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時代的邊境和恐懼

瘟疫時代的邊境和恐懼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惡劣的制度導致人們尋求更原始的叢林法則,釋放出更多人性之惡。當民眾將仇恨導向彼此,制度暴力才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文︰ting

看到武漢病人香港求醫、得知需要隔離又欲逃跑、最後被攔截的新聞,各種心塞,一時沒來得及整理。晚上看到歐洲朋友的擔憂:隨著疑似和確診患者出現在歐洲和北美,不斷湧現的針對華人的種族歧視——在華人世界大家開始歧視武漢人,在世界範圍內大家開始(再次)歧視華人乃至亞洲人。

我也痛恨不負責任的行為。看到那些逃醫的、發燒了還去旅行不知道傳染了多少成人幼童的、吃退燒藥通過檢查逃去法國度假、發燒但抵達日本關西機場後立刻摘下口罩一臉蠻橫自信的……又氣又恨,憂慮難安,尤其家父必須定期去醫院複診。

上週起社交媒體上開始充滿恐懼和憎惡,「我們眼中的武漢人」是一幅僵屍圖。

獵巫與恐慌

這裡面又有多少隱藏的故事。武漢朋友們在朋友圈紛紛澄清:我們也討厭不負責任的人!不是所有武漢人都吃野味…… 他們也有家人也開始病倒。聽說前一陣來香港開會的武漢學者,是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這幾天也看到有武漢學者表示自己和家人苦於缺乏信息渠道,無從得知疫情。這些還是知識分子,普通人只會更加茫然。年輕人自然更擅長獲取信息,但不同年齡層、不同群體所能獲取的信息不同,尤其中國官方信息可信度有限的情況下。

我們也都囿於information cocoon,在我們不斷閱讀和分享新聞、信息、數據的時候,我們很可能在自己的蠶繭裡,好比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時的民主派。究竟感染了多少,又死了多少人?我們也沒有完全準確的數據,哪怕在地記者和醫生,都苦於隱瞞實情的層層政客和政府。

醫學知識水平也是一大問題。很多人不理解「隔離」的意思,獵巫和仇恨只會造成更多恐慌,包括不就診帶來的病情惡化和社區擴散。中國人對強制執行的經驗又是什麼呢?獨裁極權下,強制執行通常意味著被剝奪自由、意味著暴力、意味著個體的無助、絕望和被沈默。 逃醫者為何逃醫,他們自己的聲音是我們聽不到的。而此刻他們成了一個被動的符號,負荷著所有人的無力和憤怒。

挑動仇恨、控制訊息的政權

後來武漢封城但毫無後續措施,市內公共交通都停滯,他們是更大的受害者。那些離指定醫院遙遠但沒有私家車的人,只有長途跋涉,甚至默默等死。昨晚在社交媒體出現的,還有我自己的朋友裡,許多話都讓人難過。有人說「央視上歡度佳節,慶祝不存在的盛世」。甚至有人說「一家人數著菜,怕吃完就沒了。」

甚至連醫院都缺乏醫療資源。當社交媒體上出現醫院、個人求助,求口罩、酒精、甚至食物的時候,我們可以推想情況有多惡劣。今晚和家人通話,想起來武漢有軍區,必有長期儲備,且擁有中科院病毒研究所,照理不缺資源,但那些資源必須由中央動用,所以問題在於當地政府上報及之後的弄權。當有人不得不來香港求醫的時候,在厭惡和恐懼之外,也有一個可能是走投無路。普通人不知道如何取得由國家控制的資源。

而一個嚴格控制資源與信息,又一貫殘酷的政權,幾年內不斷推助地區之間的矛盾和仇恨,是造成民間對峙、互罵「支那」、彼此犧牲的元兇。以政治考量為先的香港政府此次尚無有力措施保護市民,卻同時讓市民暴露在更多潛在危險之中,自然讓人憤怒。潛在病毒攜帶者湧去上海的時候我也很害怕,知道逃醫者在自家小區時陷入抑鬱,明白那種恐懼;看到上海的醫護人員去武漢支援時也跟著落淚。

平民之間的無力感,在中港政治中形成最極端的惡性循環。去年夏天大陸人排斥香港人是該死的「暴徒」,如今香港人排斥大陸人是該死的「支那狗」。惡劣的制度導致人們尋求更原始的叢林法則,釋放出更多人性之惡。當民眾將仇恨導向彼此,制度暴力才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昨晚也看到朋友分享的消息,疑似有人分享如何不戴口罩來香港求醫的經驗,因為聽說香港有反蒙面法。笑到哭,也不知是哭到笑——這樣的行為幾乎讓人生理不適,但更痛恨造成如此畸形民生的畸形政治和畸形法案。

成為造橋者

左派都明白disembody一個人、一個群體的問題。是的,說起來容易;每當上海多增加一例確診患者的時候,心都更沉,知道父親之後去醫院複診時的危險就更添一重。二老安慰我不用太緊張,要注意休息,但他們自己怎會不害怕。我們在面對批判和嘲笑川普要在邊境建墻的時候,在支持歐美收留難民尋找希望的時候,都可以堅定地做左派,那些同理心、共情是否分種族、分國家、分距離?左派也需要反思,表現難民危機的宣傳都把重點放在動情,但難民並不都是溫柔無助哭著等待同情和救治的被動者,他們可以是強硬、自私、暴戾、惹人憎惡的醜惡者。難民和任何群體一樣,都有善良和惡劣的光譜。許多惡是環境的產物,而「我們」和「他們」都是政權的犧牲品。

有很多醫護朋友已去往武漢救災,許多記者朋友在當地冒死採訪,他們抵抗的不僅是病毒,還有政治壓力。在香港,也有朋友開始組織在線提供醫療咨詢的義務團隊,一天之內就收到幾百份志願者報名表,每份堅定的熱忱都讓他們落淚,因為政權對不起這些年輕人。我們能做的就是這樣保護好自己,在職業範圍內盡力,推動各地政府更有效地保護市民,及向國際呼籲以向政府施壓。

——這幾天在擔憂之外,和許多朋友一樣不斷在墻內外各類社交媒體幾乎不眠不休地翻譯(中-英,英-中)、傳遞新聞和信息,有感。香港美術館重開後展了一批吳冠中的畫,記得那麼一句:bridge-maker,造橋者。在這個邊境不斷生長的時代又逢瘟疫蔓延,還是有那麼多做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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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Kayue
核稿編輯︰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