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真相》:這一切都與逆火效應和「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的達克效應有關

《後真相》:這一切都與逆火效應和「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的達克效應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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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什麼在人類的演化過程中會出現這些認知偏差?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難道去適應真相不是件好事?難道相信真相不會增加我們的生存機會嗎?

文:麥金泰爾(Lee McIntyre)

逆火效應

逆火效應是根據布倫丹.尼亨(Brendan Nyhan)和賈森.瑞夫勒(Jason Reifler)的實驗而來,他們發現給一特定政黨的黨員看那些證明其政治信念有錯的證據時,他們會拒絕這項證據,還會對錯誤信念「加碼」。更糟的是,在某些情況下,提出反駁證據會導致一些受試者增加對其錯誤信念的力度。

在這項研究中,他們提供受試者看假造的報紙,當中有刊登一些普遍的誤解。其中一篇報導支持伊拉克,在伊拉克戰爭前就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另一則新聞則是布希總統已經全面禁止幹細胞研究。這兩則新聞都是編造的。當提出更正的資訊時,比方說,引用一段布希總統發表的講話,提到他承認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時受試者的反應會因為黨派不同而有差異。自由派和中立者接受更正的資訊(這或許在意料之中)。然而,保守派卻沒有。事實上,研究員注意到,一些保守派黨員表示他們在讀了更正的資訊後反而更加相信假消息,確定當中提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真的存在:

換句話說,這些更正資訊引發了逆火效應,保守派人士收到更正資訊,告知他們伊拉克並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但這反而讓他們更加相信伊拉克具有這些武器,其比例高出沒有提供更正消息的控制組。

研究員推測,或許這樣的結果是由於保守派人士本來就對所有媒體來源都抱持較強的不信任感。但這假設與他們的實驗結果並不相符,因為消息修正組和未修正(控制)組的受試者,都有讀到文中布希總統的聲明。

因此,逆火效應必定是來自實驗中修正的消息。若是受試者只是不信任媒體,他們應該會忽略那則修正的消息。但是,保守派反而更往「錯誤」方向過去,這樣的反應很難簡單歸因於他們對媒體的不信任感。

在進一步的測試中,研究員想要測試這樣的結果是否會出現在自由派的人士身上。他們讓受試者看一篇假造的新聞,提及布希強制禁止所有的幹細胞研究(事實上他只是限制聯邦資金贊助二○○一年八月之前建立的幹細胞系,並沒有限制私人經費在這類研究上的投資),然後再給他們看正確的資訊。在這組實驗中,更正消息在保守派和溫和派人士上有作用,但自由派卻沒有。然而,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自由派人士中並沒有出現逆火效應。儘管資訊還是遭到「中和」,沒有改變自由派的錯誤想法,但在他們身上,研究員沒有找到任何證據顯示,發現真相反而強化自由派對錯誤觀點的相信程度。在此,事實並沒有產生適得其反的逆火效應。

有些人認為,以事實證據來改變在政治信念中的明顯錯誤,基本上就是想要「用水來撲滅油上的火」。至少在死硬的保守派人士身上確實是如此。不過正如尼亨和瑞夫勒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的,在事實證據的面前,再堅定的意識形態,不論是在政治光譜的哪一端,都不可能永遠堅持己見。他們引用前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再佐以他們在實驗中發現的另一個次要結果,指出若是一直讓各黨派人士接觸會動搖他們信念的相同資訊,他們會變得比較願意接受正確的資訊。在一項類似的研究中,大衛.瑞德婁斯科(David Redlawsk)等人則是在探究「有動機的推理者」是否能夠接受更正資訊,抑或只是一昧地否定。他們的結論印證了尼亨和瑞夫勒的推測:即使是最死忠的黨員也會因為不斷接觸到修正的證據而達到「臨界點」,改變他們的信念。

達克效應

達克效應(有時又稱為「蠢到不知道自己很蠢」效應)這種認知偏差是指受試者的能力過低,往往不能體認到自己的無能。請記住,除非有人全知全能,不然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這種效應的影響。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他們早期的研究中,探討了過度自信偏差(overconfidence bias)有時造成的後果也很令人擔心。為什麼當我們在百慕達度假時,明明知道自身能力有限,還是決定租一輛機動滑板車?或是再舉小約翰甘迺迪這個更有名的例子,為何在教練勸阻不要飛行時硬是相信自己有足夠的飛行經驗,足以通過途中惡劣的條件,自己駕駛小飛機去參加海尼斯港的家庭婚禮?達克效應再次解釋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還擴及更廣,不僅是考慮手頭任務的難度,還將評估者的屬性納入考量。

大衛.達寧(David Dunning)和賈斯汀.克魯格(Justin Kruger)在一九九九年進行一項實驗,在當中他們發現受試者往往大幅高估自己的能力,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受過訓練的受試者。很多人都對美國作家蓋瑞森.凱羅爾(Garrison Keillor)的「烏比岡湖效應」(Lake Wobegon effect)耳熟能詳,在他虛構的那座小鎮上:「所有兒童都比普通小孩優秀」。也許大家之所以覺得這段描述好笑,是因為我們從中認出自己。有多少司機(或戀人)會將自己評為「低於平均水準」?達寧和克魯格發現這種效應可以擴展許多能力的自我評量。從智力、幽默感,甚至到邏輯推理或象棋這種高技能的能力,受試者經常會嚴重高估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呢?正如作者所點出的:「無能會剝奪(人)理解自身無能的能力……在一個特定領域產生競爭力的技能,往往也是在這領域用來評估自己或他人的能力所必須的技能。」這效應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我們許多人變得盲目,會犯下自己覺察不到的錯。

達寧和克魯格的另一項發現也相當發人深省,他們要求四十五名資質優異的大學生,做二十題從「法學院入學考試」(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簡稱LSAT)模擬試題中抽出的邏輯測試。任何熟悉LSAT的人都知道,這些題目可不簡單。他們不僅要求受試者做完這些問題,還要他們評估自己的成績,以及相對於其他人的排名。研究員發現,大多數學生會將自己擺在第六十六百分位(即前三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學生一般不會高估自己的表現;他們正確評估了自己做對和做錯的題目。比較不對勁的地方是,他們是否自認「高於平均」。事實上,最令人感到震驚的發現是那些得分最低的自評。那些平均成績落在第十二百分位(最低級數)的人,仍然認為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高於平均,落在第六十八百分位。這也許是達寧-克魯格的實驗結果中最令人震驚的發現:表現最差的人高估自己的程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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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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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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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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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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