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社會問題歸咎通識科,香港人不受這一套

將社會問題歸咎通識科,香港人不受這一套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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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及建制總是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通識教育科,即使有學者研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通識教育科並沒有因果關係,但是他們總是咬著通識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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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許漢榮(高教公民副秘書長)

由去年6月至今因為反對修例《逃犯條例》而引發的社會動蕩,不少參與者都是年輕學生,他們眼見政府對社會大眾的訴求視而不見,對警暴問題毫無反省,便走到街上發聲,目的就是維護香港的固有價值、追求民主與自由。政府及建制派一方不單沒有反省政權的錯誤,更試圖把社會的亂局歸咎教師,在教育界製造白色恐怖。過去政府及建制派不斷高呼要把政治從教育分離開去,政府——尤其是教育局——卻一再以政治為由,妄評教師的所謂操守,目的是要恐嚇教師,以圖滅聲。

楊潤雄曾經指出,教師的「私人空間」也要受到規範,一旦教師被當局認為違反專業操守,可以被停職、解聘、甚至取消教師註冊。他把所謂操守的規範無限延伸,甚至把他們的手伸進教師的私人空間,明顯不合比例。今天教師可以因為在私人時間發表所謂「仇警」言論而受罰,他日也可以因為在私人時間發表與政府看法不一的政治想法而被罰。

這事實上就是對教師思想審查,務求教師要為政府的政治理念服務,是非常危險而不合理的一步。在香港,教師的專業建立在教學與學生成長的工作上,而不是為政權服務,維持教師的專業自主,是香港之所以不同於中國其他地方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單說出教師的私人空間要受規範,楊潤雄在接受大陸媒體訪問時也曾指出,當教師因為社會運動被投訴,教育局作出調查,校方、校長也必須要「配合」,否則校長也可能因此獲罪,不單政府有權解除校長的委任,甚至校長也要被取消教師註冊,再不能於教育界任職。

楊潤雄甚至指出,在學校要配合教育局的調查時,更要配合教育局已有的「結果」,他認為學校如有教師涉事,但學校、校長認為該教師「沒有問題」,他們就會判斷校長的態度和立場可能「有問題」,然後就會被「處理」。換言之,教育局是在恐嚇校長必須要聽令於局方,否則他們也要承擔後果。試問這不是白色恐怖,又是甚麼?

此外,一如既往,當社會出現問題,政府及建制總是簡單將問題歸咎於通識教育科,即使有學者研究學生參與社會運動與通識教育科並沒有因果關係,但他們仍咬著通識科不放。最近甚至要求出版商把建議學習材料上繳局方審查[編註],就是要出版商按政治正確的需要編訂教材,才可以供學校使用,這不單是自己推翻訂立通識教育科的目的,更是警告出版商小心編輯角度,這不也是白色恐怖嗎?

沒有人希望見到社會亂象叢生,但由反對修訂《逃犯修例》而引起的事端,由此至終都是政府的問題,他們是唯一要負責任者。可惜由去年六月至今,這個所謂政府不單沒有反省自己的過失,反而不斷以警察暴力、制度暴力傷害香港市民,用不同藉口轉移視線,尋找代罪羔羊,以為這樣就可以擺脫自己的罪孽,可是香港人並不受這一套。眼下社會的動蕩有所緩減,不是政府的策略奏效,只是大家正在沉澱再找出路。

要讓社會復原,政府必須罪己、承擔責任,不能再以政治介入教育,停止對教育界的白色恐怖,方為正途。

本文原刊於《蘋果日報》觀點版,特別嗚謝作者高教公民(Facebook專頁)及《蘋果日報》授權轉載。

編註︰內地傳媒《上觀新聞》引述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我們要求出版社把這些課本都拿過來給我們看一遍」,但《香港電台》向教育局查詢時,局方指有關計劃是出版社自願參與,詳見《香港電台》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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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vin
核稿編輯:Ka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