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醜陋史》：美麗的事物總是遵循一定的標準……醜陋卻無可預計，帶有無限可能

卡爾．羅森克蘭茨（Karl Rosenkranz）在《醜的美學》（Aesthetics of Ugliness，一八五三）中闡述道，醜陋並不僅是美麗的反面或是消極的整體，而是其自身所有的一種狀態。回顧西元三世紀的羅馬，普羅提諾（Plotinus）將醜陋比為在污泥中打滾的身體，與其他有機異物混在一起。然而，柏拉圖（Plato）的早期作品《巴曼尼得斯篇》（Parmenides）認為「哪怕是最低等的事物」，也不應被忽視，包括「污穢」。卡曾斯後來從建築術語的角度重新審視「醜陋」，在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對污穢的人類學探索的基礎上進行延伸，將其視為「失序之物」（Matter out of place）。醜陋作為「失序」的事物，中斷了我們對某事或某人的感知。它與周圍事物息息相關，且不斷改變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空間，抗拒一成不變的形象，幫我們重新審視自己持續變化的感知。心理反應可能催生「醜陋的感覺」，但親身體驗之後，卻反而無法簡單地將某物定義為「醜陋」，這樣的矛盾意味著我們作為認知的主體，也許是「失序之物」。

隨著「醜陋」及其相關表達在歷史進程中不斷演變，其用法千變萬化，都促使我們不僅考慮客體與主體之間的二元關係，還要思考二者間的中間地帶。在「醜陋」意義發生改變並突破重重約束的同時，也將「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界限打破，啟示我們再次審視文化邊界，包括那些被接納和被排擠的人，以此來探討自身在這個混合整體中的位置。

我對醜陋的興趣源於藝術史、文學和殘疾這三個領域的交叉研究。我在研究「畸形」這個概念時，偶然發現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利物浦，有一個名為「醜臉俱樂部」（Ugly Face Club）且鮮為人知的兄弟會。其誇張的歷史來源於「醜八怪俱樂部」（Ugly Club）這個更長遠的譜系分布於英國、美國和義大利，並傳承至後世。

可笑的是，這個俱樂部聲稱起源於亞里斯多德提出「女人是畸形的男人」這個著名論調的時期。到了十八世紀，「畸形」和「醜陋」兩個詞可以交互使用，體現了這個時期的兩個顯著特徵：畸形人成為笑柄和公開惡作劇的主角，同時又有許多人在眾人的奚落中流落街頭表演或乞討。舊時的觀念在循環往復中再次甦醒，例如「母性想像」（懷孕婦女接觸醜陋的事物會影響胎兒的形態）和外貌學（醜陋的外表反應內心的本質，也被稱為遺傳特徵）。

十九世紀，「醜陋」與「反常」混為一談，不斷引起各種各樣的社會爭議。維多利亞時期，這類表演的商業化與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從怪胎秀到世界博覽會上的異族表演都有，甚至還出現解剖病理學博物館及其他許多機構。美國法律中有一條《醜陋法》（Ugly Laws）（或叫作《有礙觀瞻人員法令》［Unsightly Beggar Ordinances］，在一八八○年代實施），該法律禁止身體畸形的人出入公共場所，使歷史上將醜陋與畸形混為一談的作法延續了一段時間。在某些城市，直到一九七○年代，這項法律仍然在法規制度中出現，直到殘疾人權利運動（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的興起，才對其做出反抗。

Photo Credit: 創意市集出版

縱觀歷史，醜陋的表現形式層出不窮，使這一概念複雜化且發生轉變，甚至發揮了積極作用，衝擊了既有的審美標準和社會慣例。二十世紀丹麥藝術家阿斯格．尤恩（Asger Jorn）提出：「一個時代沒有醜陋，就不存在進步。」醜陋是一種文化探索嗎？隨著時間推移，醜陋的用法混入了一些藝術人文中的相關表達和觀點之後，又向我們傳遞了怎樣的資訊？當亨利．馬諦斯（Henri Matisse）的作品於一九一三年在軍械庫展覽會（Armory Show）展出時，《紐約時報》的一位批評家指出：「首先可以說他的作品是醜陋、粗糙且狹隘的，其野蠻風格令人反感。」而《民族報》（The Nation）報導：「就算冒著重蹈覆轍的風險，我也要堅持醜陋的表象。」這些藝術評論與一九三七年的「頹廢藝術（Entartete Kunst）」或「墮落藝術（degenerate art）」這些納粹主義的展覽有何區別呢？「墮落藝術」展中有德國最優秀的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作品，這些作品被集中冠以帶有輕蔑意味的標題，如「極度瘋狂」，將其「瘋狂與空虛的醜態」與「瘋子和白痴」做類比，以此針對猶太人藝術家。

由於「醜陋」及其相關詞彙已經將其觸角伸向不同的人群和習俗，使得有關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對立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中國有纏足之「美」，維多利亞時期則有破壞骨骼的塑身衣，現代舞之母伊莎朵拉．鄧肯（Isadora Duncan）曾說過芭蕾舞會把女人的身體變成一具「畸形的骨架」。法國很受歡迎的概念——「美妙的醜陋」（jolielaide）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但是更多時候，「美妙」與「醜陋」是站在對立面的。令人震驚的是，二十世紀中期美國南方的一項有名的研究顯示，美籍非洲兒童竟覺得黑色的娃娃是「醜陋的」，而白色的娃娃是「美麗的」；揭露了「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謬論，這也是最高法院在審理「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關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