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再怎麼批評西班牙，也難以掩飾16世紀英國人只能吃剩飯的事實

文：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

為了挑戰從美洲到亞洲的新西班牙、葡萄牙航線，英國人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和鄂圖曼土耳其人打造緊密的關係。當時，大部分的歐洲正在驚恐地關注著土耳其軍隊叩擊著維也納的大門，英國人卻在另一邊別有心思。當其他的基督教國家組成了「神聖聯盟」，於一五七一年在位於科林斯灣（Gulf of Corinth）的勒班托（Lepanto）共同攻打鄂圖曼艦隊時，英國並不在其中。這場勝仗讓全歐洲沉浸在歡樂的海洋之中，出現了各種詩歌、音樂、繪畫和紀念物來歡慶這次勝利。而英格蘭則悄無聲息。

即便是在此之後，君士坦丁堡的蘇丹仍然能夠收到伊莉莎白女王不辭辛苦寫來的熱情洋溢的友誼信和送來的禮物——作為結果，「誠摯的問候和熱切的敬意，以及一枝源自雙方無瑕的信任和豐厚友誼的玫瑰花」被送到了倫敦。在英格蘭送出的各種禮物中，包括湯馬士・達蘭（Thomas Dallam）設計的管風琴，這份禮品在一五九九年被運到了君士坦丁堡。當達蘭看到他的管風琴因為炎熱和潮濕「全都開膠了」，音管也在運輸過程中遭到了損壞。這位英國大使看了一眼並說「這樣的東西連兩〔便士〕都不值。」在經過達蘭的緊急修復後，這部管風琴恢復了光彩，並且給穆赫麥特三世（Mehmet III）蘇丹留下了極好的印象，以至於達蘭在演奏的時候沐浴著蘇丹拋撒下來的金幣，蘇丹還提議讓他「選兩個妃子，無論是他的任何妃子，還是我所選擇的兩個最好的處女。」

在伊莉莎白對蘇丹的態度背後，是土耳其進軍歐洲之後所帶來的巨大機遇。教皇一直勸說基督徒君主們應該團結起來，以防止更進一步的損失，他嚴厲地警告，「如果匈牙利被征服，接下來就會是德國，如果達爾馬提亞和伊利里亞（Illyria）遭災的話，義大利也會被入侵。」隨著英格蘭堅決地為自己的利益耕耘努力，和君士坦丁堡發展出良好關係看起來是十分精明的外交政策——同樣還能得到發展商業紐帶的前景。

正因如此，雙方正式的貿易協定讓身在鄂圖曼帝國的英國商人享有其他國家所從未享受過的慷慨特權。更令人吃驚的是，在新教徒和穆斯林之間的交流中所用到的共同語言。這並非巧合，例如，伊莉莎白女王給鄂圖曼蘇丹寫信說，她自己「在至仁至慈的上帝的准許下……基督教最強大、最有力的捍衛者將反對任何的拜偶像者，反對所有生活在基督徒中的這些人，並且反對他們對基督之名的錯誤理解。」

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也同樣注意到了天主教會分裂所帶來的機遇，以及他們之間信仰解讀上的相似之處——尤其是他們對視覺圖像所持的態度：蘇丹穆拉德（Murad）給「弗蘭德斯和西班牙的路德派」信徒們這樣寫道：在「他們稱之為教皇的那個沒有信仰的人」所犯下的諸多錯誤中，其中的一項就是鼓勵偶像崇拜。多虧了宗教改革運動的領袖之一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追隨者，他們已經「拋棄了那些偶像、肖像畫和教堂的鐘。」雖然面對著重重困難，英格蘭的新教彷彿能夠幫忙開門，而不是關門。

對鄂圖曼人和穆斯林世界的正面看法進入到了英格蘭的主流文化中。在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中，摩洛哥親王在求婚時曾對鮑西亞說：「莫因我的膚色而不喜歡我。」正如觀眾們看到的，這位親王是屢次為蘇丹戮力奮戰的勇敢男兒，也是這位女繼承人的合宜伴侶（該角色暗示的是伊莉莎白女王本人）——同時也是一個意識到「所有閃光的並不都是金子」的聰明男子。除此之外，在莎翁的著名悲劇《奧塞羅》（Othello）中，主人公是一名在威尼斯效力的「摩爾人」（因此可推定為他是穆斯林），他和身邊的那些雙重標準、口蜜腹劍、滿口謊言的基督徒形成了鮮明對比。本劇向觀眾們展現了「這個摩爾人自始如一、忠誠，而且天性高貴」——這涉及到認為穆斯林是值得信賴和堅守誓言的人，因此是可以倚靠的盟友之觀點。事實上，在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文學中普遍出現的波斯也是正面的、有文化的形象。

和在英格蘭對穆斯林的正面描繪同時出現的，是對西班牙人的厭惡態度。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記載了對新世界的征服過程的文本出版了，這是非常有價值的著作，尤其是在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所引領的印刷革命的背景下，文本能夠以巨大數量被印刷出來，這在此前的一百年中是不可想像的。這讓像這名道明會（Dominican）教士德拉斯・卡薩斯的紀錄作品之類的文本能夠相對便宜地迅速傳播。就像是二十一世紀初的科技發展一樣，信息傳播速度的突然提升帶來了巨大變化。

德拉斯・卡薩斯的記載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位傳教士目擊了美洲原住民的遭遇，並益發對此感到幻滅。這部作品，以令人恐怖的細節描寫了令人髮指的暴行，它在英格蘭被翻譯為《西印度毀滅述略》（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dies），於一五八○年代以完整版或保留驚悚情節的縮略版的形式廣泛流傳，它毫無掩飾地將西班牙人描寫成大屠殺兇手，呈現了西班牙是一個殘暴、嗜血的國度。這本書的譯者哈梅斯・阿里格羅多（James Aligrodo）在他的介紹文中說，「一千兩百萬、一千五百萬或是兩千萬無辜、善良的人」遭到了屠戮。

這樣的故事在新教歐洲迅速傳播開來，講述著西班牙人殘酷地對待他們眼中的低等人。這種類比一目了然：西班牙人是天生的壓迫者，他們對他人展現出了不祥的殘忍；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們在距離本土更近的地方也會用同樣的方式迫害別人。這樣的結論正因應著低地國家人們的恐懼，在十六世紀末，這些國家正深陷在對西班牙益發激烈的反抗中，人們在這些宗教改革運動獲得了強力支持的地方追求各自的獨立。著名的編年史作者和英國在美洲殖民地的擁護者理查德・哈克盧伊特（Richard Hakluyt），描述了西班牙是如何「以傲慢和殘暴統治印地安人」，讓無辜的人成為奴隸，這些人悲慘地發出乞求自由的哭喊。這就是西班牙的帝國模式，換句話說，是宗教不寬容、暴力和迫害的模式。而英格蘭，理所當然的，絕對不會做出如此可恥的行為。

但這只是從理論上而言。事實上，對奴隸和暴力行為的態度遠比上述的道德保證模糊得多。在一五六○年代，英國水手們反覆地試圖從充滿利潤的西非奴隸貿易中分一杯羹，約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利用來自伊莉莎白女王的投資，幫助跨大西洋的人口運輸可以獲利。他下結論說：「黑奴在伊斯帕尼奧拉島是非常好的商品，那裡的黑奴儲備可以輕鬆超過在幾內亞海岸的數量。」霍金斯和他的後台十分樂意採取行動。他們毫不猶豫地和那些新世界的西班牙「暴君」打交道，連英國社會中的最高層也不例外。

最終，英格蘭強烈地意識到他們在十六世紀初的大變革所帶來的驚人機遇中處於弱勢地位，這種意識也掩蓋了他們先前擺出的高姿態。宗教上的爭吵和不適當的時機，已經讓這個國家變成了西班牙這個崛起中的全球強權的死敵，這讓他們難以從美洲湧來的財富中獲利，也無法從經由紅海和東方貿易路線進入威尼斯的財富中得到好處。對西班牙的批評很好，但是這也難以掩飾英國人只能吃剩飯的事實，他們只能感恩戴德地得到一些殘餘的蠅頭小利。

作家理查德・哈克盧伊特寫道，拜長期的「缺少就業」所賜，英格蘭可以「充盈著各種年富力強的年輕人」，這種狀況正是弱勢的經濟地位所造成的。他反問道，難道就不能讓這些年輕人打造出一支強大的海軍，使「這片土地……成為〔全世界〕海洋的主人嗎？」這種稱霸海洋的言論的確充滿了野心；但是做夢有什麼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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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橫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全球暢銷百萬冊，牛津大學史學家Peter Frankopan絕世之作）》，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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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
譯者：苑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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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