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武漢肺炎」的正確公衛態度:即使很直覺,仍應盡量避免污名與仇恨動員

面對「武漢肺炎」的正確公衛態度:即使很直覺,仍應盡量避免污名與仇恨動員
Photo Credit: Stringer /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公共論壇(PTT)與社群網站(FB),已經有些討論對帶病回台的首位患者施以責難。但是這些責難對公衛並無幫助,只會讓潛在的患者在未來感染時,思考自己是否應該隱匿疫情「賭一把」。文明社會的特徵就是:不會為了「集體」而輕易放棄「個體」。

文:許崇銘

筆者過去的研究領域,曾略涉醫療人類學與公共衛生體系裡的心理狀態。是故,武漢肺炎在1月21日台灣確診第一例,有幾件事情想說一下。

首先為了避免爭議,先把涉及國家/身份政治的問題說在前頭。

若以可信的海外與中國其他區域的病例逆推,中國隱匿疫情應該毋庸置疑,所以此處不討論了。但若以SARS的經驗來看,中國這次確實相對應對迅速與務實很多,不管這個務實是決定面對真相,還是知道不可能瞞得住。

我想就「隔離」與「資訊傳播」發表一些個人看法。首先我們務必去理解急性傳染病的「隔離」的意義。

「隔離」有兩重意義:

  1. 避免增加感染
  2. 無明顯、確定的有效治療手段的情形下的積極處理

前者將會給患者帶來污名、後者將會給患者帶來明確的恐慌感。而這兩者都會給患者帶來隱匿自身疫情的動機,不利防疫,這是最值得注意的。

凡人類社會中,被社會理解為「傳染病」的病症,無一不為患者帶來污名。(有時候,「傳染病」不被看做「傳染病」,則另一方面不易防制,但挽救了患者的社會生命。)

大家可以思索一下自己記憶中對傳染病患者的看法、態度,甚至於對不具傳染力、但是被誤解為有傳染力的疾病,是不是都是如此?如果想不起來的話,想想2012年,麥當勞癌症兒童關愛之家設立時所遭受的反對之一,居民宣稱「無法保證癌症不會傳染」;更遑論其他急性傳染病,如鼠疫與HIV等等。

因此,對病患以及對於疾病起源城市,都必然地會有污名產生。所以傳播資訊與討論上,一定要有意識地提醒自己是否對患者施以污名。

再論後者,SARS或武漢肺炎引起如此高度的重視,便在於相對一般肺炎,其致死率較高,且病毒株發現前期並無特別必然有效的治療手段。因此病人的恐慌感即使在無隔離的情形下,都會相對高張。在必須施以隔離的處境裡,患者內在將更加地強化其遭受社會遺棄的感受。

上述「隔離」的兩重意義,第1點與第2點是一體的兩面,都是犧牲個體、挽救集體的策略。因為隔離在早期醫療體系不發達的社會裡,本來就是某種將患者從社會遺棄,避免拖累社會的醫療手段。換言之,隔離者本身就是背負著極為重大的罪惡感與痛苦。現代醫療體系對隔離者的支援,無一不再強調「我們並未放棄你」,這是文明社會的重要特徵。

不會為了「集體」而輕易放棄「個體」,是文明社會的特徵。否則純粹以「集體」來看,人類的數量死上一、兩億人理應都無所謂才對;或以17年前的SARS來看,台灣死亡了70餘位患者,對台灣人口影響微乎其微,理應沒有防治傳染病的道理。

除了文明的理由,SARS及此次的武漢肺炎都另有一個特性,就是「跨階級的傳染」。此類疾病在現代社會當中,不會被隔絕於特定的生活形態裡(貧窮、性生活等等)。因此,每個人都是潛在的感染者。所以才會引起大規模的重視、投入資源以及恐慌。

以SARS的防制經驗來說,我們每個人應該算是安全的。但是也因為每個人都有些許的機會成為患者,因此我們應該配合與協助公衛系統,並且減少感染者的負擔,不論是生理或心理。

此時進行認同政治(身體與國家往往容易等同與類比)的仇恨動員,對公衛與防疫是絕對的反效果。公共論壇(PTT)與社群網站(FB),已經有些討論對帶病回台的首位患者施以責難。但是這些責難對公衛並無幫助,只會讓潛在的患者在未來感染時,思考自己是否應該隱匿疫情「賭一把」。

以此例來看,除了在飛機上取下口罩吃飯之外,回台灣尋找更加可靠的醫療體系、全程使用口罩、主動配合防疫通報。這點若我們進行身份政治的正面動員,我們反而應該感謝這位台灣女性的良知以及進步公衛觀念(除了她掉以輕心地吃飯)。

因此即使很直覺,我們都應該盡量避免污名與仇恨動員。

衛福部證實 台灣出現武漢肺炎確診首例
Photo Credit: 中央社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月21日晚間召開記者會,衛福部長陳時中(左2)證實,一名台灣女性自中國大陸返台後 檢驗出2019新型冠狀病毒,成台灣首例確診個案,目前已在隔離治療中。

第二大項則與資訊傳播有關。寫到這邊已經太長,失去溝通意義。我將盡可能簡短說明。

首先,社群網路的資訊傳遞是有時間差,以1月21日台灣為例,馬偕發佈案例、撤回案例;台灣預計有旅行團出遊武漢、大旅行社宣布停團。這些可能互相矛盾但都真實的資訊,在短短一天內陸續發生。在中國方面也是如此,短時間內宣布管制措施、旅遊業應對措施、病例等等。

臉書有時間標記,但是事件發生的時間卻未必與資訊傳播時間相同,演算法推播也不是線性的。因此傳遞資訊時務必小心,避免片段而且不準確的情報。

如「武漢宣布境管」這一類不準確的消息,都應該小心避免。或者如「武漢旅行團未來10天將有178人來台」(自由時報)、「武漢不對外發出旅行團」(人民日報)這一類的消息,要小心連結到身份政治的仇恨動員。因為兩者可能都是真消息,只是有時間差,或者因為中國的防疫漏洞所致。

此次疫情發生於這個時間點,對中國是最大的不幸,因為在春節前夕;對台灣則是萬幸,因為在連假,並無強迫性的集體活動(上班、上課)。在僅有一例的當下不宜形成過度地恐慌,以免不利後續防疫。

這是我們在傳遞公共資訊時,我想必須要特別注意,真消息疊加的「時間差與破碎性」可能會造成假消息效果。社會最擔心的事情不是壞消息,而是因為缺乏真相所導致的混亂。

最後我說一下我的觀察,在疫病前期,作為17年前SARS前期的強制隔離者,我看到兩次疫病前期世界與我國政府(台灣)的警覺性。

SARS前期,當時無經驗與無資源(被拒絕於WHO之外)的台灣政府,並非不重視疫情,但慌亂而盲目地投下大量資源,可以看出許多資源被浪費,以及後期防疫資源的萎縮(隔離方式的改變等等),最後並導致和平醫院的憾事。

這次即使在最末端,都可以看到基礎公衛教育的成功,以及政府與公共系統穩健且有效的節奏。資訊的即時揭露與整理、對錯誤訊息的坦然更新與處理、更有效科技工具的使用、資源的快速盤點等等,都看得出來在這社會在17年前的傷害之後,不是白白受苦的。

傳染病必然會經歷過「初期、嚴重、消退控制」三個時期。在初期,非醫療專業人士能做的,是這篇文章想呼籲的──小心地傳播資訊、充分且誠實地配合公共衛生體系(請參照衝衝衝那張紅色的衛教文宣)、不要責怪恐慌的患者、不要恐慌。

經歷過17年前的隔離,我對台灣這17年公衛的進步有充分的信心。人類的健康,尤其是傳染病的控制等公共衛生問題,從來都不是建立在科技的進步而已,而是文明的社會與普及的衛教。

因此不要詛咒或污名任何人、任何地方,然後感謝台灣社會的文明庇護著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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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許崇銘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