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埃及的革命考古學》:撒哈拉沙漠中失落的中國工業城,因「沒法讓女人走出自己家門」而夢碎

何偉《埃及的革命考古學》:撒哈拉沙漠中失落的中國工業城,因「沒法讓女人走出自己家門」而夢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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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在埃及觀察到規模各異的中國商業活動,小至中小企業主,大至拿政府資金的大型計劃,而這些活動的結果一概取決於同樣的社會議題:女性地位。女性內衣商人用自己的草根直覺,嗅出一種從埃及的性別差異和婚姻傳統生財的聰明方法。

文:何偉(Peter Hessler)

Chapter 22

古埃及的工人在敏亞附近的尼羅河東岸高處開鑿石塊,供兩尊巨大的雕像所用,但雕像從未完成。這幾個遺址都沒有正式對觀光客開放,我自己也是從托雷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ledo)大學的考古地質學退休教授詹姆斯.哈瑞爾(James Harrell)那裡聽來的。他在埃及的沙漠中漫遊了好幾個冬天,研究古代的採石場與礦坑。

哈瑞爾說其中一尊未完成的雕像很容易找,還給了我GPS座標。我開著我的Honda,前往穆巴拉克政權在沙漠高台邊緣興建的城市——新敏亞。我把車停在聚落的盡頭,接著繼續徒步跨越綿延的沙子與石灰岩露頭。走沒多久,我便抵達能俯瞰下方四百英呎處尼羅河谷的石灰岩懸崖。

從高處看,河谷的布局有如一系列明確的線條。懸崖下方是一條沙色的沙漠,接著是一道綠帶。更過去是深棕色條紋狀的尼羅河。至於河的對岸,敏亞老城則開展成一長條低矮的灰色建築。

懸崖上方有許多古代採石留下的痕跡。有些地方的石灰岩已經切割走了,幾塊沙發大小的大石塊遭到棄置,石塊邊緣已經處理成整齊的平面。我跟著GPS座標走,直到我抵達供巨像之用的岩塊處。下令製作巨像的人是阿蒙霍特三世,他在西元前十四世紀統治超過三十年,直到其子阿肯那頓繼承為止。這段期間前所未有地繁榮,阿蒙霍特三世似乎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治世的頭十年,他就獵殺了一百一十頭獅子。他命人雕出高三十英呎的蹲姿狒狒像。他在埃及各地興建的巨型建築比他的所有前任都多,兩尊大得難以置信的國王像至今仍位於盧克索西岸。這些雕像就是所謂的門農巨像(Colossi of Memnon),每一尊巨像都是由單一一塊石英岩所雕成,重達七百二十噸。

位於新敏亞邊緣的這個石灰岩塊甚至更勝一籌。雕像完成後將超過七十英呎,大約跟一棟五層樓的建物一樣高。工人已經鑿出國王坐像的大致外型,並且把岩塊周圍都跟岩壁鑿分開了。其中一處的縫隙很窄,我便跳了過去。到了未完成的巨像頂,我從一端走到另一端,數著自己走了幾步:六十步。接著我趴下來,往岩塊邊緣外望去。離地實在很遠。邊緣上有鑿子在三十三個世紀之前留下的痕跡。

岩塊遭到棄置的原因並不清楚,但根據哈瑞爾的推測,可能是國王在工程尚未完工前便駕崩了。另一尊未完成的巨像更大,也同樣位於敏亞附近的懸崖上。兩尊巨像原本可能都計劃立於上游方向將近兩百五十英哩處的盧克索。沒有人曉得古埃及人打算怎麼搬移這些東西。


新敏亞的領導名叫艾哈邁德.易卜拉辛.阿德索基(Ahmed Ibrahim AlDesouqi),他在一棟距離未完成巨像不到半英哩處的嶄新政府大樓中辦公。我順道拜訪時,他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平面電視播著某首歌的MV。辦公桌上沒有電腦。牆上沒有釘子——這棟大樓新到從來沒有掛過穆巴拉克的肖像,塞西的照片則還沒有到來。穆爾西沒有機會讓人繪製肖像。他掌權的那一年裡,我從沒看過他的照片掛在任何政府辦公室中。

領導告訴我,等到二○五○年,新敏亞就會有六十萬居民,是舊敏亞目前人口的兩倍。我問他,民眾在這座新城市要作什麼工作營生,他坦承目前官方還沒推敲出等號另一邊的答案。「會有一些木作店面,」他話說得含糊,「我們正規劃一處工業區,和一處手工業區。」

我開車穿過這座新城市塵土飛揚的街道,工程隊伍正在興建公寓房子,但這裡看起來沒有多少人入住的跡象。他們在其中一個路口打造了一尊巨大的阿肯那頓水泥雕像,象徵這個地區的驕傲。另一個路口則是娜芙蒂蒂的雕像。

其他次南巡時,我走訪了新亞斯文、新索哈傑和新艾斯尤特。這些地方看起來都不熱鬧,但塞西決心加速建設沙漠的步調。新都會社區局(New Urban Communities Authority)主管這些地方,我在開羅時曾短暫拜訪名叫卡利德.馬哈茂德.阿拔斯(Khaled Mahmoud Abbas)的助理局長。他說他這個局——通稱NUCA——目前監督二十三座新城市與兩座正在規劃的城市。他們期待到二○二七年時能夠有兩千萬人住在這些地方。

「單就化沙漠為生機來說,我們是獨一無二的,」阿拔斯說,「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是從無到有。他們都是在已經有水有電的地方來推動,但我們不是。」

他相信這些全新的都市將鼓勵民眾離開非法棚戶區,另外他也強調該局友善年輕人的政策。其中許多新城市裡,政府興建了有購買資格限制的公寓,只有二十一歲至四十五歲之間的人能購買。阿拔斯說,此舉對於一個愈來愈年輕的國家而言至關重要。

日益提升的出生率似乎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一九八○年後,埃及出生率穩定下降,但這樣的潮流卻在二○○八年政府上一次健康普查時突然逆轉。到了二○一四年,每位婦女的平均生育數字已經增加百分之十五以上,從每人三胎增加到三點五胎。增加的幅度在二十出頭的女性之間尤其顯著。專家推斷有幾個原因:穆巴拉克時代的節育政策在革命後戛然而止,此外女性勞動參與也下降了。經濟差,政局不穩讓許多家庭比以往更不願意讓女人出門工作。結果更多女性留在家裡,在家裡就容易生更多孩子。

阿拔斯告訴我,他們局裡已經為這種人口分布變化做了準備。「我們有一份針對未來五十年的戰略計劃,」他說,「我們打算再蓋三十到五十座新城市,全都位於沙漠。到了二○五二年,我國人口將達到一億六千萬至一億八千萬。」

這數字是目前九千多萬人口的近兩倍之多。我問他,政府是否有任何鼓勵節育的規劃。

他停頓一下。「目前嗎?沒有。」語調緩了下來。但接著他又提高音量:「不過我想未來會有。我希望,真主容許的話。」


塞西的新首都預定坐落在開羅以東三十英哩的沙漠中,夾在通往蘇伊士市與紅海的兩條高速公路之間。開發商預估新都將花費三兆美元,所需基金泰半將來自波灣國家。政府發言人表示,除了政府大樓、公寓與旅館之外,新首都還會興建非洲最高的建築物。埃及人跟某家中國國有企業簽訂的合約,占了這座城市興建工程中相當龐大的一部分。

當年穆巴拉克擔任總統時,他也要求中國人到沙漠裡蓋點什麼。名叫「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國有企業(簡稱泰達[TEDA])在距離紅海與蘇伊士運河交接處不遠的溫泉鎮(Ain Sokhna)興建了中式的工業城。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已二○○八年成立,官方口號是「合作讓世界更美好」。

從開羅出發不到兩小時就能抵達合作區,我就常開車前往。工業城很小,只有二點五平方英哩大,而且廠房全數蓋在一處由寬闊、筆直的道路圍成的方格裡。城裡有天津路、重慶路和上海路,有幾間給水泥工住的宿舍,還有用來放空貨櫃的場地。貨櫃堆了六層高,由於地形缺乏起伏,貨櫃鮮豔的顏色在幾英哩外都能看到。從遠方看,它們就像樂高積木,在陽光下融化。

原本的構想是讓中國公司在此扶植製造業。它們可以雇用工資遠低於中國的埃及工人,並且用運河運輸完成品。泰達開發區得到租稅與設備的補貼,大約有五十間中國公司在此開店。其中幾間是由前女用內衣商人所開設的。一位名叫張彬華(音譯)的女子曾經在埃及的蓬市中賣內衣褲,如今則用利潤在工業區內開了一間生產絲線的公司。她有一部分的原物料來自艾斯尤特的林翔飛等中國籍塑膠回收業者。區內有其他中國公司製造塑膠袋、衛生紙、尿布、金屬管與玻璃纖維。一位名叫王偉強(音譯)的企業主則生產沙烏地阿拉伯與其他波灣國家男子所用的白色格特拉(ghotra)頭巾。

我一見到王偉強,就問他怎麼會開始生產這種特定商品。二十年前,王偉強在中國東北的天津生產的是內衣與運動褲。他的摯友之一擁有一間專作格特拉頭巾的工廠。後來這位友人做事惹惱了王偉強,於是他挖腳朋友的經理作為報復。正是因為這位經理的專長,王偉強才能開始生產自己的格特拉頭巾。「這好比血債血還,」王偉強說,「我是出於報復。」

波灣地區的阿拉伯人有其榮譽與復仇的傳統,我很懷疑他們能不能理解中國人:居然有人生產出口用的白色衣物來復仇。我問王偉強,他的朋友是不是很生氣。

「那還用說!」他說:「他氣炸了!」

「你們還是敵人嗎?」

「沒,我們和好了。」王偉強說:「他也生產格特拉頭巾,但品質比較低。我做品質好的,他做便宜的。所以我們沒有競爭。」

結局皆大歡喜:中國人之間沒有什麼衝突是大到無法用市占率來化解的。王偉強把自家工廠起名為矢島(Yashima),十年來他的事業都很賺錢。他可以把頂級的格特拉頭巾以每件將近六十美元的價格在沙烏地阿拉伯銷售。於是他決定開始在埃及生產。

「我在這裡有上好的埃及棉花可用,」他說,「我的設備很先進。我對這座工廠的投資超過一百萬美元。但這兩年我也損失不少。問題都跟勞工有關——工人的心態問題。我們工廠需要二十四小時運作;不是只輪一班。在埃及如果要整天生產,我們就得雇用男性工人,但他們真的很懶。」他話還沒說完:「現在來應徵的男的有百分之九十我都拒絕。我只找女孩跟女人。她們是很好的工人。但問題是她們只能在白天工作。」

在泰達合作區,類似的抱怨此起彼落。另外一位名叫徐新(音譯)的業主,原本在中國時任職摩托羅拉,事業有成,後來計劃在泰達合作區為埃及消費者生產低價手機。他也偏好雇用女性,但旋即意識到只有未婚女性才願意來工作。等到訂婚或結婚之後,她們肯定會辭職,導致員工流動率極高。女性工人也不願意像中國人那樣住在宿舍,因為埃及人認為年輕女性晚上在離家很遠的地方並不得體。因此徐新的生產線無法輪班,他還得用巴士接送女工往返蘇伊士市,這等於在工作日多加三小時以上的工時。一年後,他把手機工廠關了。泰達合作區的宿舍也無用武之地——就跟那些貨櫃一樣空空如也。

王偉強還在為他的格特拉頭巾生意苦苦掙扎。他四十四歲,跟住在天津的太太和十多歲的女兒聚少離多。當我問起他有沒有放鬆一下,去埃及任何地方觀光時,他把話說得很白。「沒有,」他說,「我多半都待在廠裡。我一天要工作十到十四個鐘頭。」

合作區在紙上行得通,遵循的跟過去三十年來幫助中國蓬勃發展的基本原則如出一轍:位置就是一切。勞工好找。在高速公路與口岸附近興建工業城,對投資人提供優惠政策。錢先進來,接著工人進來,然後換你發大財。但埃及人——尤其是埃及女人——卻比中國人難找得多。

王偉強欣賞手下的埃及員工,但他也學會對待他們要有耐心。據他看來,想改變工人的本性是不可能的。「中國跟埃及恐怕完全相反,」他說,「我覺得埃及適合過生活。這裡更放鬆,人們也享受生活。但做生意就沒那麼適合了。」


我在埃及從來沒有遇過哪個中國人對這個國家的改革流露出關心。他們常常提到自己認為是缺點的地方——民眾缺乏工作倫理,政府缺乏制度——但口氣卻跟許多西方人大不相同,其間沒有什麼失望之情;中國人似乎如其所是地接受這些缺點。他們身上也沒有原罪,畢竟中國沒有殖民這個地區的歷史,而中國政府也同時跟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來往。不像西方人,幾乎沒有中國業者對埃及革命的結果感到失望。原因倒不是因為他們相信「阿拉伯之春」帶來正面的結果,而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對此不抱任何信心。

二○一二年,穆爾西當選總統後的首度國是訪問就是前往中國。等到塞西在將近兩年後當選之後,他也馬上去了中國一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領導層的更迭對中方來說有任何差異。在開羅,我認識一位來自另一個亞洲國家的外交官。她曾經在中國生活過,也經常跟中國官員打交道。我把自己跟女性內衣商人和企業主打交道的經驗告訴她。這位外交官說,我的經驗讓她想起自己工作時觀察到的現象。

「人家喜歡什麼,中國人就賣他們什麼,」她說,「他們不問問題。他們不在乎你拿他們賣的東西作什麼。他們不會問埃及人要不要舉行選舉,或是會不會鎮壓民眾,或是把記者關進牢裡。他們不在乎。」她接著說,「美國人認為,『只要大家都像我,他們就比較不會攻擊我。』中國人不做如是想。他們不打算讓全世界跟他們一樣。他們的策略在於建立經濟關係,如此一來,只要你破壞這些關係,那你傷得也會跟他們一樣重。」

據估計,前來非洲的中國人或許有百萬之譜,而他們建立連結的策略常常能創造出榨取資源的機會。中國人興建高速公路、醫院、機場與其他基礎建設,收穫的回報則是從非洲取得中國短缺的礦產與各種資源。但中國人對埃及的盤算不同。埃及擁有的天然原物料很少是中國需要的,但該國卻有廉價的勞力以及重要的戰略價值。中東地區提供中國所需的半數原油,而中國對歐洲貿易也大半得經過蘇伊士運河。

中國人也看到機會,在美國聲望嚴重受挫的區域站穩腳跟。塞西當選後,中方決定將開羅使館人數增加三分之一,並興建新使館。他們還宣布計劃將溫泉鎮的合作區擴大幾乎兩倍。但你很難想像要用什麼填補空間,畢竟不久前已經有幾間工廠在經歷吸引勞力方面的問題後關門大吉了。

我在埃及觀察到規模各異的中國商業活動,小至中小企業主,大至拿政府資金的大型計劃,而這些活動的結果一概取決於同樣的社會議題:女性地位。女性內衣商人用自己的草根直覺,嗅出一種從埃及的性別差異和婚姻傳統生財的聰明方法。與此同時,國有的工業區——以生硬的方式試圖引入中國的發展樣板——卻在失血。每當我走訪泰達,我都住在唯一的一間旅館,旅館的名字叫「瑞士旅館」(Swiss Inn),挺符合這個合作區的混搭精神。這裡很少有其他客人。晚上時,我會走過荒涼的街道,到園區內唯一的中國館子「喜運」(音譯)點清真餃子。中國的工業城通常在入夜後都很有精神,但這個地方死氣沉沉——沒有夜班的機器運作轟轟聲,也沒有成群結隊、穿著制服的工人。光是一條路,我就數到有兩百三十二座不會亮的路燈。一名園丁告訴我,他的團隊原本種了一千棵棕櫚樹,但多半都因缺水死掉了。埃及不缺華而不實、方向出錯的沙漠建設,而且古今皆然,但泰達卻是其中最詭異的:撒哈拉沙漠中失落的中國工業城,此處的厄齊曼迪亞斯之夢 [1] 只不過因為「沒法讓女人走出自己家門」這個小小的失敗而夢碎。


泰達合作區有一位年輕的業者名叫吳枝成(音譯),他生產的是便宜的塑膠餐具。這些餐具包裝成套,許多埃及低收入婦女會買來準備自己的嫁妝。其中一套產品——美耐皿餐盤組——刻著對結婚的祝福,是用英文寫的:

我們同甘共苦,
有你的愛與照顧,
知曉你不在遠處,
你那溫柔輕觸,
讓我的憂愁消失無處。

吳枝成三十出頭,他和同輩的中國農民一樣,只受過最起碼的正式教育。但他觀察入微,對埃及的看法遠比我遇過的其他中國人都要深入。吳枝成著手生產餐盤之後,他意識到自己不能跟在中國時一樣只仰賴幾個批發商。在埃及,你必須拜訪個別店家,跟大家握手,秀出自己的產品。

於是吳枝成用了三年時間這麼做。第一年,他那輛四門雷諾房車開了十萬英哩以上。埃及幾乎每一座城市他都開車去過,而商人毫無章法囤積商品的方式令他訝異。「供應商把商品賣給他們,他們則先支付百分之二十,」他解釋道,「每星期,供應商都會在同一天經過,比方星期四,然後店老闆會盡可能支付。沒有付款方案,完全取決於店老闆有多少錢。」

吳枝成告訴他的客戶,身為外人,他沒法這麼做。但他提出替代方案:先付現,可以得到大幅折扣。「這是我的優勢,」他說,「比較便宜,也沒那麼複雜。」

他發現這種作法能打動許多埃及商家,如今他們的關係已經穩固到他不用那麼常跑業務了。儘管如此,他認為自己還是有可能離開泰達合作區,畢竟這裡太難吸引勞力。他雇用大約二十名女性進生產線,而他也和區內的其他業者一樣,經歷過因為訂婚與結婚所導致的高流動率。

來到埃及之前,吳枝成曾經在中國東南經營小工廠。據他觀察,年輕的中國農村女性經常是出於「想遠離原生家庭和村子」這種模模糊糊的渴望,而來到工業城工作。但埃及女性勞工的出發點卻完全不同。「他們不像中國的女孩子一樣是想逃離什麼,」他說,「這裡的人純粹是為了錢。」

其實,埃及女性通常是為了參與傳統社會體系才去工作,而非為了添亂。她們需要錢才能購買家電、餐具、衣服、內衣和其他使她們得以進入婚姻的東西。二十二歲的索雅德.阿布杜勒.哈米德(Soad Abdel Hamid)在吳枝成的生產線上操作塑膠成型機,她告訴我這些責任讓她感到多麼沉重。「我原本打算今年結婚,」她說,「但現在看起來難了,因為我還沒把我的東西買全。」她說,常常有人因為婚約裡明訂該買的東西還沒買好,結果婚事延期或告吹。哈米德計劃婚後辭職,我在吳枝成的廠裡遇到的每一個員工幾乎都是這樣。

組裝線上只有一名已婚婦女。她名叫法蒂瑪.穆罕默德.馬哈茂德(Fatma Mohammed Mahmoud),五十多歲。她說自己想離婚想了好幾年,但她先生不同意結束婚姻,她們大家庭的人也表示反對。「我兄弟姊妹都叫我不要離婚,因為這在我們的傳統裡不是好事,」她說,「我們家來自上埃及。心態很封閉。」結果,她和先生依舊住在同一間公寓裡,在家裡避免跟彼此互動。她到工廠工作,是因為他拒絕給她夠用的錢。

在她的單身同事之間,只有一位名叫伊絲瑪(Esma)的年輕女子說自己打算在婚後繼續工作。伊絲瑪原本有份好工作,在她住的蘇伊士市處理一間大工廠的存貨。她的未婚夫在同一間工廠工作,可是婚約後來吹了。事後,伊絲瑪的父親逼她辭掉工作——明明廠裡還有成千上百名員工,但他認為年輕女子不適合跟曾經的未婚夫在同一個地方工作。伊絲瑪表示:「身為埃及人,只要你爸媽有令,你就得聽話。」於是她現在得為一份薪水更低,而且沒什麼前景的工作,每天花三小時搭巴士。

在泰達合作區內,我發現跟年輕埃及女性勞工講話並不困難。她們和埃及男人一樣,多半有魅力、風趣而外向。我是陌生男人,如果是在她們家附近,她們對我的態度就會謹慎得多,但這裡是中國人的廠區,她們比較自由。她們經常主動接近我,坦率問我打哪兒來,做哪一行,對這個地方有什麼看法。她們會跟男同事嬉鬧調情,還會跟自己的中國老闆頂嘴。她們笑著告訴我自己學會的中文字:好、壞、我想休息、阿里巴巴。基本上,人在埃及的每一位中國業者都拿阿里巴巴這個《一千零一夜》的人物當作「小偷」的同義詞。

我在中國生活時去過好幾十家工廠,而我經常發現年輕女工個性都很害羞孤僻。遇見外國記者就有可能嚇著她們,通常得見過好幾次面,她們和我說話時看起來才會比較自在。要是讓我比較第一印象,無視文化或經濟脈絡的話,我一定會覺得埃及婦女比中國婦女更可能有所成就。

但長期而論,環境與體系卻比個體的人格影響更大。問工人「有朝一日,會不會想自己開工廠或做生意」就是最有鑑別度的問題。中國那些害羞退縮的女孩幾乎毫不遲疑——這是她們夢想的一環,許多人還真的實現了。但埃及婦女對這個問題卻付之一笑。有一位說:「這不可能!(Mish mumkin!)」


吳枝成與不少中國人都很讚賞埃及人的慷慨友善。「假如你車子半路拋錨,第一個經過的人就會停下來幫你,」他說,「中國沒有這種事。」他也很欣賞埃及人高度的地域意識。「在中國,大家都是外地來的,到處搬來搬去,」他說,「假如你住城裡,人人都不認識你。就算你跟鄰居住同一個小區,關係也不見得密切。跟埃及這裡不一樣。」

但他也了解,這種跟家庭與傳統之間緊密的紐帶雖然維繫著埃及人,但也是有代價的。對於手下工人未來的發展,吳枝成的結論很簡單:只要缺乏脫離舒適圈的根本渴望,她們的生活就不大可能有重大的轉變。他對埃及政局的看法也很類似。就他看來,之前的革命是場半吊子的革命,畢竟多數人內心深處還是想維持現狀。「假如他們沒有趕走穆巴拉克,說不定還比較好。」他說。

許多中國業者都說類似的話,這在西方人耳中聽起來很像自掃門前雪。但中國人看得說不定更清楚。姑且不論好壞,他們的國家與文化在整個二十世紀經歷了真正天翻地覆的劇變,而他們則認為埃及人從來沒有堅定投入如此猛烈的轉變。此外,中國人看埃及是看它的現實,而不是看他們希望埃及成為的樣貌。埃及「阿拉伯之春」初期,西方人經常相信自己正在見證一波強大社會運動的崛起,中國人則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個弱國的垮台。

何況中國業者跟埃及的接觸都很在地而實際,他們不會受到籠統的政治運動理念所影響。根據他們的觀點,埃及的根本問題與穆斯林兄弟會、軍隊或總統完全無關——問題在於家庭。丈夫與妻子,父母與孩子,長輩和年輕人——在埃及,這類關係完全沒有因為「阿拉伯之春」而改變,改變發生之前都談不上是場革命。


二○一四年底,中方決定在工廠區興建四座遊樂園。泰達在生產金屬管的國際鑽探材料製造公司(International Drilling Material Manufacturing Company)的馬路對面蓋了某種叫「恐龍世界」的東西,主打暴龍、異龍和其他生物的電動模型。這座史前公園裡有些時代錯置的東西:海盜船、太空山,以及用快樂蛙裝飾的雲霄飛車。吳枝成懷疑是中國國有娛樂產業中有人想把過度生產的商品傾倒過來。要揣摩某些幹部的想法不難——「幹嘛不把這些東西丟到沙漠裡呢?」

泰達官員都不願意實名表示意見,但一位主管明白告訴我,他們希望藉此為園區創造能見度。「如此一來,民眾就會來遊樂園玩,只要他們來,就會對開發區多一點了解。」他說。他希望此舉有助於解決勞力問題。當然,他講中文,不會用阿語的詞彙,但我腦海卻冒出:真主容許的話。

來年春天的某個周末,泰達邀請民眾到開發區參加遊樂園的免費試營運,於是我從開羅開車過去。風很大,空氣裡都是沙子,大部分人都躲到「水世界」的池子去,就蓋在一些空的工人宿舍旁。除了「水世界」與「恐龍世界」,另外兩個遊樂園分別是「糖果世界」和「汽車世界」。「汽車世界」設在一棟兩層樓的建築物裡,之前的承租人是徐新——到埃及生產手機的那位前摩托羅拉經理。

「汽車世界」的卡丁車和碰碰車人氣很高,為了參加活動而從天津來到這裡的高幹對此趨之若鶩。他們穿著黑西裝,雙腳都頂到迷你車的方向盤了。這些高幹開著碰碰車衝撞彼此,在卡丁車賽道上打轉,重回賽道後又再度打轉。「汽車世界」內部改裝非常成功,完全看不出來這裡原本是一間因為缺乏女性工人而關門的手機工廠。對街的機械恐龍栩栩如生。牠們不時擺動手腳,張著大嘴,透過廉價的喇叭來咆哮,彷彿對於自己置身於撒哈拉沙漠感到驚駭莫名。

附註

[1] 典出英格蘭詩人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之詩〈厄齊曼迪亞斯〉(Ozymandias)。「厄齊曼迪亞斯」是古希臘人對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稱呼,雪萊以他為題寫詩,描述黃沙中的人面獅身像上寫著:「吾厄齊曼迪亞斯,萬王之王;見識吾偉業,汝之強大亦要折服!」但周圍早已黃沙滾滾,空無一物。

相關書摘 ►何偉《埃及的革命考古學》:阿拉伯之春、美國考古隊與「陪葬」的盜墓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埃及的革命考古學》,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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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
譯者:馮奕達

非虛構寫作大師——何偉Peter Hessler
繼《甲骨文》、《尋路中國》最新力作!

從尋路中國到埃及考古,何偉跨越埃及獨有的兩種時間概念
——「循環」和「永恆」,
以中國的歷史和政治反襯,理解埃及的政治和歷史。

一邊書寫重現天日的考古巡禮,同時目擊嚮往民主而革命的新生埃及!
細膩描繪「阿拉伯之春」的開羅回憶,以及尋常人物在革命時期的心路轉折


從二○一一到二○一六年,何偉以《紐約客》特派記者身分,舉家遷往開羅,報導自二○一○年末「阿拉伯之春」後,埃及所受的影響以及局勢變化。在這五年內,埃及經歷了兩次總統更換以及軍事政變,在他筆下,就像是在為最古老文明記錄一段劇烈動盪的片段現代史。

作者採用了三條線索交叉進行的敘述方式,一條線索是因「阿拉伯之春」而起的埃及革命。這是現代埃及經歷穆巴拉克下台、穆斯林兄弟會上台再下台的故事。但這不能簡單理解為一個表面上民主的故事,在作者筆下,它似乎是理解古老埃及和現代埃及之間不斷革命和政治變化的循環。在這條線索中,何偉抓住了埃及議會法老廳裡一個擦鞋人的故事――他打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就在法老廳擦鞋了。「納瑟的時候我就在這裡,沙達特的時候我也在這裡。」而這個擦鞋人也見證了穆巴拉克的失勢和穆斯林兄弟會的崛起。他身高約五呎,瘦得像根竹竿,雙手已經染成紅褐色。他的右眼已經永遠睜不開了。

第二條線索是上埃及的考古。搖擺於古文明與新世紀之間的埃及有兩種時間:「循環」,指的是尋常人世的歲月遞嬗、河水漲退;「永恆」,則代表不變不動、完美圓滿的諸神時間;在上述的革命背景之下,他的寫作手法以考古巡禮、革命記錄為交錯穿插。這兩種寫作內容都以時間的演進為記錄刻度,從中帶出埃及獨有的時間觀。

透過埃及獨有的兩種時間概念,藉此理解埃及古王國時代形成的價值體系如何影響今日埃及人的世界。這樣的切入點落實在作者對埃及人的觀察:「不知何故,埃及人就是能在自豪的同時感到羞愧,在樂觀的同時表現犬儒,在嚴肅的同時開起玩笑。即便他們正在抱怨強人領袖對這個國家所作的一切,他們還是熱愛強人領袖。等到其中一堂以古埃及歷史榮光為主題的阿語課結束後,我的筆記本上出現了新的一句話:『埃及已經被人搶了七千年,但她依舊富有。』」

第三條線索是生活在開羅的埃及人的故事。包括在富人區收垃圾的薩伊德和同性戀翻譯員馬努。薩伊德也總是在考古,他從垃圾中找到主人的隱私、秘聞和有價值的物品,從中了解其他國家的人和新世界;而馬努的故事折射了伊斯蘭社會對性、婚姻、生活的獨特看法。他最後逃離了令他窒息的伊斯蘭世界,以中東難民身分來到德國,展開了作為同志的新生活。

本書最讓中文讀者感到會心一笑的地方是,因為何偉曾駐中國多年,並寫下被奉為非虛構寫作經典的《甲骨文》等「中國三部曲」,故他的埃及觀察時時以中國為參照。埃及與中國的共同點不僅僅是在人名上的:人這麼多,名字這麼少。我的電話簿裡塞滿了一個個的穆罕默德和馬哈茂德,一個個的曉梅和秀英。有多少不同的穆罕默德.馬哈茂德曾經端茶給我?以前那些王偉都上哪去了?穆斯林兄弟會的指導局有十八名成員,其中八人的名字不是穆罕默德就是馬哈茂德。總統大選的那個月,我隨隨便便就遇到三個穆罕默德.穆爾西,其中兩人是開計程車的。有一次在阿拜多斯,我訪問了某個名叫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因的人,這名字意思是「兩個穆罕默德」。

也在歷史。何偉觀察到,「仰賴外人」的傳統難免讓外來觀點在埃及歷史上持續下去。所有古埃及的年表與歷史都反映出西方的思維:王族興衰,編了號的王朝來了又去,王國根據古、中、新的順序前進。但這種直線式的歷史卻隱含了「發展」、「改善」、「進步」等對古埃及人來說恐怕不甚重要的其他價值觀。這遮掩了古人真正的想像力——他們更可能想像一種不變不動的永恆國度,而非某種往上發展的軌跡。

何偉的書寫就像一枝挖掘埃及精神的筆。憑藉這些尋常人物在這段悲劇與心痛時刻的生活,憑藉當代埃及與古代埃及之間的關聯,揮灑出對斯土斯民的驚人描繪,讓埃及在「阿拉伯之春」時期不為人知的歷史活了過來,並將他對開羅歲月的回憶與埃及人私密的生活交織在一起。他細膩描繪出一個恐有垮台之虞的國家,最值得關注的內在價值。脆弱的或許只是表面上的政治異動,其內部的人民依舊以剛毅的精神、以宗教的信仰苦撐著;而這股堅強而充滿智慧的人性,便是埃及留存的內在價值,比永恆不變的考古遺跡更加雋永、比動盪激情的革命更顯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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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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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