除了掀起「鄉土文學論戰」的文學場域以外,以台語發音的影視音產業,正是在七○年代遭受到威權政府最嚴厲的禁制,才不得不轉移到陸續興起的歌廳秀、錄影帶或地下電台。蔣經國在一九七二年接任行政院長後,雖然喊的是「台灣化」和「本土化」的政治轉型,但是在實際作為上,卻是一面收編本省籍菁英,一面又在大眾傳播媒介嚴厲打壓台語等「方言」。

由此來看,台灣文化史的七○年代,才是台灣在戰後最「去本土化」也最「戕害鄉土」的年代。所謂的台灣文化代表,留下的或許只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捧出來的幾位「標竿」:例如六○年代民歌採集運動在恆春「發現」的陳達(殊不知許石和文夏五○年代就向他採集曲譜),以及素人藝術家洪通(好似台灣藝術家沒有系譜,只有橫空出世的「素人」)。原本能在電視上贏得廣大收視的台語電視劇、布袋戲和歌仔戲,不是被迫消逝,就是改口「說國語」。殘存的台語節目,也因時段受限,製作費一再縮減,不幸再度強化台語文化的「低俗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