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真彭派】統一一時爽,霸業火葬場:中國如何避開「修昔底德陷阱」?

【關鍵真彭派】統一一時爽,霸業火葬場:中國如何避開「修昔底德陷阱」?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統一台灣(無論文統或是武統)都將導致中國觸發「修昔底德陷阱」,提早讓美中之間爆發衝突,讓中國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被美國擊敗,喪失取代美國的歷史機遇。中國面對的歷史十字路,就像PTT上常說的:統一一時爽,霸業火葬場。

這幾年在美國的外交學界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命題,叫做「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這個命題是由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所提出,他引用了西元前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對伯羅奔尼薩戰爭提出的教訓:

使得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造成的恐懼。

艾里森以這句格言作為標準,檢視了近500年來的全球歷史,發現有16個新興國家挑戰既有強權,其中有12次以戰爭作結。因此他提出引發伯羅奔尼薩戰爭的原因在今天也很有可能會重演。他把這種因為新興國家引發既有強權恐懼而導向戰爭的模式稱為「修昔底德陷阱」。

這個命題最早見報於2012年艾里森投書《金融時報》的文章〈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這篇文章的內容後來在2017年發展成《注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這本著作。這也讓「修昔底德陷阱」成為美國外交圈和媒體圈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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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Mass 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2nd Class Zach Allan, U.S. Navy @ CC BY 2.0
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

中國才應該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不過我覺得這個命題最有趣的地方,倒不是美國有沒有辦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反而是這個命題為什麼是由美國方面的學者提出來?為什麼不是由中國學者提出這個問題?更重要的是,為什麼許多討論都是「美國」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其實我們簡單設想一下就知道這中間的奇怪之處。因為當既有強權把新興國家視為威脅的時候,就會集中他稱霸全球的資源去打擊新興國家。而新興國家縱使生氣勃勃,在既有資源與武力上往往都還不足以戰勝既有強權,因此當兩者發生戰爭,最後仍是由既有強權獲勝作收。

像是被艾里森引用的伯羅奔尼薩戰爭,最後仍是既有的強權斯巴達戰勝新興的雅典。而100年前的兩次世界大戰,也是由既有的英法等傳統強權兩度戰勝新興的德國。

雖然這樣的戰爭對既有強權也不是全無傷害,像斯巴達跟雅典都在伯羅奔尼薩戰爭中耗盡資源,因此無力阻止後起的馬其頓(亞歷山大帝國)崛起。英法也在兩次戰爭中耗盡力量,而讓位給大西洋另一側的美國主宰全球局勢。但這仍是在那些既有強權擊敗挑戰者後,讓沒有參戰(或是參戰程度較輕)的第三者取而代之,反而那些從正面挑戰既有強權的國家幾乎都是以慘敗作收。

因此比起美國,中國理論上應該要更警覺地去避免觸發「修昔底德陷阱」。但現在反而是美國的學者先提出這點,並且試圖去替將要發生的戰爭尋找解方,這實在是一件很莫名其妙的事。

嚴格來說,中國不是沒有人重視這個問題。第一個引用「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國人,就是擔任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他在2014年就引用過這個命題,並且重申中國並不想挑戰美國的世界霸權。

習近平雖然屢屢表態,但對照這幾年中國在科技上發動「千人計畫」,在經濟上提出「中國製造2025」,動作頻頻的透過島礁建設將南海變成中國的內海,以及中國海空軍實力的擴張,都讓人覺得中南海「和平崛起」的口號更像是一種對美國的「戰略忽悠」。

漢唐能夠崛起,正是因為避開「修昔底德陷阱」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漢、唐等「盛世」興起的原因,都是在王朝初期的對外政策上成功避開了「修昔底德陷阱」。秉持不觸怒既有強權,充實自身國力等待對手內部出現問題,自我消亡的原則。

過去兩岸的教科書製造了一種迷思,不斷宣揚「天可汗」、「大漢天威」等口號,中國民族主義者也喜歡引用陳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台詞,把漢、唐宣傳成積極對外擴張,擊敗北方強權的黷武帝國。相較之下,像宋朝之類的朝代就成為了「積弱不振」的代表。

不過實際上,如果對照漢、唐跟宋代的對外政策,其實可以發現基本架構差異不大,真正的差距反而是體現在對內治理的成果。一般說到宋代的積弱,都會談到宋太宗在西元986年「雍熙北伐」大敗後轉為守勢,到了宋真宗時期又因為遼國進逼首都開封,被迫在西元1005年簽訂喪權辱國的「澶淵之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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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玖巧仔 @ CC BY-SA 4.0
宋遼澶淵之盟

問題在於,這些劇情在漢、唐立國初期都原封不動地發生過。冒頓單于在漢人仍陷於秦末內戰的時間裡,就創造匈奴人在東亞史上最大的版圖。以當時的國際局勢來講,冒頓單于領導的匈奴便是當時既有的強權,新成立的漢朝則是新興的挑戰者。

漢朝立國後,西元前201年漢高祖劉邦也曾親自率軍北伐匈奴,結果落入匈奴軍隊的包圍口袋,史稱「白豋之圍」。這次受挫後,劉邦接受主和派大臣婁敬(劉敬)的建議,開啟了西漢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到了西元前192年,匈奴趁劉邦病逝不久,《漢書》記載冒頓單于派使節依據草原民族「收繼婚制」的文化,暗示劉邦的遺孀呂雉嫁給自己。

匈奴冒頓單于要求當時漢朝的實際掌權者呂雉,依據匈奴的文化嫁給自己,對當時的漢朝來說當然是奇恥大辱,更是暗示匈奴有併吞漢朝的企圖。但呂雉跟大臣商議後接受季布的觀點,承認當時漢朝的國力不足以跟匈奴爆發全面性的決戰。因此回應:

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

呂雉用「因為自己已經衰老,配不上冒頓單于」這種卑躬屈膝的言詞矇混過去,然後繼續用和親政策拖時間,避開了漢初的「修昔底德陷阱」。

至於唐初,歷史課本都愛提西元629年李靖消滅東突厥。不過東突厥在西元624跟626年兩次都攻到長安門口,西元624年唐高祖李淵甚至有意自己放火把長安燒掉,遷都湖北襄陽、樊城藉此躲避突厥的攻勢。東突厥從西元581年就建國,相較之下經歷隋末混戰人口銳減剩下十分之一的唐朝,在當時同樣是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機。

在西元624跟626年兩次突厥兵臨長安的戰役裡,李世民雖然都率領唐軍在小規模戰鬥中取得優勢,但無論是624年的李淵,或是626年已經通過玄武門事變掌權的李世民,都決定要放低姿態跟突厥求和。

在626年那次被稱為「渭水之辱」的和談後李世民很明確的指出,他雖然有自信能對突厥取得局部性戰役的優勢,但他不認為唐朝有機會能在全面性的戰爭中打贏突厥。李世民說:

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

當時李世民同樣採取類似宋朝歲幣的方式用金錢求和讓突厥「啖以金帛」。李世民很清楚的知道他要讓唐朝長治久安,一定要放低姿態避免引發「修昔底德陷阱」,李世民甚至引用了老子在《道德經》裡的話「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來詮釋自己的戰略思想。

Emperor Taizong of Tang 唐太宗 李世民
Photo Credit: Unknown @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為了避免唐朝「修昔底德陷阱」李世民不惜跟突厥達成屈辱的和談

從上面的史實可以看出,漢、唐的外交政策其實跟宋朝沒有差別。差別只在施行同樣的政策,唐朝取得李靖北伐成功的結果只花了三年,漢朝等到西元前51年呼韓邪單于入朝花了150年。其中的「關鍵差異」其實不在漢朝跟唐朝做了什麼,而是取決於對手腐化的速度。

李世民能在短短三年就成功雪恥,原因出在突厥在第二次入侵長安的隔年,就因為內部統治問題跟氣候變遷影響,自己爆發內戰跟飢荒。在突厥內戰頭一年,李世民舉行御前會議後仍是不決定介入。

隔年突厥內戰跟飢荒更激烈,其中一位首領突利可汗率部投降唐朝,才讓唐太宗決定介入突厥內戰,這就是唐朝能在短時間戰勝突厥真正的戰略形勢。而唐朝之所以能取得突厥內戰這個戰略機遇,便是李世民寧可選擇屈辱也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所換來的。

至於漢朝,漢初的低姿態取得了締造「文景之治」充實國力的黃金時機。漢武帝時代北伐匈奴雖然轟轟烈烈,但以戰果來說漢朝跟匈奴兩敗俱傷。漢朝雖然開拓河西走廊(大致今天甘肅省),但從《鹽鐵論》描述當時漢朝的實況,在國內財政跟民生都瀕臨崩潰邊緣。

漢朝之所以能在漢宣帝時代取得決定性優勢,其實關鍵因素仍然是「匈奴內戰」。匈奴在西元前58年陷入內戰,起因是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內戰後先分為南北兩部,然後又有「五單于爭位」,後來被陳湯擊敗,讓他說出「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那句中二發言的「郅支單于」,就是在內戰中才冒出頭的。

不過漢、唐跟宋朝最根本的差異,在於無論是只等三年還是等150年,漢朝跟唐朝都還是維持住了武裝部隊的基本戰力。宋朝等到西元1120年宋金「海上之盟」夾擊遼國時,原本是有機會能夠重演漢唐盛世,但卻因為武裝部隊戰力低落到引起金人的輕視,反而引發「靖康之難」的慘劇。

中國歷史證明最有效的戰略,就是跟對手「比氣長」

話說歷史課本一直把宋朝積弱歸因在「強幹弱枝」的軍隊政策上,這也頗有問題。因為無論是西漢的「南軍、北軍」還是唐朝由關隴集團把持的「府兵制」,同樣都是將精銳集中首都,強幹弱枝的軍事制度。漢初「將軍」跟唐初「行軍大總管」的制度,也都是不讓武將長期掌握兵權的一次性任務編制。不過再探討下去會偏題,所以就等歷史學家未來解決這個問題。

總之除了明朝這個特例,歷史上幾個立國時間較長的漢人王朝,幾乎都奉行寧可接受一時屈辱也要避免引發「修昔底德陷阱」的示弱政策。這種跟既有強權「比氣長」的做法,幾乎可以說是中國長久以來的戰略傳統。就連魏文帝曹丕當年問賈詡平定吳、蜀的戰略時,賈詡也說:

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不過曹丕大概原本期待賈詡說什麼「黑暗兵法,公子獻頭」之類的奇謀,聽到這種拼統治品質誰能維持比較久的正規戰略顯得很不高興。曹丕貿然出兵江陵的結果就是在自己死前又多吞了一個大敗。

美國同樣是依靠「示弱」取代不列顛和平

其實新興國家成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進而和平取代既有強權的例子,在全球最經典的就是美國在20世紀取代英法。美國戰略學家保羅・甘迺迪(Paul Michael Kennedy)在其代表作《霸權興衰史》(或譯「大國的興衰」)裡,就敘述了美國在老羅斯福時期流行「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觀念,去行使強權政治只是反映了當時的美國「外交政策的不成熟、天真的民族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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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ohn Gast Public Domain
反映美國西進是「昭昭天命」的宣傳畫

不過美國在老羅斯福下台後,就放棄了這種幼稚的政策路線。美國承認既有國際秩序,跟既有強權間維持和平的想法反映在軍隊規模上。在20世紀初美國國民生產毛額(GNP)用在軍費上不到1%,介入第一次大戰前,美國陸軍的規模還不如塞爾維亞或是保加利亞。

到了一戰跟二戰中間的戰間期,美國只保有14萬陸軍。這個規模有多小呢?同時代中國內戰張作霖的東北軍有30萬,蔣介石領導的北伐軍總計也超過25萬,可以說當時中國內戰個別勢力的軍隊規模都高於美國(當時的美國陸軍還包括駐防殖民地菲律賓的軍隊)。甚至到了中日己經開戰的1937年,美國國防支出佔國民所得只有1.5%。

但是保羅・甘迺迪提到美國之所以最後能稱霸世界,就是因為他在20世紀初從不主動挑起戰爭,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受到的破壞都最小。而且美國能將所有生產力,都從常態的軍事支出上解放出來,全力投入經濟發展。

美國減少常態軍事支出,全力發展經濟的結果,就是獲得極高的戰備潛力。從1938年到1940年,美軍短時間就能爆增至百萬,並且確保這百萬大軍所需的一切武器跟後勤。保羅・甘迺迪總結美國日後稱霸世界的秘訣在於:

美國人民毅然拒絕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主角,因為充當主角勢必要捲入各種外交和軍事糾紛。

「一帶一路」的優勢跟弱點

回到今日的中國。站在戰略的角度,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本來是一個高明的政策。雖說我在2015年批評「一帶一路」有機會成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泡沫投機」,但問題是出在中國政府是否有能力處理專制體制下,裙帶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壞帳問題。

純粹以戰略來說,「一帶一路」將中國的發展方向從東向扭轉到西向,將中國的發展重心從東北亞跟西太平洋移出,轉移到東南亞、中亞、中東、非洲。這個政策原本可以看作是習近平引領中國避免在西太平洋跟美國強碰,讓現代中國閃過「修昔底德陷阱」。

但是中國在實施「一帶一路」後,為了鞏固南海這個海上絲路起點,以及回應國內民族主義統一台灣的聲浪,堅持要發展海軍跟拓展在南海的軍事基地。這一點成了拖垮「一帶一路」戰略價值的破口。中國如果要學習美國稱霸世界,關鍵在於如何減少「經常性」的軍備支出。

中國源於西北跟西南有非常長的國界,跟俄羅斯還有印度接壤,導致中國必須經常性的儲備龐大的陸軍,這已經是很驚人的花費。2018年中國的軍費支出占GDP的1.9%,光是承平時代中國軍費占比已經高於美國在1937年瀕臨二戰時的水準。

外帶中共堅持前文提及對新疆、西藏採取同化政策,更是讓維持軍隊外更增加所謂「維穩」、「扶貧」等財政負擔。中國至今維穩費的支出已經幾乎等同軍費,如果將軍費加上維穩費,中國目前用在軍備的財政負擔,更勝於當前佈局全球,同時在中東作戰的美軍(2018美國軍費佔GD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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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2020年1月習近平為了加快中緬經濟走廊的合作進度出訪緬甸

既然這些已經是無法改變的既成事實,對中國來說最正確的道路應該還是設法縮減,或是讓這樣的常態性負擔不要繼續下去(前一篇就是講該怎麼在減少新疆、西藏對中國的負擔,同時增進兩地民眾在人權與自治的權利)。所以像維持海上絲路,中國該做的是全力搞好跟寮國、柬埔寨、緬甸、巴基斯坦的關係,加快中國在當地的交通建設,爭取在當地臨海的港口租借軍事基地。

用這樣的方式,中國只要以既有的陸軍,就能戰略性的控制海上絲路各重要據點。即使海軍規模不大,利用近岸防禦跟中國長期發展的「反介入」作戰兵器就能在不浪費錢的情況下最大化自己的戰略影響力,同時也避免激起美國的敵對意識。

但現在中國的作法卻是毫無重點,在打通東南亞陸路跟建構大規模海軍上同時進行。這麼做不只在已經沈重的陸軍負擔上,更增加建立海軍的負擔。更重要的是中國建立遠洋海軍的企圖,將讓美國認定中國即將跟美國爭奪全球霸權,促使中國掉進「修昔底德陷阱」。

什麼才是對中國最有利的局勢?

美國送給中國最好的戰略機遇,就是美國消耗自身國力建構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對中國來說,最有利的不是自己建立海軍去挑戰這個體系。相反的,對中國來說最好的作法應該是擺出擁護美國體系的姿態,讓美國花更多的資源去維護這個體系。中國則「免費的」享受這個體系帶來的好處,將國力節省下來投入在「一帶一路」的建設與經濟發展。

長此下來美中之間此消彼長,才是中國取代美國最穩健的法門。我們來設想一個對中國最有利的狀況:

中國表態擁護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美國因此全心投入在中東、東歐的地緣衝突。中國則處處以「善意」的態度調停美國跟伊朗、俄羅斯、敘利亞問題。同時中巴、中緬、中柬(途經寮國)經濟走廊建設完成,在斯里蘭卡、柬埔寨建立海外軍事基地。

一但有事,中國可以迅速控制從波斯灣出口到東南亞整片區域。配合陸上絲路的建設,讓中亞到東南亞成為中國「門羅主義」的控制範圍。

在這個結構底下,中國就有足夠的能力可以跟美國「比氣長」。等到美國捲入世界其他爭端被消耗到精疲力竭,中國便可以「善意的」接手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

不過我們從漢、唐、宋朝的經驗可以看出來,就算能建構出這樣的戰略結構,中國要成功取代美國的關鍵,還是要看中國能不能夠維持自身統治的品質,讓未來美國衰弱後中國還是有能力取而代之,這點就只能看中國政府自身的造化。

此外,要建立這樣的戰略結構,關鍵還是中國能不能避開「修昔底德陷阱」。過去在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代,中國拒絕美國參與反恐戰爭的邀請,這是中國喪失了一次避開「修昔底德陷阱」的戰略機遇。這次喪失間接讓歐巴馬、川普把中國視為美國秩序的挑戰者。雖然中國過去喪失了一次機遇,但最近這個機會又出現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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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2019年底習近平開始積極改善中日關係

從2019年底開始,中日關係出現好轉的跡象。今年春天中日原本預計要發表「重要的」外交文件重新定義中日間的外交合作。雖然這次的事件因為疫情暫時擱置,但未來如果習近平真的能夠跟安倍晉三達成諒解,讓中日關係從敵對轉化為善意中立,確實能減低中國在東北亞的戰略負擔。

只要中國支持台灣獨立換取台灣親中,再拉攏本來就對中國抱持善意的菲律賓,就能一口氣讓整個第一島鏈轉向對中國的善意中立。在這個情況下,中國也不需要耗費國力去發展遠洋海軍,就能以善意中立的第一島鏈當作跟美國之間的戰略緩衝,全力經營東南亞跟中亞。

這時若是為了要拿下南海跟台灣堅持發展遠洋海軍,反而是打壞了這整盤好棋。我在2014年的文章就提過,中國是否拿下台灣,將成為美國評估是否要以武力全力擊倒中國的風向球。

中國統一台灣(無論文統或是武統)都將導致中國觸發「修昔底德陷阱」,提早讓美中之間爆發衝突,讓中國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被美國擊敗,喪失取代美國的歷史機遇。對於中華民族當前面對的歷史十字路,最後我想以台灣討論區PTT上的一句流行語來勸告中國:

統一一時爽,霸業火葬場。

究竟要為了台灣喪失主宰全球的歷史機遇,還是為了主宰全球而支持台灣獨立,值得中國好好思考。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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