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史》:若望保祿一世上任一個月便離奇過世,他是遭到謀殺嗎?

《教宗史》:若望保祿一世上任一個月便離奇過世,他是遭到謀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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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今世上各地瀰漫著不可知論的氣氛,但羅馬天主教會在歷經近兩千年後——有二十億會眾,佔所有基督徒的一半,佔全球人口約六分之一——撇開種種,至今仍蓬勃發展,繁榮景象猶如前所未見。聖伯多祿若能看到現今的羅馬教會,確實會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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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約翰・朱利斯・諾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在僅一天的祕密會議上,樞機主教阿爾比諾・盧恰尼(Albino Luciani)於第四輪投票中獲選為教宗。他出身柏盧諾(Belluno)附近的貧困勞工階級家庭,父親是磚匠和電工,大部分時候在瑞士從事臨時工。阿爾比諾曾擔任維托里歐威尼托(Vittorio Veneto)的主教,隨後擔任威尼斯宗主教九年;但他在義大利之外幾乎無名氣,因此他以一百一十一票迅速獲選為教宗時相當令人訝異,而且投給他的樞機主教中只有二十七位是義大利人。英國樞機主教貝索・修姆(Basil Hume)曾解釋道:「我鮮少有上帝臨在的經歷……我不是按聖靈指示行事之人,這點是不言而喻的。對此我是略微冷漠強硬的……但對我來說,他是上帝的人選。」

正如我們所見,保祿六世是格外勉強接受教宗一職;他的繼任者也差不多。他在倒數第二輪投票中已經領先,距離獲選票數只差七票時,有人聽到他喃喃自語:「不,拜託不要……」他有許多親密的同僚以為他可能會拒絕;但他緩慢而難過地點了點頭。他採用封號若望・保祿一世(一九七八),也是教宗史上首位採用雙名稱為封號的教宗。他在第一次向羅馬人民發表演講時解釋道:

教宗若望曾想在聖伯多祿大殿親自為我祝聖。然後,儘管不值得,但我在威尼斯的聖馬爾谷聖殿宗主教座堂接任他的職位,那裡至今仍充滿教宗若望的精神……另一方面,教宗保祿不但在數月前任命我為樞機主教,也在聖馬可廣場,在二萬人面前脫下自己的聖帶,披在我的肩膀上,令我顧景慚形……我從未如此面紅耳赤過……所以我採用封號「若望・保祿」。

我敢肯定的是,我沒有教宗若望的心靈智慧,沒有教宗保祿的未雨綢繆和文化修養。但我現在站在他們的立場。我將尋求服務教會,希望你們以祈禱幫助我。

這種非正式的親切語氣奠定了若望・保祿的教宗職涯,過去沒有教宗比他更平易近人了;也沒有教宗的笑容比他更溫暖迷人,所有見過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厭惡浮華。當然以他的地位來說這是擺脫不了的,但他盡量將奢華程度削至最低。舉例來說,他是首位拒絕舉行加冕儀式的教宗;不戴三重冠、不坐在分娩座椅上讓人抬著穿過人群、不再搖鴕鳥羽毛聖扇、不再用君主自稱詞「朕」(We)。他渴望帶領教會回歸根源,回歸耶穌基督本身的謙卑和儉樸、誠實和清貧。

但要怎樣才能做到呢?首先要應付教廷。他在教廷原本沒有敵人——在他當選之時確實是完全沒有敵人的。不過他拒絕按慣例加戴所有衣冠一事嚇壞了傳統派,另外剛當選的新教宗按慣例可多領一個月的薪水,他決定刪減一半,但此舉並未讓他討喜。他也很快發現,梵蒂岡是無謂的仇恨、競爭和嫉妒心的溫床。他抱怨道:「除了針對所有人和事的惡意,我什麼都沒聽到。我還注意到這裡缺少兩樣東西:真誠和一杯好咖啡。」

在這種氣氛下,他難免受到誤解和歪曲。舉例來說,《羅馬觀察報》在他當選後幾小時內發行特刊,報導他是首先傳閱通諭《人類生命》的主教之一,「並堅持其訓導毫無問題」。這完全錯誤。眾所周知他在一九六八年擔任維托里歐威尼托主教時,向前任威尼斯宗主教提出機密報告,建議教會批准使用近期研發的避孕藥;而這份報告獲得其他主教支持,並提交給保祿六世。正如我們所知,保祿否決了這份報告;但若望・保祿未改變他的見解。一九七八年,他獲邀到米蘭的國際代表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上演講,以慶祝《人類生命》十週年,但他拒絕參加。他在當選後數日,同意接受美國國會議員詹姆斯・施爾(James Scheuer)的邀約,施爾也是眾議院人口遴選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Population)主席。他曾向教廷國務卿維勒(Villot)樞機主教評論道:「在我看來,我們不能讓現狀繼續下去。」

這位安靜、溫和、笑容可掬的教宗若能多活幾年,有圓滿的任期,或許可為教會實現一場革命——一場比教宗若望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更激勵人心、更影響深遠的革命。但他未活下去。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清晨五點半,他被發現在床上過世。他擔任教宗只有三十三天,是自一六〇五年良十一世以來最短任期。

若望・保祿一世是被謀殺了嗎?這點確實有理由相信。以六十七歲的人來說,他身體十分健康;之後沒有驗屍或解剖;教廷明顯感到恐慌,他們後來也被抓到在死狀和遺體發現處的說詞方面編了許多小謊;正如大家普遍認為,假如他當時正要揭發一樁重大財務醜聞,其中梵蒂岡銀行和其行長,即總主教保羅・馬辛奇斯(Paul Marcinkus)牽連甚深,那麼至少會有三名國際罪犯將竭盡全力阻止他揭發,其中一人是安布羅斯銀行(Banco Ambrosiano)的羅貝托・卡維(Roberto Calvi),他後來被發現懸吊在倫敦的黑衣修士橋(Blackfriars Bridge)底下。此外,梵蒂岡是容易發生凶殺案的地方。那是獨立的邦國,沒有自己的警力;義大利警察在未獲准下不得進入,而且他們也未曾獲准進入。

複雜的陰謀論長久以來一直存在,支持者和反對者皆有。若要在此闡述,勢必要為這位任期僅一個月的教宗寫二、三十頁,對篇幅已過長的本書來說會徹底失衡。有意研究的讀者——而且這主題也是值得研究的——可以閱讀兩本書:大衛・耶洛普(David Yallop)所著的《以上帝之名》(In God’s Name)是支持陰謀論的;約翰・科恩韋爾(John Cornwell)所著的《夜盜》(A Thief in the Night)是反對陰謀論的。然後讀者可自行決定要相信哪一方。


非比尋常的是,繼任者嘉祿・沃伊蒂瓦(Karol Wojtyła)是自一五二二年的哈德良六世以來,首位波蘭人和非義大利人教宗,而且也十分卓越非凡,他是在第二天投票時,以一百〇三票獲選,總票數為一百零九票。他獲選時僅五十八歲,是有出版著作的詩人和劇作家,也是有造詣的滑雪和登山專家,且熟悉六種語言(另有一說是十種)。他曾就讀克拉考大學(University of Cracow),但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國入侵波蘭後,該學校關閉。之後他從事幾個勞力工作,包括在採石場工作,據說他在相對較晚的二十二歲決定擔任聖職人員前,曾與當地一名女孩發展戀情。之後他迅速晉升。他擔任堂區司鐸僅三年後便返回大學修讀哲學,並講授社會道德學。他早在三十八歲時獲任命為主教,五年後保祿六世任命他為克拉考總主教。

他在獲選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七八—二〇〇五)後兩天,以教宗身分發表第一次重要演講時,強調自己身為普世教會領袖的國際角色。他說:「從現在起,我們的祖國不重要。」當然實情並非如此。他的人生前五十八年都在波蘭居住,那裡依舊是他的心靈歸屬。這也影響了他的所有政策、決策和公開聲明。在擔任教宗期間,他返回波蘭不下九次,比前往其他國家的次數還多。他非常清楚記得華沙起義和大屠殺。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六日的「黑色星期天」,蓋世太保在克拉考圍捕八千名波蘭青年;德國人在搜索沃伊蒂瓦的藏身處的樓上時,他因躲在地下室而逃過一劫。戰後他忍受了近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一九八〇年共產主義巨石開始崩裂後,他積極鼓勵波蘭團結工聯(Polish Solidarity)運動和其領導人萊赫・華勒沙(Lech Wałęsa),他也可能祕密透過總主教馬辛奇斯和梵蒂岡銀行資助過華勒沙。正如戈巴契夫曾評論道:「若沒有若望・保祿二世,鐵幕不可能崩塌」。

在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三日傍晚的一場公開接見活動中,若望・保祿二世乘坐教宗座駕在聖伯多祿大殿廣場行駛時,土耳其槍手阿里・阿加(Ali Agca)幾乎是近距離朝他開了三槍。若望・保祿被緊急送往雙子醫院(Gemelli Hospital)。阿加立刻被捕,後來他告訴檢察官,他是「民族主義無神論者」,討厭天主教會和美俄的帝國主義。他又說,他曾想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教宗造訪土耳其時行刺他,但當時教宗的保護措施太完善。教宗在羅馬則是無遮蔽的目標。阿加背後若有主謀的話,也從未揭露,儘管保加利亞政府嚴重受到懷疑。若望・保祿在休養期間宣布,他原諒那位行刺未遂者;一九八三年,教宗到監獄探視阿加,他們兩人之間建立了近似友誼的關係。幾年後,教宗也接見了阿加的母親和兄弟。

經過五小時的手術,教宗流失四分之三血量,恢復期漫長:一直到十月他才完全康復。但到了一九八二年,他成了媒體巨星,他得以恢復折磨人的出訪計畫,一年有四、五次造訪世界各地的重要行程。到了第二十六年任期末時,他已累積一百零四次出訪之旅,到訪過一百二十九個國家。一九八二年五、六月時,儘管爆發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也差點取消出訪行程,但他仍造訪英國六天,是首位以在任教宗身分造訪英國,期間他在坎特柏立主教座堂佈道。二〇〇〇年三月,他造訪以色列:令人猜測庇護十二世會怎麼想?二〇〇一年,他造訪大馬士革,是首位在清真寺祈禱的教宗。他唯一的遺憾是未能造訪俄國。

但在其他方面,比起若望二十三世,若望・保祿二世的想法與庇護十二世更接近。或許這點並不完全令人意外。自他成年後,一直到抵達羅馬之前,波蘭教會一直處於險境,掙扎著求生,先是要對抗德國,接著是俄國。沃伊蒂瓦可說是一直在為當時那個教會奮戰,而非當下的教會;在五十八歲成為教宗時,他已年紀大到無法改變想法。他頒佈的十四項通諭顯示他是反動派,固執地重申天主教在安樂死、墮胎、女性的聖職授任、同性戀和同性婚姻方面的舊訓導。曾指望他的前任能大力改革節育政策的那些人都十分清楚,他們也不指望若望・保祿二世會批准節育政策,其中包括使用保險套,儘管只是為了防止愛滋病傳播。令人意外的是,他像是失控般為數百人封聖:除了為一千三百四十位男女列為真福外(封聖的第一步程序),他也至少為四百八十三人封為聖徒,比過去五百年來的封聖人數還多。

若望・保祿在教宗任期快結束時,堅定反對伊拉克戰爭。二〇〇三年他在世界情勢咨文中清楚表達他的觀點:「反對戰爭!戰爭並非無可避免,而且戰爭始終是人性的失敗。」後來他說的一段話常被引用:「戰爭一般無法解決引起爭戰的問題,因此最終證明是徒勞無益。」但此時他的身體狀況迅速衰退。一九九一年時他初次明顯出現帕金森氏症,但梵蒂岡按慣例保密了十二年,在二〇〇三年才承認,當時他演講時明顯口齒不清,而且被限制坐輪椅。他在二〇〇五年四月二日星期六晚上過世,距離八十五歲生日只有四十六天。六天後為他舉行的追思彌撒有超過四百萬人參加,可說是基督徒朝聖史上最大一次規模。


若望・保祿二世的葬禮是由樞機主教若瑟・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處理,他是教義部部長,教義部以前稱為聖職部,再之前稱為宗教裁判所。他的主要職責是確保天主教機構的訓導符合羅馬教會制訂的嚴格教義。儘管拉辛格號稱「上帝的洛威拿犬」,但其實他性格寬厚溫和,常被認為是最佳繼任人選;雖然祕密會議往往不會選出支持度最高者,但這次在第五輪投票時,他正式獲選也是意料之中,他是史上第七位德國教宗,不過是十一世紀以來第一位。

本篤十六世(二〇〇五—二〇一三)無疑是十分聰慧的神學家,但在我寫這本書時,他尚未證明自己如眾人所期待的腳踏實地。在兩年多一點的時間裡,他嚴重得罪了三個重要的宗教團體:先是穆斯林,接著是猶太教徒,最後是新教教會。他的第一次失言是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十二日,就任後不到十八個月,他在昔日任教的雷根斯堡大學(University of Regensburg)演講時說:「證明給我看,正如穆罕默德為世界帶來新教導,而你會發現那些只是邪惡和非人道的教導,比如他下令以利劍傳播他所宣講的信條。」

後來明顯可見,教宗只是在引述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二世(Manuel II Palaeologus)於一三九一年說的話,而非表示贊同;不幸的是,他當時未說清楚。穆斯林世界掀起廣泛的抗議聲浪,約旦河西岸的兩座基督教教堂遭到炸彈攻擊。後來教宗鄭重道歉,並在岡多菲堡特別舉辦接待會,召集二十位高階穆斯林外交官,再次道歉。兩個月後他正式造訪土耳其,伊斯坦堡機場出現懷有敵意的示威活動,當局必須採取特別安全措施保護他;但他在蘇丹艾哈邁德清真寺祈禱,這次造訪算是相當成功。

他也因為多此一舉而引起新教徒的敵意。他在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一日發佈宗座宣言時指出:

然而難以看出「教會」這一稱呼怎麼能屬於〔新教徒團體〕,鑑於他們不接受天主教意義上的教會禮拜的神學概念,而且他們缺乏天主教會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這次引來一波抗議的怒吼。義大利福音教會聯盟(Italian Federation of Evangelical Churches)主席形容這份宣言是「倒退一大步」,並以法語同義詞發出「對外造成災難後果」的危險警告,不過沒人能確定他所表達的意思。

在此不久前本篤也將注意力轉向猶太人,而其中原本已有許多人對教會堅持為教宗庇護十二世封聖而感到憤怒。儘管沒有理由指控本篤個人表現出反猶太主義,但他在二〇〇七年七月七日決定再次批准特倫特彌撒,而此彌撒包括一段祈禱文,內容是請求上帝揭開布幔,讓猶太人「重見天日」,而這段祈禱文在猶太人圈子不受歡迎。還有令猶太人不太滿意的是,教廷隨後為脫離教會的四名主教解除教籍開除令,他們之前因加入總主教魯菲爾創立的「聖庇護十世會」而被開除教籍,其中主教利則・威廉森(Richard Williamson)因否認猶太人大屠殺而惡名昭彰。

這些都是刻意而為的舉措,原本可以、也應該避免。但緊接著本篤陷入一場更大的風暴,這倒不是他自己造成的。這場風暴先是在愛爾蘭爆發,天主教學校和孤兒院揭露了可怕而分布甚廣的虐兒現象,無來由的肢體暴力事件頻頻發生。同樣該受指摘的是,教會本能地掩蓋醜聞,意圖將該負責任的人轉往其他堂區,而非冒著名聲受損的風險革除他們的聖職。愛爾蘭首席主教兼樞機主教祥恩・布雷迪(Sean Brady)承認在一九七〇年代參與掩蓋醜聞時,教宗原本可以立刻果斷革除他的職務以贏得聲譽;但在我寫本書時,布雷迪依然留任。同時聖職人員的戀童醜聞也蔓延到歐洲和美國各地。教宗確實在二〇一〇年三月致函愛爾蘭天主教徒,為持續數十年的「罪惡且犯法的」虐童行為道歉。但此舉再次引來大家質疑,他為何只向愛爾蘭道歉,於是奧地利、荷蘭、瑞士、義大利,尤其是德國的天主教徒難免都覺得,發生在自己國家的事對他來說比較不重要。本篤的反應太微弱、太晚;而且這場風暴沒有減弱的跡象。

逾半世紀以來,革新派的天主教徒一直渴望能看到教會步入現代。隨著每任新教宗上任,他們都希望當今的主要議題都能有所進展,這些議題包括同性戀、節育、女性聖職人員的授任,但每一次都讓他們失望。確實,教會有時似乎在退步: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五日,教會將女性聖職人員授任的狀況提升到「重大不法行為」,將此事定為法典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程度實際上相當於虐童罪。

本篤在二〇一〇年九月造訪英國,儘管違反許多人的期待,但也十分成功,不過他此時的教宗之位已明顯開始震盪。他近期表示,歡迎那些為了抗議女性主教授任而離開自己教會的已婚新教徒聖職人員加入天主教聖職,此舉令聖公會聖統難掩憤怒。但他的教宗任期尚未結束,因此無法做最後結論。只能說教宗本篤將證明自己比許多前任更好,也比一些前任更糟;儘管當今世上各地瀰漫著不可知論的氣氛,但羅馬天主教會在歷經近兩千年後——有二十億會眾,佔所有基督徒的一半,佔全球人口約六分之一——撇開種種,至今仍蓬勃發展,繁榮景象猶如前所未見。聖伯多祿若能看到現今的羅馬教會,確實會感到自豪。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教宗史》,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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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朱利斯・諾里奇(John Julius Norwich)
譯者:黃書英

本書是給一般讀者閱讀,不論是否為信徒,只要願意稍微多瞭解教宗背景,
無論如何,這段歷史都是令人嘆為觀止的故事。

存在近兩千年的教宗體制,是世上延續最久的君主政體。對無數人來說,教宗是耶穌在世間的基督之代表,是神聖啟示的絕對詮釋者。對更多人來說,教宗是實現《聖經》預言的偽基督(Antichrist)。不可否認的是,羅馬天主教始於基督信仰本身;所有其他逾兩萬兩千個基督教派都是從羅馬天主教衍生或分離而出。本書基本上是平鋪直敘的單本教宗史,已在我腦海中醞釀了至少有四分之一個世紀,一直以來也花了更久時間研究形形色色的教宗。

其中幾位教宗在我四十年前所寫的諾曼人西西里史發揮重要作用,另有多位教宗也在我所寫過的史書中位居要角,包括威尼斯、拜占庭和最近所寫的地中海。我甚至可以透露一些自己在梵蒂岡的個人經歷,我曾在那裡的圖書館工作,私下覲見過兩位教宗,庇護十二世(Pius XII)和保祿六世(Paul VI),後來有幸以勤務身分,參加代表英國女王的諾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的加冕典禮。此外,我清楚記得未來的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他當時在巴黎擔任教廷大使,我父親當時在那裡擔任大使,而未來的若望・保祿一世(John Paul I)當時是威尼斯宗主教。

但本書談的是歷史,不是個人回憶錄。因此我無法詳述整個故事,因為對一本書來說篇幅會太長,而且會顯得冗長乏味。早期許多教宗只是徒留稱號,但其中有一位女教宗若安(Joan),我忍不住為她寫下一則短篇章節,儘管她從未存在過。本書自然要從第一位開始談起,聖伯多祿(St Peter);但在他之後的一千年裡,大部分故事是片段而非連續,並側重於那些創造歷史的教宗,例如,保護羅馬不受匈奴人和哥德人侵害的大聖良一世(Leo the Great);為超凡卓越的查理曼加冕的良三世(Leo III);勇敢的大聖額我略一世(Gregory the Great)和其繼任者們與一任又一任皇帝爭奪至高無上的地位;依諾增爵三世(Innocent III)與悲慘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後面的章節會談到亞維儂教廷(Avignon)的「巴比倫囚禁期」(Babylonian captivity);文藝復興全盛期的惡魔教宗,尤其是波吉亞家族(Borgia)的亞歷山大六世、儒略二世(Julius II)、出身梅迪奇家族的良十世(Medici Leo X,「上帝賦予我們教宗地位,就讓我們享受這權力」);反宗教改革的教宗們,尤其是保祿三世(Paul III);時運不濟、不得不對抗拿破崙的庇護七世(Pius VII);與他同樣封號,卻更時運不濟的庇護九世(Pius IX),在義大利統一的風暴中引領教廷,卻經常挫敗。

來到二十世紀初時,我們要特別關注非凡的良十三世(Leo XIII),接著是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教宗,即本篤十五世(Benedict XV)與令人厭惡的反猶太主義者庇護十二世(Pius XII),以及相較之下受人愛戴的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在簡略談一下不幸的保祿六世(Paul VI)後,會談到現代最重要的教宗之謎,若望・保祿一世(John Paul I)在任期不到一個月後便離奇過世。他是遭到謀殺嗎?我在調查這個謎團之初時,覺得他可能是遭到謀殺;但現在我不太確定了。最後要探討的是令人驚嘆的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現象。至於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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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