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史學家對蒙古西征帶來的破壞,似乎有些誤導與偏頗

《絲綢之路》:史學家對蒙古西征帶來的破壞,似乎有些誤導與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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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帶著近乎厚顏無恥的讚美,有些當代歷史學家現在開始宣稱蒙古人曾經遭到了勇敢的抵抗而停下腳步,甚至在臆想中的戰役中吃了敗仗,這樣的說法久而久之也就好似煞有其事一般。

文: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

考慮到蒙古人的糟糕名聲,蒙古人為什麼能在十三世紀早期在中國、中亞和其他地方取得奇蹟般的成功呢?令人好奇的是,有一種解釋是認為他們並不總是被視為壓迫者。這樣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以花剌子模的例子來說,當地居民被命令繳納年貢以支持在撒馬爾罕周圍興建的新堡壘,並且要支付弓箭手兵團的軍餉來讓他們抵抗蒙古人即將到來的攻勢。讓居民家庭承受這種負擔很難得到人心。

正相反的,蒙古人在他們占領的一些城市中投入了大量資源在基礎設施上。一個中國僧人曾經在撒馬爾罕陷落不久後造訪那裡,他驚訝地看到有許多中國和周圍地區的工匠被徵召到這裡來,管理之前被忽視的田地和果園。

這是一再重複的規律:金錢投入到重建和重新被注入活力的城市中,注意力尤其集中在支持藝術、工藝和生產上。蒙古人野蠻破壞者的整體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提供了後來的這種具有誤導性的歷史書寫傳統,只強調了蒙古人造成的破壞和災難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對過去的偏頗視角給我們上了重要的一課,讓我們了解到對於那些想要流芳百世的領導者來說,資助歷史學家在書寫他們時代的歷史時要筆下留情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很顯然蒙古人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但是蒙古人的確是讓即將遭到他們攻打的目標感到毛骨悚然。在他們向西一路席捲,追殺那些抵抗他們或是抱著逃生希望的人時,蒙古攻擊的恐懼已經深深烙印在人們的心中和腦海中。在一二二一年,由成吉思汗的兩個兒子率領的軍隊像閃電一樣擊垮了阿富汗和波斯,他們在各地肆虐,內沙布爾、赫拉特和巴爾赫都被攻下了,而梅爾夫則是被夷為平地,城中所有人口遭到了屠殺。

按照一位波斯歷史學家的記載,他們只留下了四百名工匠帶回了東方,讓他們在蒙古宮廷中服務。大地已經被血染紅:少數倖存者計算了屍體數目,他們記載的遇難人數超過一百三十萬人。類似的令人窒息的死亡人數報告也在其他地方出現,這讓現代學者們確信,這樣的殺戮已經是種族滅絕的標準,屠殺導致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亡。

雖然很難對這些進攻造成的大規模死亡持有任何讚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據後來的波斯歷史學家顯示的——有許多(即便不是全部)遭到蹂躪的城市很快得到了恢復——我們不得不依賴的這些歷史學家可能十分樂於誇大蒙古攻擊所造成的破壞效果。但即使苦難有所放大,但是絲毫不用懷疑,從東方颳來的血雨腥風的確伴隨著巨大的破壞力。

蒙古人的殘忍並沒有就此收手。在中亞的重要城市被破壞的不久以後, 高加索地區也遭到了洗劫,隨後突襲者們的身影又出現在了俄羅斯南部。他們遇到了狩獵部落欽察人(Qıpchāqs)或庫曼人(Cumans)的反抗,蒙古人給他們上了膽敢抵抗的一課。成吉思汗可能在一二二七年死去,但是他的繼承者們證明了他們同樣機智——獲得的成功也同樣輝煌。

在一二三○年代末,在中亞戰績彪炳的領導者窩闊台成了大汗,在他的父親死後不久,蒙古人就發動了戰爭史上最令人震驚的攻勢之一,戰爭在速度和波及程度上甚至超過了亞歷山大大帝的規模。按照諾沃哥羅德的一位僧侶的說法,那些已經進入過俄羅斯領土的軍隊就像「數不勝數的蝗蟲」一樣。「我們不知道他們從哪來,到哪去,」他寫道,「只有上帝知道,因為他們是上帝派來懲罰我們的原罪。」如同教科書般的做法是,當蒙古人再回來,他們提出進貢的要求,威脅要把拒絕的人斬草除根。

梁贊(Ryazan)、特維爾(Tver),一個又一個的城市遭到了攻擊,最終輪到了基輔,這座城市遭到了徹底的洗劫。在弗拉基米爾,當地的大公及其家人連同該城的主教和貴族都在聖母教堂裡避難。蒙古人放火燒了教堂,把裡邊所有人都活活燒死了。主教的一位繼任者寫道,教堂遭到了毀壞,「聖器遭到褻瀆、被丟在地上遭到踐踏,教士們遭到屠戮。」他們就像是出籠的野獸一樣嗜血,彷彿在吞噬強壯者的肉,豪飲貴族的血。來自東方的並非祭司王約翰和救贖,而是帶來災難的蒙古人。

蒙古人所帶來的恐懼很快就顯現在人們對他們的稱呼上:韃靼人(Tatars)——指的是塔耳塔羅斯(Tartarus)——古典神話中折磨人的深淵。蒙古人進犯的消息甚至傳到了遙遠的蘇格蘭,按照一份史料的記載,當時不列顛東岸港口的鯡魚遭到滯銷,這是因為平日來自波羅的海地區的買家已經嚇得不敢離開家門了。

在一二四一年,蒙古人兵分兩路直插歐洲的心臟,他們像兩根匕首一樣,一根攻打波蘭,另一根刺向匈牙利平原。恐慌遍布整個歐洲大陸,尤其是波蘭國王和西里西亞大公(Duke of Silesia)領導的大軍遭到擊潰以後,後者的頭顱被插在一根長矛上遊街示眾,一同遊街的還有九個裝滿了「死者耳朵」的口袋。蒙古大軍現在正在向西移動。當匈牙利的國王貝拉四世(Béla IV)逃往達爾馬提亞的特羅吉爾(Trogir)避難時,牧師們舉行了彌撒來祈禱不受魔鬼的侵害,他們發起遊行來喚起上帝的支持。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宣布,任何參與保衛匈牙利的人都將獲得十字軍得到的同等報償。他的提議應者寥寥:日耳曼皇帝和威尼斯總督更擔心的是如果他們加入防禦但是結局不妙的後果。正如一位現代學者所言,如果蒙古人現在要繼續西進的話,「他們不太可能會遇到任何協調抵抗」。歐洲的清算之日到來了。

帶著近乎厚顏無恥的讚美,有些當代歷史學家現在開始宣稱蒙古人曾經遭到了勇敢的抵抗而停下腳步,甚至在臆想中的戰役中吃了敗仗,這樣的說法久而久之也就好似煞有其事一般。事實上,蒙古人只不過是對於西歐能夠提供的東西提不起興趣——至少在當下是如此。他們優先考慮的是告誡貝拉不要允諾給庫曼人提供庇護,或者更糟的,一次又一次忽略把庫曼人交出來的要求:這樣的反抗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嚴懲不貸。

「我知道你是富裕且強大的君主,」在蒙古人寫給貝拉國王的一封信上寫著,「你手下兵多將廣,你獨自統治著一個大王國。」在任何熟悉職業詐騙的人來說,這樣的話都聽起來很熟悉,下面的話則是開誠布公地直白:「讓你自願臣服於我有些困難,雖然這樣做的話,對你的未來大有好處。」在草原的世界裡,冒犯一個強敵幾乎和面對面的衝突一樣糟糕。貝拉需要被好好上一課。因此蒙古人孤注一擲地穿越達爾馬提亞追殺他,略過了其他已經門戶洞開的機會。蒙古人所到之處都遭到了蹂躪,他們在一個城鎮的洗劫行動是如此的令人目瞪口呆,以至於當地的一個編年史作者寫道:「對著牆角撒尿的人」一個也沒留下。

正當這個時候,貝拉和歐洲都被巨大的幸運拯救了:窩闊台大汗突然死去了。對虔誠的信徒來說,很明顯,這是他們的祈禱奏效的表現。對於高階蒙古人來說,這是一個至關重大的時刻,他們要到場參與決定誰來擔當領導者的選擇。蒙古人沒有長子繼承的制度,大汗之位是在選舉大會上由最強大、最有聲勢的候選人獲得。選擇正確的對象來支持將會對軍官們的生活和前景造成巨大影響:如果贊助人能獲得大位,那麼他們得到的獎賞自然也會水漲船高。現在並不是在巴爾幹追殺那個惹麻煩的國王的好時機。現在是時候回家觀察形勢和動向了。正是在這一點上,蒙古人鬆開了踩在基督教歐洲喉嚨上的腳。

雖然和征服亞洲、征戰四方的威名變成同義詞的是成吉思汗的名字, 這位統治者在一二二七年去世,留下了在中國和中亞建立起帝國的最初基礎,但是對俄羅斯和中東的殘暴進攻和讓歐洲跪倒在蒙古面前的入侵,都是發生在成吉思汗死後。是他的兒子窩闊台見證了蒙古統治的急速擴張,是他主導了攻打朝鮮半島、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乃至西方的戰爭。蒙古人取得的大部分成就都可以歸功於窩闊台,蒙古人停下的腳步也同樣和他有關——他在一二四一年的死亡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喘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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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橫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全球暢銷百萬冊,牛津大學史學家Peter Frankopan絕世之作)》,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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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
譯者:苑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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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橫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全球暢銷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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