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合神離的「胞波」情結：習近平首次訪問後，緬甸會更傾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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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強調訪問緬甸旨在推動構建更為緊密的「中緬命運共同體」，強化「胞波」情誼，然而翁山素姬領導的緬甸政府卻對具爭議的密松大壩隻字不提，意味着他們仍對國內的輿論壓力仍有所顧忌。
1月17、18日這個週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訪緬甸進行國是訪問，紀念兩國建交70年外，亦一口氣簽署了33份諒解備忘錄和合作協定，主要內容仍然圍繞基建項目及經濟合作。藉著新年伊始，習近平此行似在提醒外界，縱使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持有保留態度，但中國仍然會奮力推進相關工程，建立「中緬命運共同體」以及「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台譯：東協）。
習近平緬甸此行，極具外交象徵意義。一來，過去19年間訪問緬甸的中國國家領導人級別的代表只有總理、副總理，以及國家副主席。2001年江澤民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訪問緬甸後，後者便再未曾享受過同等「待遇」。
二來，東南亞國家過去兩三年開始對中國「一帶一路」計劃成效產生質疑，許多基建工程不是嚴重滯後便是超出預算，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深水港口的例子更催生了「債務陷阱」、割地還債的焦慮。緬甸政府在2018年大幅縮小皎漂經濟特區（Kyaukpyu）深水港的規模，將第一階段的碼頭建設數目減少，讓項目造價從73億美元「縮水」至13億，足以反映緬甸政府對債務危機的恐懼。習近平親自上陣推動「兩洋策略」，要求緬方加快興建皎漂深水港及經濟特區，同時又額外承諾40億人民幣援助資金支持緬甸發展。這套軟硬兼施的手腕，相信都是中國為了重振「一帶一路」聲威而準備的強心針。
習近平訪緬之旅順利結束，兩國在「一帶一路」工程項目的發展上亦達成不少共識：當中包括同意加快落實中緬經濟走廊框架協議、加快談判中緬瑞麗—木姐邊境經濟合作區的框架協議、加速落實皎漂深水港建設工程等重點項目。此外，中緬雙方也簽署合作意向書，例如關於仰光新都市發展項目、協助重新安置緬北克欽邦（Kachin State）境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的研究報告等。
緬甸媒體《伊洛瓦底》（The Irrawaddy）比較過去簽署的文件數目，發現習近平這次收獲十分豐盛，遠遠超越2004年國家副總理吳儀（21份）、2009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16份）的成果。與此同時，緬甸一所智庫的中國專家欽欽覺基（Khin Khin Kyaw Kyee）指出，這次簽署的文件聚焦經濟合作及基建發展，跟過去中國只顧單純採挖資源的做法有一定區別。換言之，透過對比古今中緬的合作範圍，似乎能夠反映出中緬的互動關係，從過去帶有「殖民主義」色彩、掠奪天然資源的做法，過渡到今日強調「互利共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務實合作關係。
政治層面上，中緬雙方在兩國元首會晤後發佈的聯合聲明藉著「雙方同意」、「互相支持」、「堅定重申」一類政治表述，不但尋得慰藉安撫，也向外界回應一切對中緬國內事務的批評及質疑。經過台灣總統及立委選舉後，中國從緬甸筆下「承認」台、藏、疆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部分」（註：此乃中文版本的寫法，英文版本卻只表明三地屬於「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獲得緬甸「支持」中方處理台灣事務的舉措，一切言論針對對象可謂顯而易見。
另一邊廂，中國「堅定支持」緬甸在國際舞台維護「正當權益和國家尊嚴」、「維護發展穩定大局」、「推進若開邦和平、穩定和發展上的努力」，一方面是借助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常用術語，理順自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哥身份，把「發展中國家遭受歐美大國誤解和壓迫」的論述合理化。另一方面，中國亦為緬甸製造機會，讓後者的政府要員趁機就羅興亞問題「平反」（註：因為緬甸拒絕承認羅興亞人的身份，官方向來都以若開邦問題描述），重新表述相關問題的複雜性，讓中緬在「遭外界誤解」的情感認同上更能產生連結。
週年系列慶祝活動暨中緬文化旅遊年啟動儀式。（中新社提供）中央社 109年1月18日
習近平訪緬成功鞏固「胞波」友誼？
習近平出訪緬甸前，一度於當地媒體發表署名文章，強調此行旨在推動構建更為緊密的「中緬命運共同體」，強化「親戚越走越親，朋友越走越近」的「胞波」情誼。在習文中，「胞波」一詞總共出現了七次（主題除外），可見該詞在中緬外交語境之中的重要性。那麼，「胞波」是甚麼？中緬關係未來又是否一如習文所言「越走越親」？
「胞波」（pauk-phaw）是緬甸語，意指兄弟、親屬關係，經常在中緬外交修辭裡出現。緬甸首任總理吳努（U Nu）在1950年代把這個詞匯套用到中緬關係上，目的是修補中緬關係，希望訂下外交規範（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確立領土邊界，讓緬甸能夠以不歸邊、不結盟、與多國友好的「外交中立」（neutralism）姿態渡過冷戰。久而久之，中國亦習慣使用「胞波」一詞，藉此突顯中緬傳統兼特殊的友好關係。
從牌面觀察，這次訪緬之行似乎為中國贏得一場大滿貫。首先，緬甸承諾推進皎漂深水港工程和中緬經濟走廊，標誌著「一帶一路」的項目工程重新獲得動力（註：中緬並非所有合作項目與「一帶一路」工程有關）。其次，緬甸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實際作用有限但象徵意義頗重要。最低限度，在西方輿論為民進黨勝出大選搖旗納喊之際，緬甸此舉尚算一番好意。
第三，受到羅興亞問題影響，緬甸此時遭到歐美及穆斯林國家的譴責及批評，輿論上日漸被主流孤立和排擠。北京此時釋放善意，向緬甸施展魅力攻勢，既可透過後者的東盟（協）身份在南海主權爭議等區域議題上換取更多籌碼，又可強化自身的勢力範圍，抗衡美日澳印等競爭對手。
早在習近平訪緬之前，北京這招「微笑外交」的操作手法已經愈來愈純熟。路透社去年訪問緬甸執政黨全國民主聯盟（NLD，全民盟）議員，發現中國在2017年後積極推動高層交流，以招待貴賓的方式向訪客展示「中國模式」（即國家導向發展（state-led development） ）的優勢。事實上，全民盟執掌個別地方政權後（如仰光市、克欽邦），亦把不少地方工程外判到中資企業。路透社同一篇報導亦統計了緬甸國務資政翁山蘇姬外訪次數及分佈，指她訪問民主國家的比例在2017年羅興亞問題（再度）爆發後大幅倒退，卻連續兩年訪問中國。在外部環境不斷擠壓下，緬甸似乎只能再度靠攏中國，維繫政權穩定。
中緬強化友誼但難以跨越結構挑戰
然而，無論從緬甸的國內政治局勢，還是從國際環境氛圍判斷，奈比都「一邊倒」重投北京懷抱的可能性不高。縱觀緬甸獨立72年的歷史，也只有軍事強人丹瑞（Than Shwe）執政年間（1992~2011），該國由於遭受西方（及親西方的亞洲國家）杯葛和制裁，其外交政策才傾向「靠邊站」。
至於丹瑞時期以外的緬甸對華政策，都是徘徊於敵視、中立、友好三點之間。因此，緬甸的戰略文化一直都鼓吹實行「中立主義」（neutralism），盡量結交朋友，對沖（hedge）外交資本，任由大國之間互相制衡，緬甸大可從中獲利，保障國家利益。廈門大學學者范宏偉與深圳大學學者鄒一崢分析緬甸早期對華政策時，認為翁山蘇姬執掌國務資政（暨外交部長）後的言論都承襲著這套外交思維。
的確，翁山蘇姬近年在國際社會的聲望一如滑鐵盧般一沉不起，與歐美國家關係更是大幅受挫。不過，直到現時為止，翁山蘇姬仍是以「若開邦問題十分複雜」、「非政府組織對事件理解不深」等回應，言論遠較軍隊或民族主義者的說法溫和。同一時間，翁山蘇姬深明爭取國際輿論支持的重要性，因此亦積極地在國際場合發表講話闡述政府立場，意味著她仍然願意藉著對話化解源自西方的壓力。當軍方的代理人、引領國家向國際開放的前總統登盛（Thein Sein）也向選民「溫馨提示」，要提防那些海外批評緬甸軍方的「新殖民主義者」時；翁山蘇姬也只能堅持「對話」、「和解」路線，才可突顯自己與軍方勢力的差別。
此外，緬甸今年舉行大選，翁山蘇姬上屆主打的民族和解、修憲、民主化、經濟發展等議題，但四年間卻似乎毫無寸進。由於置於緬甸邊陲位置的民族（如緬北的克欽族）對中資工程破壞環境生態感到憂慮，而且建立經濟特區（如克欽邦的密支那經濟地區）計劃已經引來強徵民地等民生問題。去年四月，緬甸首次出現專門針對中緬合資興建的密松大壩（Myitsone Dam）的全國示威；習近平訪緬前夕，公民社會團體亦聯署書信，要求中國永久中止密松大壩的興建計劃，以保障當地人利益。
事實上，中緬雙方這次簽署的33份備忘錄當中，刻意迴避重啟密松大壩的安排（註：密松大壩的興建計劃在習近平擔任國家副主席期間，在2009年訪緬時落實，但緬甸政府在2011年單方面宣佈暫停開發）。但中國前駐緬大使孫國祥過去曾多次轉述，習近平個人高度重視密松大壩的意義。因此，緬甸政府這次隻字不提，或許意味他們不敢在國內這段敏感時刻重啟大壩，以免火中取栗。
其次，儘管軍隊領袖敏昂萊（Min Aung Hlaing）與華關係友好，但緬甸軍隊並不完全把中國視為戰略合作伙伴。中國在過去幾年多番表達好意，協助緬甸中央遊說多個少數民族地方武裝（民地武）放下武裝，與奈比都重返談判桌達成和解。雖然如此，但過去軍隊多次發現部份民地武（例如撣邦的德昂民族解放軍、果敢軍、佤邦聯合軍）的軍火都是產自中國。緬北地區部份民地武堅拒談判，再加上獲得中國間接提供的火力，緬軍擔心這一切安排都為制衡緬甸（或緬族）而來。況且，即使軍隊與民族主義者對華態度（對比西方國家）友善，但緬甸的民族主義觀念中向來警惕清緬戰爭的歷史案例，中國作為潛在侵略者的歷史記憶亦不停透過社教化植入民間。軍隊的親華之舉，亦不用視為必然。
最後，即使歐美國家經常譴責緬甸政府在羅興亞問題上的處理手法，但他們實施制裁的對象仍然圍繞著軍隊領導層。在登盛實施政經改革後（2011~2016），歐美國家對緬甸的經濟封鎖（軍售禁令除外）早已大部份撤消。面對中國在區內影響力急速崛起，美國、歐洲、日本各自希望增強與東盟國家的互動，抵銷北京勢力範圍的擴張。以日本為例，習近平日前承諾向緬甸提供資金援助後，日本駐緬大使在四日後（一月二十二日）便與緬甸簽署四份關於政府開發援助（ODA）的貸款合約，金額高達11億美元。這種互相對沖、自動抗衡的外交互動，勢必成為東南亞國際關係的特色風格。至於中緬官方的「胞波」情懷，其意義或許只能局限於官式修辭的階段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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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