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倦怠社會》:21世紀已再不是傅柯所說的「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

讀《倦怠社會》:21世紀已再不是傅柯所說的「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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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功績社會」鼓勵各人追求成功和卓越,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但是當工作績效被過度強調,將發展成自我剝削。可怕的是,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最終讓人過度緊張並產生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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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清涼院

If god does not exist everything is permitted - Dostoevsky

直到今時今日,我仍然沒有手機網路。很多人知道的時候感到很驚訝,或者我自己都有點驚訝。當然我不是斷網的人,甚至因為本身的職業使我不得不上網。但沒有手機網路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我想給予自己私人的空間,而毋須一直和網路世界「連繫」著,無時無刻接受外界的訊息。

網路世界令獲得資訊的成本大大降低的同時,亦令到垃圾資訊氾濫,使得人每一秒都能接收新的訊息。我們好像能夠用盡每一秒,連工作的途中都可以開著一隻放置式的遊戲,幫助你增加遊戲經驗值。這種不讓自己有任何時間「浪費」的行為,似乎是城市人的共識。《Ronny Chieng: Asian Comedian Destroys America!》的這一段,是蠻有共鳴:

“We need it, Prime. We need Prime harder, faster, stronger,” he chants. “Faster Prime! Prime Now! Prime Now. Two-hour delivery. Prime Now. Give it to me now. When I press ‘buy,’ put the item in my hand … now.”

最近看到韓炳哲教授的《透明社會》出了台譯本,就趁機讀讀他上一本著作《倦怠社會》。

韓炳哲(Byung-Chul Han):

生於1959年,先是在首爾學習冶金學,隨後於德國弗萊堡和慕尼黑研讀哲學、德國文學與神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於巴塞爾大學教授哲學。2010年起,在卡爾斯魯爾設計學院教哲學與媒體學。自2012年至今,在柏林藝術大學文化學系擔任教授。韓炳哲著作等身,有《暴力地誌學》(Topologie der Gewalt)、《透明社會》(Transparenzgesellschaft)、《愛欲的臨死掙扎》(Agonie des Eros)、《一窩蜂:數位的觀點》(Im Schwarm. Ansichten des Digitalen)等,暢銷書《倦怠社會》更使他聲名大噪,已翻譯成十一國語言出版。

在這本小書裡,收錄了韓氏七篇短篇以及一篇講稿,但他的野心的確不少。他在裡頭宣布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已再不是米歇爾・傅柯所說的「規訓社會」,而變成了一種「功績社會」。

「功績社會」:「自由」是唯一禁令,自我剝削成為常態

首先,所謂的「規訓社會」就是一種否定性的社會,各種具否定性的禁令作為主導的社會。他則以免疫學來形容這種否定性社會:

二十世紀是免疫學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內外、友敵、自我和他人之間存在著清晰的界限。冷戰也遵循了這種免疫學模型。二十世紀的免疫學範式中充斥著冷戰話語,由一種嚴格的軍事化規則控制。攻擊和防禦主導著免疫學式行動。

這種免疫學原則超越生物學範圍,到了社會領域,最終蔓延至整個社會層面,一種盲 目性被烙印其中:對一切陌生之物,都採取防禦措施。免疫防禦的對象即是這種陌生之物。即便陌生者毫無惡意,即便他不會產生任何威脅,仍然會基於他的「他者性」(Andersheit)而受到排擠。

而「功績社會」則變為一種肯定性的社會,而「他者性」則在全球化的底下,被差異──一種遊客體驗到的異國風情──所取代,「他者」不再是敵人,而變成負累。禁令不再(直白地)存在,而是變成無限的「可能」。就如杜斯妥也夫斯基之言,「Everything is permitted」,或是adidas廣告告訴你的「impossible is nothing」。宗教的禁令消失,「God does not exist」,信仰作為能夠作為安撫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永久持存的效果消失(書中稱之為塔納托斯技術[Thanatotechnik]),人類更是感到自己轉瞬即逝。這種「赤裸」的生命驅使人類追求健康,以使自己得以持存,也就如尼采筆下的「末人」:

「他們崇拜健康。『我們找到了幸福』──末人說著,眨眨眼睛。」──《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精神暴力不止源於作為否定性的他者/敵人,更能源於作為肯定性的同類。功績社會鼓勵各人追求成功和卓越,所有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變得更自由、要找尋自我成為唯一的指令。在一個「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社會,勞動的目的不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不斷邁向一個更健康、積極的人生,追求所謂新的衝動、刺激,陷入過度的積極性。現代人所推崇的多工處理(multitasking)反映出來的不是文明的進步,而是過度積極性底下不能專注,亦不允許自己放鬆、沉思的倒退。

韓氏指出,功績主體不受外在的統治機構控制,沒有外力強迫他工作,或者是剝削他。但是因為他是自身的主人,他無須屈從於任何人,或者說他只屈從於自身。這正是他有別於規訓主體之處,他儘管擺脫了統治機構,卻沒有導向自由,那是一種悖論式的強制自由,自由成為唯一禁令,以達到最終目的──效績的最大化。

工作和效績的過度化日益嚴重,直到發展成一種自我剝削。而可怕的是,這比外在的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這種不斷的自我剝削最終變成過度緊張、自戀、無力感,什麼也做不到,什麼也變得虛無、不可能,也就如拉康將杜斯妥也夫斯基之言扭轉般:「If there is no God, then everything is prohibited.」。

各種精神疾病變為二十一世紀的主流,例如抑鬱症、注意力缺陷多動症、邊緣性人格障礙,或者疲勞綜合症,韓氏認為都是因為外在的威逼已經轉變成內在於自我的強迫剝削。以他的比喻,就如普羅米修斯的命運,一頭惡鷹每日啄食他的肝臟,肝臟又不斷重新生長,日復一日。

那麼有沒有解決方法呢?相比起因為過度積極而造成無止境的倦怠,韓氏提出我們需要的是「基本的倦怠」,一種安息日式的倦怠。前者是無力的,後者則是主動的不去做,「I will prefer not to」,真正保留自己什麼也不做的時間、沉思的時間、真正可以創作的時間。這樣的話,一種比較理想的「倦怠社會」就得以建立。或就如作家Peter Handke所說:

疲倦的靈感與其說要做什麼,倒不如說可以不做什麼。疲倦:天使,他觸摸著正在做夢的國王的手指,而其他國王在繼續著他們無夢的睡眠。健康的疲倦,它本身就是恢復。某種疲倦者就是另一個俄耳甫斯(編按:另譯奧菲斯),那些野性十足的動物聚集在他周圍,最終會一同疲倦。

韓氏整本書雖然很薄,但他不斷透過引用如尼采、阿甘本、 漢娜・鄂蘭等人的概念,加以闡釋、反駁、補充,從而令到論述能夠回應社會之同時,又不失哲學味。而整個論述其實還蠻呼應當代歐洲左翼對後現代的批判:因為當今社會充滿自由觀念和高舉(表面地)去管制化,而使得如當代藝術、思潮墮入徹底的去界限化和混亂的窘境,每一日都好像不斷有新的發展,但其實只是不斷如iPhone型號一樣,只有(壞的)重複,而沒有真正的創新。或者就應該停下來休息一下,理解自己的界限,才能跨進一步,踏入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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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清涼院FB)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