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科技的15道難題》:社群媒體的假消息如何讓社會分崩離析?

《未來科技的15道難題》:社群媒體的假消息如何讓社會分崩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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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克柏的發言反映出一個事實:我們察覺問題所在,並承認社群媒體需要規範,不代表我們知道社群媒體需要什麼樣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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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卡洛.安.布朗(Carol Ann Browne)

社群媒體:假消息如何讓社會分崩離析?

波羅的海國愛沙尼亞首都塔林(Tallinn)中心的一家博物館內,有對年輕男女雙手伸張,眼神對望,並且不停旋轉著,它們站在巨型翹翹板上,翹翹板在小小的支點上緩慢旋轉,旋轉的同時,這對男女努力保持平衡,也互相幫助對方保持平衡。這座奇特的雕像雖然古怪,但是目的在於表達一則非常嚴肅的訊息。這座雕像象徵全世界自由社會現在面臨的脆弱平衡:在社群媒體時代保護民主,防止社群媒體帶來的自由造成人民分裂。

這家博物館訴說著愛沙尼亞這個國家的百年掙扎奮鬥史,從贏得主權、失去主權,到重新贏得主權,這座旋轉雕像便是故事的最終章,同時也象徵今日民主社會面臨的科技挑戰。語音導覽說道:「愛沙尼亞的自由化並非一夕之間就達成,我們直到今日都仍在尋求自由,時時刻刻都在追尋自由。」

華巴姆占領與自由博物館(Vabamu Museum of Occupations and Freedom)高兩層樓,坐落在塔林的中古世紀城鎮中心,該城鎮中心於十三世紀建成,有城牆保護,城內古色古香的樓房蓋過低矮的小博物館,博物館則以玻璃與鋼材為建築材料,與四周古城形成強烈對比。該博物館象徵著愛沙尼亞的新時代,落地玻璃窗將北方的陽光引入這座當代建築物內部,照亮室內的現代舞台,舞台則講述著愛沙尼亞先後受到俄羅斯、納粹德國及蘇聯占領的歷史,這是一則則錯綜複雜,充滿憂患與哀愁的歷史篇章。然而,除了展示苦難、壓迫與謀殺外,這家博物館還迴盪著全世界人們渴望自由的聲音。最重要的是,這家博物館的展出探討自由與責任之間一直存在的拉扯關係,並由那對旋轉人像完美體現。

資訊光譜兩端代表的自由與壓迫對立

我們於二○一八年秋天造訪愛沙尼亞,當時美國國會正在全力調查推特與臉書上的假消息散布行動。此時全世界已發覺這項新挑戰,並且正在探討各種問題。這些事情是如何發生的?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我們沒有及早發現?

我們在週六上午造訪華巴姆博物館時,便得到其中一個解答。這家博物館創辦人是一位移民到美國的愛沙尼亞人,名叫奧嘉.基斯勒-里索(Olga Kistler-Ritso)。一九二○年,俄羅斯帝國才剛剛崩解,里索出生於烏克蘭基輔,並在一連串專制政權底下長大。青少年時期,她與哥哥逃離烏克蘭的動亂與饑荒,向北移民到愛沙尼亞。二戰末期,蘇聯紅軍準備將愛沙尼亞這個小國重新納入版圖,年輕的里索跟著撤退的德軍一起逃離,搭上離開愛沙尼亞的最後一班船。

一九四九年,里索來到美國,最終與丈夫定居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德,距離今日微軟企業總部只要數分鐘的車程。

雖然里索餘生都住在美國,但她仍時時惦記著愛沙尼亞,持續密切關注遭到蘇聯占領的童年家鄉。一九九一年,局勢發生改變,遭到占領五十多年後,愛沙尼亞終於掙脫俄羅斯的控制,成為獨立國家,開始建構自己的未來。

里索想為愛沙尼亞的民主事業做出貢獻,因此捐出畢生積蓄,建立一座博物館,紀念一些她認為世界不該遺忘也不該重蹈覆轍的重要故事。博物館贊助人倫納特.梅里(Lennart Meri)於二○○三年博物館開幕時表示,這棟建築不只是一座博物館,「這是一個自由之家,隨時提醒我們自由及其對立面極權間的界線是多麼模糊而敏感。」

每年有超過五萬名來自全世界的遊客造訪華巴姆博物館,聽它訴說愛沙尼亞從占領邁向自由的旅程,以及科技如何化為武器。

在網路的協助下,愛沙尼亞擺脫共產主義的陰影,轉型為生氣勃勃的民主國家,並自稱「數位民主」(e-democracy),日後Skype 便在此誕生。然而在二○○七年,昔日占領愛沙尼亞的俄羅斯襲擊該國的數位軟肋,暴露出民主制度與生俱來的弱點,顯示網路既能做為自由的基石,亦能讓自由變得脆弱。

那年春天,愛沙尼亞遭受全球史上第一起國家層級的對外網路攻擊。攻擊者使用阻斷服務(Denial of Service, DOS)攻擊對愛沙尼亞進行數位圍攻,癱瘓該國大部分的網路,許多攸關政府服務與經濟活動的網站都遭受攻擊。全世界都懷疑是俄羅斯所為。

「如果聽見狗吠,就代表有狗。」愛沙尼亞前外交部長瑪莉娜.卡尤蘭德(Marina Kaljurand)與我們在塔林共進午餐時,表示:「但我們的情況是什麼呢?是有一隻熊!」卡尤蘭德一定很清楚這一點,攻擊發生時,她正是愛沙尼亞駐俄羅斯大使。

二○○七年的攻擊事件,資安界開始關注這個有著一百三十萬人口的國家,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因此在塔林附近建設合作網路防禦卓越中心(Cooperative Cyber Defense Center of Excellence)。愛沙尼亞活在俄羅斯威脅的陰影下,因此該國及其領導人必須注重的不只是戰爭與和平,還有自由與壓迫。自由與壓迫正是今日資訊科技的兩個對立端。

里索建立的博物館展現科技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很少有地方能將此衝突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人民若是受到壓迫,就會產生共同渴望,團結一致追求自由,但是一旦自由了,原有的凝聚力便會消逝。鐵幕瓦解後,愛沙尼亞人親身體會到,自由也有自由的挑戰,而且這些挑戰有時會讓人應接不暇。

「在某種層面上,這樣的情況真的很恐怖,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麼。」該展覽說道:「如果想做什麼都可以,人們究竟該做什麼?然後大家就朝著各個方向東奔西跑,搞得筋疲力盡。」

網路部落造成的實際人際疏離

臉書執行長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創立這個線上平台,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開放、更緊密連結」。一方面,這是對自由的最大肯定。然而,愛沙尼亞經歷過蘇聯情報機構KGB的統治,當時KGB情報人員為了嚇阻未經審核的通訊,規定全國每台打字機都必須登記註冊,留存打字樣本,並接受追蹤,因此愛沙尼亞人切身明白,一旦開放資訊與思想自由流通,將會對社會帶來重大衝擊。

所以有了自由網路後,人民做些什麼呢?根據博物館展覽的觀察,人民首先開始找尋自己的部落——網路部落,在線上找尋志同道合的人,形成線上社群,畢竟人類社會自古便是如此。這些社群內的連結愈來愈緊密,但也愈來愈封閉,只選擇自己喜歡的資訊管道,只和同溫層內的人交流,只從單一觀點分享資訊。如同真實世界,人們輕信他人之惡,對異己更是如此。人們的防衛機制啟動。總之,這是理想與人性之間的衝突。

是哪一群人率先發現這個現象,並且加以轉換成商機?正是愛沙尼亞的鄰國。這些國家也與俄羅斯接壤,人民就如同愛沙尼亞人一樣,曾歷經壓迫,也歷經自由,因此能比其他人更快意識到這樣的趨勢。又是哪一群人最後才警醒?就是居住在美國西岸、滿懷理想主義、終其一生都活在自由社會的美國人。

不過如果要真正了解這個現象,就必須回想科技還造成另一個現象,讓我們更容易分裂成各個網路部落:科技使我們一起孤獨。

我們與不在身邊的人進行數位對話,並且愈來愈深陷其中。有時候,我們交談的對象在地球另一端。數位科技讓世界變小,使人際溝通更容易,但是同時也在我們與身邊的人之間設下震耳欲聾的寧靜。這並不是新興現象,過去一百多年來,這種現象屢見不鮮:科技若是把遠方的人拉近,就必定會讓近在身邊的人疏遠。

現代科技中,改變我們生活最大的,莫過於汽車,而受到汽車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美國鄉村。二十世紀初以前,鄉村人口通常使用馬車做為移動工具,無論是購物、工作、上教堂、上學、社交,全都在方圓二十英里內進行。城鎮中心即是市集,各年齡層的孩子就讀同一所單班或雙班學校,並且整個社區由一個村落小教會牧養。

汽車來到村莊後,一切都改變了。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年間,農場上的汽車從八萬五千輛爆增到一百萬輛。汽車與現代道路開啟新的未來,使遠方的機會觸手可及,縮減城鄉落差。有位史學家寫道,汽車打破了「鄉村居民長久以來的地理與文化孤立,徹底改變鄉村生活」。

然而,汽車帶來的移動力是有代價的。人在外愈久,與家人、鄰居相處的時間就愈少,汽車永久抹去小鎮原有的緊密連結。

一九六○年代開始,室內電話也對家庭產生類似的影響。青少年開始獨自在臥房裡和朋友通話,後來則變成使用電腦與朋友聊天。家人雖然同住一個屋簷下,卻獨自過著自己的生活。

四十年後,智慧型手機讓孩童重回父母身邊,但是人在不代表心在,許多家庭都曾爭論是否要請大家放下手機,尤其是在共進晚餐時。一次又一次,科技讓世界變小,但同時也使我們與身邊及同一屋簷下的人疏遠。

假資訊對民主社會形成的潛在傷害

這樣的現象也對民主產生新挑戰。現代人花很多時間上網,有時和完全不認識的人交流,因此很容易受到假資訊影響。這些假資訊會迎合人們的喜好、渴望,有時甚至是偏見,並對真實世界造成影響。

過去幾十年來,世界上實行共和制的國家有一項優勢,就是能進行開放溝通與公眾討論,並藉此達成廣泛,甚至跨黨派的共識、凝聚對外交政策的支持,並鞏固對民主自由的信念。這絕非易事,但小羅斯福就證明了,新興通訊科技如當時的廣播收音機,能用來凝聚民眾支持,藉此推動艱難的政策措施,像是美國正式加入二戰前對英國提供支援的政策。此後數十年,美國持續使用廣播與傳真等各種工具在中歐和東歐的封閉國家散布資訊,滋養民主。

但現在局面扭轉了,自由開放社會的這項優勢反而遭到利用,或許駭入電子郵件不過是俄羅斯新型武器的一角。電視新聞與社群媒體使西方民主國家形成愈來愈多互相隔絕的資訊同溫層,美國尤其如此。會不會有人透過臉書與推特散布或真或假的資訊,藉此挑起對立,並打擊對抗俄羅斯利益的候選人?會不會有科技專家和社會科學家與俄方合作,聯手利用網路平台,以矽谷級的創新和速度來操弄美國的政治與社會論述?萬一美國無人注意到這些手段,會有什麼後果?

二○一八年末,來自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與美國分析公司Graphika 的團隊,針對美國國會參議院情報特別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從臉書、Instagram、推特、YouTube調取的資料進行分析。該團隊首次詳細記錄,俄羅斯網路研究機構(Internet Research Agency, IRA)「對美國發動長期攻擊,透過運算宣傳來散布假資訊,藉此分化美國民眾。」造謠活動通常在美國重要政治活動前後達到高峰,該策略正好利用社群媒體互動性高、傳播速度快的本質。該團隊調查發現,二○一五年至二○一七年間,有超過三千萬名使用者「與家人、朋友分享網路研究機構的臉書和Instagram 貼文,並且對這些貼文按讚,表達心情及留言。」

美國人發明的科技遭到俄羅斯人操弄,並藉此干預美國政治。網路上外國勢力的操弄,甚至外溢到真實世界中,如二○一六年網路研究機構成功在休士頓策劃兩場同步的遊行:一場是示威遊行;另一場則是反示威遊行。正反雙方互相叫囂,殊不知自己都是受到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人暗中動員的。

二○一七年末,情況愈來愈明顯。然而,針對俄羅斯在臉書上散布假消息的報告剛剛出現時,科技界大多數人都抱持懷疑態度,包含祖克柏在內,他們不認為這類活動普遍,也不認為會產生重大影響。但是到了二○一七年秋天,臉書開始受到來自全球政府官員的壓力。現在臉書這個社群媒體巨頭受到的政府檢視比其他科技公司還多,上一次有公司受到這麼多的政府檢視,是近二十年前微軟的反壟斷官司。我在微軟親身經歷那些年,明白政府為何要對臉書提出更多重要的要求,同時也知道臉書面臨的艱難困境。臉書推出服務的初衷,不是要為外國政府提供平台來破壞民主,臉書內部、整個科技界,乃至於整個美國政府,都沒有人意料到會發生如此現象,直到俄羅斯利用臉書攻擊創造出臉書的國家為止。

社群媒體真正需要承擔的責任與規範

二○一八年二月,我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非常訝異全世界竟對臉書如此關注。該會議於一九六三年創立,現任主席是沃夫岡.伊申格(Wolfgang Ischinger)。會議每年召開,全世界的國防部長、軍方高層及政府高層都會出席討論國際安全政策。二○一八年會議的出席名單上,列有一些我認識的資訊科技產業人士。

巴伐利亞霍夫飯店(Bayerischer Hof Hotel)大廳人山人海,我穿過重重高級軍官,實在覺得自己格格不入。擠進電梯後,我站在Google 董事長施密特及其團隊身旁,頓時覺得像是回到家,在此地遇見矽谷人士,感覺真的很奇怪。

「你參加過這場會議嗎?」施密特問道。

「其實我以前從未想過有一天自己會需要參加這場會議。」我回答道。

但是時代改變了,二○一八年我們都必須前往慕尼黑參加這場會議。

那週大部分的討論都著重在資訊科技武器化的議題。有次執行長共進午餐時,有人詢問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總裁克莉絲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為何會出席國防會議。拉加德解釋,她想了解資訊科技如何被人用來傷害民主程序,藉此評估有心人會如何使用資訊科技攻擊金融市場。這番討論發人深省,但是拉加德很有遠見,讓我感到放心。

這一次會議的討論很嚴肅也很深入,但我還是忍不住為臉書資安長艾力克.史達摩(Alex Stamos)感到些許同情,他在整場會議中只有挨打的份。有一次會議進行座談,我和他都是與談人,結果有位新科荷蘭國會議員不斷詢問他各種尖銳的問題。那天晚上,我們與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共進晚餐時,政府官員和其他憤慨的與會人員不斷挑戰他,詢問臉書為何「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儘管這些擔憂都是合理的,但這番談話卻讓我愈聽愈憤怒。大家都在指責臉書,卻無人指責真正的元凶,就如同一直責罵忘記鎖門的人,卻忽視闖入的竊賊。

對臉書、美國、全世界的民主國家及整個科技界來說,更重要的問題是究竟該採取哪些行動。有些政府官員的因應方法就是指責臉書和其他社群媒體公司,並要求這些公司解決問題。的確,發明這些科技的公司必須負責,但是光要求科技公司做出因應卻無法解決問題。如果要解決問題,科技公司與政府都必須採取行動。

二○一八年夏天,祖克柏出席國會聽證會作證,此時科技界已改變觀點,體認到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且需要更有效的因應措施。「我的立場不是反對規範。」祖克柏說道:「現在網路在人們的生活中愈來愈重要,我覺得真正的問題是『要有什麼樣的規範』,而不是『要不要有規範』。」

祖克柏的發言反映出一個事實:我們察覺問題所在,並承認社群媒體需要規範,不代表我們知道社群媒體需要什麼樣的規範。

社群媒體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規範?帶領我們找到解答的人是維吉尼亞州參議員馬克.華納(Mark Warner)。華納以前是通訊業主管,二○○九年起擔任參議員。二○一八年夏天,他公布一份白皮書,內含一系列提案,部分宗旨就是要透過制定新法規來對抗假消息。他也承認這些議題涉及技術與隱私的議題,並呼籲各方展開交流和討論。

華納在白皮書中寫道,美國《通訊端正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規定,網路社群媒體享有豁免權。一九九六年,國會為了扶植網際網路成長,立法規定提供「互動式電腦服務」的媒體得以免負許多傳統出版事業應負之法律責任。例如,傳統出版事業必須為媒介中出現的非法內容負法律責任,但是根據各州與聯邦法規,社群媒體在美國無須為網站上出現的非法內容承擔法律責任。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未來科技的15道難題:面對世界最關鍵的轉折,微軟總裁最前瞻的預測與洞察》,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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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卡洛.安.布朗(Carol Ann Browne)
譯者:孔令新

直至今日,我仍仰賴他的智慧與判斷。他最有資格帶領讀者探討今日科技業面對的課題!──比爾・蓋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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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商周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