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真彭派】如果唐太宗死而復生,也會嘲笑中共對西藏的「同化政策」

【關鍵真彭派】如果唐太宗死而復生,也會嘲笑中共對西藏的「同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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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歷史沒有詳細記載唐初推動突厥同化政策那9年間,同化政策究竟遇到哪些困難,讓唐太宗最後說出這項錯誤政策是「割根幹以奉枝葉」。不過從中共統治西藏的經驗,倒是可以看出為什麼同化政策根本是在浪費錢。

在之前的「台灣獨立救中國」系列文章裡,都是站在美國、俄羅斯這些明顯或潛在與中國博弈的對手為出發點來討論。接下來的兩篇文章,則是站在中國自身戰略的角度,去談為什麼中國政府支持台灣獨立,對中國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是最有幫助的策略。

在討論「中國為什麼不讓台灣獨立」的問題時,最容易聽到的一個論點就是:

如果台灣獨立了,那西藏、新疆、內蒙也紛紛會要求獨立,這樣中國的領土便會四分五裂。

通常聽到這種話,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就算沒有說出口,心裡想的八成都會是:

那就讓他們獨立啊, 中國幹嘛非要維持「大一統」?讓想獨立的人都獨立不就好了嗎?

不過這樣的論點在中國人聽起來恐怕會覺得太不負責任,畢竟維持對西藏、新疆、內蒙的統治,對中國的國家安全,乃至「偉大復興」來說至關重要。不過,為什麼重要?

西藏、新疆、內蒙是中國追求的「天然疆界」

西藏、新疆、內蒙對中國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天然資源跟地緣戰略兩個層面,而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地緣戰略的需求。富勒在《西洋世界軍事史》的開頭就提到,歷史上驅動所有「陸權帝國」進行對外征服的驅力就是尋求一條安定的「天然疆界」。

天然疆界的概念雖然是路易十四提出來的,但考察古往今來大多數陸權帝國對外的軍事行動,都是依循同樣的思維。

所謂的天然疆界,指的就是利用高山、高原、河流、原始森林、海洋等交通不便的地形作為帝國的邊疆,就能使用相對少量的軍隊把大量的敵人隔絕在帝國範圍之外,減輕防禦廣泛邊境對帝國國力的損耗。據守這些不利大軍行動的地形,也減低被大量突然湧現的敵軍突襲的危險。

以中國來說,如果讓圖博、東突、內蒙獨立,疆域大致就會縮回過去漢地「本部十八省」(不過還多出東北)的範圍。這不只是領土縮小這麼簡單,還會使得中國喪失天然疆界帶來的國防安全。

像是現在屬於甘肅省的河西走廊在三者獨立之後,南面是圖博(青海傳統上屬於藏區的「安多」地區)西面是東突,北面是蒙古,只有東面狹窄的範圍跟中國連接,甘肅將變成形勢複雜的火藥庫。更不要說屬於圖博傳統領域之一的「嘉絨」(馬爾康)藏區就緊鄰成都,一旦圖博獨立又倒向印度,印度有機會可以直接兵臨成都城下,威脅整個四川盆地。

而從內蒙城市烏蘭察布到北京航空距離只有300多公里,當前蒙古雖然對中國沒有顯著的國防威脅,但中共絕對還記得上個世紀60、70年代中蘇交惡雙方在內、外蒙古陳兵百萬準備展開核子戰爭的恐怖記憶。

尤其是圖博的範圍包含全球海拔最高的喜馬拉雅山脈跟青藏高原,如果從圖博對中國「內地」發動攻勢是居高臨下直接衝入關中平原、四川盆地、湖廣盆地等平原地帶,中國要反攻反而要面對層層疊疊、越來越高的高原地勢。從這點來看,控制這些地方對中國建立穩固的「天然疆界」確實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這一切聽起來都很合理,不過這真的合理嗎?

靠「同化」維持的疆界真的安全嗎?

前面提到自古陸權帝國追求天然疆界,為的是節省國力還有追求安全的邊界。但回顧歷史,大多數的陸權帝國最終都因為追求天然疆界反而捲入無止盡的戰爭與叛亂陰影。

例如提出天然疆界概念的路易十四就認為應該把法國疆域擴張成西到萊茵河、東南到阿爾卑斯山、西南到庇里牛斯山,因此引起了一連串的戰爭。法國擴張野心引發的恐慌,反而讓對手英國能在歐陸找到一堆盟友組織反法同盟包圍法國。

而中國目前也為了建構安全的天然疆界,強行壓制西藏、新疆與內蒙,激發了前兩者強烈的抵抗。像是引發達賴喇嘛出走的1959年西藏起義,以及新疆2009年發生的七五抗暴,至今還時不時發生零星的自焚與武裝衝突。

中共目前把這些抗爭都定調成:境外勢力煽動圖博、東突民族主義圖謀分裂中國國土。而對應的方法就是藉由軍隊鎮壓,用大量的武警、漢人官員與監控科技形成監視網,最後透過電視、學校、再教育營等手段逐步將他們「漢化」。

從這些定調跟手段,都可以看到中共把圖博、東突的「民族意識」視為造成抵抗的問題,因此決定透過「漢化」的方式強硬推行融合政策。按照中共的想法,似乎只要消滅圖博跟東突自身的文化,把他們同化成漢人,抵抗的問題就會被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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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藏區」的範圍

問題在於,這個手法在過去的中國歷史上就曾被證明徹底失敗,最終還造成了歷時最久的「分裂時代」。

漢代最大的外敵匈奴,在西漢後期因為陷入內戰而分裂為南北兩部,其中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在西元前51年朝見漢宣帝,此後南匈奴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都成為漢朝的附庸。到了東漢末年南匈奴單于呼廚泉被曹操擊敗後,匈奴武裝基本上已經被漢人政權收編。

到了魏晉時代,南匈奴已經不住塞外,而是跟漢人雜居。南匈奴首領劉淵更是拜學者崔游為師,精通《詩經》《易經》《書經》《左傳》,完全融入魏晉的世族社會。但等到西晉因為內戰而陷入衰弱之後,劉淵還是領導匈奴建立前漢,最後匈奴進軍長安消滅西晉,中國陷入近300年的大分裂時代。

唐朝拒絕「同化」突厥,反而奠定了盛世基礎

這個史實影響到後來唐朝對突厥的政策。西元630年李靖成功消滅東突厥,在怎麼處理突厥民族的問題上,重臣在唐太宗面前發生了嚴重的政策分歧。其中溫彥博主張的政策就類似今日中共處理西藏、新疆的思維:

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

溫彥博主張中的「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正是今日中共在面對西方質疑再教育營時常用的說詞。不過必須要幫溫彥博澄清的是,他並沒有要設置突厥再教育營,反而主張「全其部落,順其土俗」這點與中共極端的做法還是有所不同。

不過與溫彥博相反,魏徵雖然用了很多仇恨詞彙,但反而主張應該讓突厥在唐朝政府支持下維持獨立。而魏徵的政策正是借鑒了西晉試圖同化匈奴,反而被匈奴滅亡的教訓,因此覺得同化政策絕對行不通。

突厥世為寇盜,百姓之仇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強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眾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不可悔也。

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為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鑒也!

不過唐太宗大概是被溫彥博引用孔子的那句「有教無類」打動,決定先採取同化政策。不過在九年後突厥首領突利可汗的弟弟陰謀發動兵變,雖然立刻就遭到鎮壓,但唐太宗終於發覺自己政策錯誤。於是唐太宗立刻下令讓東突厥遷出黃河北岸復國。唐太宗感嘆運用國家資源搞同化政策根本是浪費錢:

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六年後,重新建國的東突厥在新崛起的薛延陀部落攻擊下無法支持,再次退入黃河南岸要求唐朝保護。許多官員都認為不應該庇護以前的仇敵,唐太宗卻認為只要對他們採取真正包容友善的政策,不同族群也能像是一家人:

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亂。

唐太宗甚至誇下海口「爾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唐太宗對突厥的友善包容不久就得到回報。隔年西元645年,唐太宗遠征高麗,大軍在安市城吃了敗仗(韓國2018年的史詩電影《浴血圍城88天》就是在演唐太宗這次大敗)。

同一時間薛延陀部落準備趁唐軍主力東征,從河套渡過黃河奇襲長安。這時突厥裔的唐將執失思力,就率領突厥軍隊跟臨時徵集的民兵大破薛延陀部隊,一路追擊600里。可以說唐太宗善待突厥的政策,在關鍵時刻救了唐朝一命。

在此之後,唐朝便大量採取羈靡政策來處理戰敗的周遭其他民族,更發展出「羈靡州」這種獨特的制度。跟後世某些人的誤解不同,唐代的羈靡政策(至少在唐太宗的時代)不是想要「同化」這些少數民族,反而是為了維持這些民族的自治甚至是獨立。

歷史沒有詳細記載唐初推動突厥同化政策那9年間,同化政策究竟遇到哪些困難,讓唐太宗最後說出這項錯誤政策是「割根幹以奉枝葉」。不過從中共統治西藏的經驗,倒是可以看出為什麼同化政策根本是在浪費錢。

為什麼中共灑了一堆錢建設,西藏人卻不買單?

我們從中國政府的官方論述,可以看到中共在西藏問題上一直替自己抱屈。在中共的論述裡,西藏本來是一個充滿重稅跟勞役壓迫的「農奴社會」。是中共把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帶入西藏,並且發起各種「解放群眾」的政治運動後,才把可憐困苦的西藏人解救出來。

不僅如此,中共還為了西藏的現代化提供了大量建設,像是興建高速鐵路、公路,以及替藏人牧民提供有水有電又漂亮的新式住宅讓他們定居,又提供了各種五花八門的經濟援助跟補貼,甚至要求經濟條件較好的東南各省市以「對口支援」的方式灌錢給藏區(包括青海、甘肅、四川的藏人州縣)進行建設。

站在中共的角度,中國政府已經替藏人做了這麼多貢獻,藏人卻不買帳,還時不時透過自焚跟抗爭表達不滿,甚至心向達蘭薩拉的圖博流亡政府,簡直不知感恩兼莫名其妙。這個現象背後真正的原因,其實就揭示了為什麼同化政策只是在浪費資源「割根幹以奉枝葉」而無法贏得藏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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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Planemad @ CC BY-SA 3.0
從附近山中眺望圖博流亡政府所在地達蘭薩拉

中國裔學者李江琳,是目前中文世界裡對西藏研究最全面的作家之一。李江琳從2004年開始研究西藏問題,他的著作結合了中共內部的各種機密資料與入藏解放軍個人回憶錄、海內外藏人訪談以及親自走訪藏區各地的實地考察結合而成。從他的《藏區秘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等著作中,可以看出為什麼中共對西藏投入大量資源,卻得不到想要的結果。

紅軍「長征」帶給藏人的觀感

藏人第一次接觸中共,其實早在1935年中共「長征」時期。當時共軍主力為了避開南京國民政府的圍剿,進入四川後大部分的時間其實都取道國民政府勢力無法觸及的「藏區」,共軍在藏區總共停留了18個月。

在中共官方的敘事裡,共軍在藏區散播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打擊封建土豪,長期被農奴制壓榨的藏民紛紛「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很明顯是後人編造的政治宣傳,在共軍入藏區之前,藏區沒有共黨分支(直到1939年中共才在重慶建立「藏族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小組」),根本沒人知道共產黨是幹嘛的,更遑論藏人會迅速理解並接受馬列主義。

根據李江琳從解放軍檔案跟實地走訪藏區,尋訪海內外藏人得到的結果。當時真實的情況是共軍急需糧食供應,因此進入藏區後馬上到處徵集糧食草料。共軍路過的川西、青海東部與甘肅西南藏區,都是糧食生產量不高,生態也十分脆弱的地區。這些地區的人口跟當地生態所能產出的糧食數量長期維持一種微妙的均衡,十幾萬共軍湧入當地後立刻破壞了這個均衡狀態。

當時藏民面對這群突然湧入的掠奪者,不是選擇攜家帶眷逃往野地躲藏,就是選擇跟隨當地藏人領主一起武裝抵抗。前者在共軍過境後只能面對被搜括一空的家園,後者則成為共軍紀錄中的「反動武裝」跟共軍交戰。但無論勝敗,飢荒、戰爭跟戰爭過後的傳染病盛行成為藏人對中共留下的第一印象。

如果說這次接觸是中共遭遇國民黨追擊下的「非戰之罪」,那中共建政後對整個藏區的治理就不能不說是十足的政策錯誤。

造成藏人與中共「雙輸」的政策循環

在改革開放前中共對藏區的治理方式,就是拿漢地共產黨的政策直接硬套。具體來說便是先藉由「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種種政治運動破壞當地傳統的社會連帶(這便是中共口中「解放農奴」的作為)。接著便透過「集合化」的方式重新組織藏人形成集體農場、集體牧場,開始學漢地「大躍進」的方式大規模進行開墾及畜牧。

共產黨當時打的如意算盤是把藏人從遊牧改成漢人的欄牧,這樣「解放」出來的土地就可以大量栽種馬鈴薯、小麥、青稞、亞麻、甜茶等高地作物,用這個方式來實現農業產出的躍進。

大家都知道,藏區大都處於青藏高原的範圍,生態十分脆弱。傳統的社會連帶並非農奴壓榨這麼簡單,傳統藏人的社會制度包括了如何劃定遊牧與耕種範圍、如何有限度地利用水草與可耕地、土地復育、糧食分配等幾千年經驗發展出的古老智慧。中共拿漢地政策強行「同化」藏人的結果就是一口氣毀掉藏區運轉千年的社會制度。

藏區的生態原本就比漢地脆弱,集體化跟大躍進在漢地都造成了名為「三年自然災害」的饑荒,可以想見藏地接下來發生的就是高原沙漠化導致糧食跟畜產銳減,藏區同樣發生嚴重飢荒。上面整個過程其實便是達賴喇嘛出走,以及西藏抗暴為何此起彼落背後的整體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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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1959年逃亡的西藏難民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其實有試圖對過去的錯誤政策作出補救,於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各種補貼、建設以及「對口支援」。但新政策仍然犯了跟過去同樣的錯誤,那就是繼續拿漢地的思維去硬套在藏人身上。

李江琳在2012年走訪藏區的過程中發現,中共雖然開始留意高原沙漠化的現象,但處理的方式卻是用強硬的行政命令要求藏民放棄遊牧的「牧民定居計畫」,以家庭為單位來劃分草場。李江琳談到這麼做造成的後果:

以家庭為單位劃分草場,使草場細碎化,牧民只能在小片草場上放牧。這樣一來,傳統的放牧方式不再可行,現代方式又超出單個家庭的經濟能力,牧民迫於生計,草場過度利用在所難免。這種制度最終形成了跟內地「三農問題」性質差不多的「三牧問題」,以及生態破壞帶來的一系列嚴重後果。

然後等到沙漠化再起,中共推出的做法便是輔導牧民「產業轉型」保護草原生態,等無法從事傳統產業的牧民落入貧窮陷阱後,當局再推出「扶貧計畫」……。可以說中共統治藏區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無盡循環,為了解決一個問題推出的政策,卻製造了下一個問題。

然而這整個循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中共嘗試用漢地的社會制度、生產方式去取代藏區發展千年的體制,這一套最終導致了藏人跟中共「雙輸」的結果。中共平白投入大量資源,反而讓藏人更加怨恨中共。

中共治藏的問題,其實就像魏德聖導演在《賽德克・巴萊》裡描述日本人治理賽德克族的問題一樣。中共建設的出發點就跟片中的日本人一樣未必全然出於惡意,都是希望透過「現代化」改善被統治者的生活,換取被統治者接受、並效忠統治者帶來的政治秩序。然而這個現代化的過程都粗暴地忽視在地原有的社會制度,反而讓被統治者被迫放棄傳統的謀生方式。

在《賽德克・巴萊》中,被剝奪獵場的賽德克人只能做伐木、陪酒之類的低階工作。在現實中被剝奪遊牧權利的藏人,只能淪為流落外地的農民工,或是留在家鄉成為扶貧工程幫助的對象。《賽德克・巴萊》描繪莫那魯道為了捍衛獵場而起義抗戰的情節,在現實中也不斷在現在的藏區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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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在印度出生的流亡西藏青年,10日在德里的紀念西藏抗暴60週年遊行與集會上,拿著「西藏獨立」、「讓尊者達賴喇嘛回西藏」的中英文標語。 中央社記者康世人新德里攝 108年3月10日

同化政策是一條不歸路

同化政策是一條不歸路,失敗的後果就是重演西晉覆亡的慘劇;就算成功,也反而是把一個原本有自主經濟與生活能力的民族摧毀,轉變成無法自立必須無止盡吸納中央政府資源的錢坑。其實讓中國解套的方法就在前面提過的歷史經驗中,中國應該借鑑唐太宗幫突厥復國的往事,支持圖博、東突獨立,建立親中政權。

如果嫌這樣太刺激,變數太多,那也應該真正落實「自治」,讓藏人、維人能以自己的社會文化跟生產方式治理自己,中共只提供間接的經濟援助以及駐軍。其實這套也不新鮮,其實就是過去已經被清朝證明能夠成功治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模式。

甚至綜觀美國現代在日本、南韓、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乃至在全球各地的駐軍,其實也是以盡量避免涉及當地治理的模式在運作。其中的思維也很簡單,治理是需要成本的,涉入越多其實就會耗費越多成本。真正聰明的模式就是只拿自己需要的東西,不要浪費資源去試圖治理當地。就算真的被迫要治理,也要像當年的「馬歇爾計畫」或是二戰後幫助日本復興一樣,有限度的介入後就收手。

前面提到,西藏、新疆、內蒙等地對中國的必要性其實來自軍事需求,最多外帶礦產資源。這些完全都是能夠透過國與國之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租借軍事基地,或是透過經貿條約、開闢共同市場就能滿足的需求。但現代中國選擇把這些地方變成「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下場就是把這些地方變成叛亂頻仍的棘手錢坑。

西藏如此,新疆如此,內蒙如此,台灣如果被中國收回更是如此。這不只是在未來有機會引發中國瓦解的未爆彈,更是長此以往消耗中國資源的癮性疾患。中國政府何不改變傳統陸權帝國的思維,嘗試用新的模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達賴喇嘛談如何保持微笑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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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左2)21日被問到如何保持快樂與微笑時,建議應把敵人當做最好的老師,就像中國不斷批評他,他反而為中國的憤怒和恐懼擔憂。中央社記者康世人新德里攝 108年11月21日

像是達賴喇嘛不只一次跟中國政府釋出善意,甚至願意放棄圖博獨立,換取中共統治下的高度自治。面對這樣的訊息,中國官方卻不理不睬。中共打的主意,或許是想等到達賴喇嘛過世後,用自己推出的人選繼續走同化政策的老路。

但這種做法其實是在浪費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浪費一個讓中共能夠從治理西藏的爛帳中全身而退,轉而享受擁有西藏在軍事跟資源上的所有好處,卻大幅減輕治理成本的機會。過去唐太宗掌握了這樣的機遇,所以唐初能夠在人口因隋末內戰而銳減的情況下,締造「民族復興」的盛世。

今日中國追求民族復興,卻選擇漢民族歷史上花費最多成本,風險也最高的同化政策去處理西藏、新疆、內蒙等地的問題,豈不聞唐太宗在千年前的感嘆:「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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