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台灣的距離》:遊走紫藤廬與青田七六,聆聽台北昭和町的建築故事

《我們與台灣的距離》:遊走紫藤廬與青田七六,聆聽台北昭和町的建築故事
Photo Credit: 測鏡者 @Flickr CC BY-SA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戰後隨著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一旦接收並入住日本人留下來的房屋,就算所有權屬於工作單位非個人所有,至少在本人或配偶活著的期間都能一直住下去。儘管看在其他人眼中是一項福利,但感覺為了國家失去故鄉的當事人則認為理所當然,甚至覺得本人和配偶過世後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得將房子交回是不合理的對待。

文:新井一二三(Arai Hifumi)

遊走台北昭和町

即便是鋼筋水泥蓋的大樓,棄置六十年也會陷入危險狀態。更別說是日式的木造房屋,尤其是在高溫潮濕的台灣。

戰後經過七十年,台北市南區和平東路一帶有好幾棟古老木造平房隱藏在水泥圍牆後和庭園中椰子樹、麵包樹等亞熱帶喬木的樹蔭下,眼看著即將腐朽回歸大自然。

另一方面,附近也有一些牆壁乾淨、屋頂新鋪黑色瓦片、屋內傳出人聲笑語的木造房屋。根據導覽看板介紹,原來是營業中的茶藝館、咖啡廳、餐廳和藝廊。

周遭一帶在昭和初年是台北帝國大學、高等商業學校、台北高校等從日本延聘過來的教員們為興建私宅組成合作社建設而成的住宅區,當時被稱為昭和町。平均每一戶的面積約一百坪到兩百坪,庭院種植亞熱帶喬木。為了使通風良好,地板和天花板都做得比日本的高,採用開闊感十足的和洋合併設計,大量使用不容易腐朽的檜木,全部蓋了約一百戶的住家。由於住戶以知識階級為主,相當重視隱私權,因此彼此有紳士協定家家戶戶都蓋成平房。

日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府對於高級官員和中級以下官員的公家宿舍各自訂有完備的設計基準,以致台灣各地就像同一個模子刻出來似的,到處可見同樣形狀的長條屋公家宿舍。位於台灣北部淡水的警官宿舍就是一例。日本戰敗後,中華民國的警察和眷屬繼續住在裡面。進入二十一世紀,最後住戶的警察一家搬走後,曾暫時開放作為藝術家的工作室,終於還是難逃被拆除的命運,成為改建的對象。

關於這一點,台北昭和町的大學住宅每一棟都是根據業主的想法和希望而施工的,算是例外的存在。他們是台北帝國大學的教員,從日本帝大異動過來的。有的事前被允許到歐美留學等優異條件,也因為工作需求得長期留在台灣,甚至已做好埋骨異鄉的打算。這個地區之所以後來有許多房屋被指定為古蹟,主要原因是當初的設計水準高、充滿個性,被判定具有保存價值。

另外還有一項重要因素。戰後這裡的木造平房照例也被國民黨接收,讓延聘自中國大陸的研究者、學者們入住。當初他們以為能自由進出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但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後,和其他好幾十萬家庭一樣被迫與親人分開長達將近四十年。這之間發生的許多悲喜劇故事,經由住在大學住宅的本人或子女寫成書留存在台灣社會,成為那些住宅的重要紀錄。

戰後接受國民黨教育的台灣人看不懂日文,然而歷史的定義乃是研究文字寫下的紀錄。因為有了中文寫下的紀錄,才可能讓昭和町包含日治時代的歷史為台灣人民共有與口耳相傳,結果也讓歷史舞台的古老木造平房獲得保護、修復的機會。

民主化運動的聖地——紫藤廬

流傳於台灣人們口中的建築故事中,最廣為人知的應是將日式房屋改為茶藝館的紫藤廬(台北市新生南路)吧。

這棟戰前日本人蓋的木造房屋,一九五○年起開始由中國經濟學者周德偉一家七口入住。由於當時周教授也是關務署署長,所以才能租借該宿舍。他是留學英德的自由主義者,除了同一專業的學者,也常常邀約年輕世代的畫家和作家們聚會討論。擔任過北大校長和駐美大使的胡適、日後成為知名作家的李敖等各具特色、獨領風騷的人物,都曾是周教授沙龍的座上賓。源自歐美的自由主義思想由此向台灣各地散播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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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大田出版提供

尤其是民主化黎明期禁止在野結黨的風聲鶴唳中,對於隸屬人稱「黨外」民主化團體的活動家和無名藝術家而言,那裡是他們口中終身難忘、彌足珍貴的庇護堡壘。聽說也因此常有特務警察的吉普車停在巷子裡。七○年代得罪國民黨高層的周教授離職赴美後,曾當過記者的兒子周渝以此為據點開始小劇場運動。在集會結社自由不被允許的戒嚴時代,這裡有過俄國電影的放映、前衛舞蹈的彩排、遭國民黨政府鎖定的民主活動家們的聚會等。周渝一九八一年在此開設茶藝館,因庭院裡的三棵紫藤而命名為「紫藤廬」。

之後也提供作為藝術作品的展場、音樂會、反戰運動、國際交流等各式各樣活動的場地。一九九四年李安執導作品《飲食男女》也曾在此拍攝。電影主要舞台的昭和木造洋房就在附近,可惜已經拆除。一九九七年紫藤廬被選為台灣首座市定古蹟,卻又在同一天因不法占用國家財產遭到封鎖,理由是原為租借給關務署署長的公家宿舍卻被其兒子違法長期用於商業活動。

民主化聖地遭逢危機,文化界也出面聲援。一九九九年台北市文化局取得所有權,由文化協會繼續經營茶藝館直至今天。這段期間內,曾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台灣政府文化部長(相當於日本文化廳長官)的暢銷作家龍應台於二○○四年發表〈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的評論中,將其列為全球化時代台灣文化的象徵,不只是台灣,也是廣為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華人知道的存在。

紫藤廬內部以鋪有榻榻米的和室為主,整體建築因為屢遭颱風和火災破壞,歷經多次的改建與增建,如今已很難看出昭和町時代木造平房的原貌。而且關於建築物原本的日本籍所有人、住戶也幾乎不被提及,那是到一九九○年代為止國民黨系外省人的一貫作風(近年來才開始流傳說是任職台灣總督府土木局等單位的技師淺香貞次郎的住家)。外省人作家龍應台之所以賦予紫藤廬高評價,想來也因為那裡曾是外省人第二代心目中的民主化運動聖地。換句話說,「戰後台灣物語」的因素很大。

青田七六的故事

另一方面,二○一○年代以後,被指定為古蹟而進行補修、復原的建築物,包含台南林百貨在內,大多都提及日本時代的所有人。主要理由是時代久遠,當事人也已是第三代,會出現土地、建築物所有權紛爭的可能性相對減少的關係吧。

依據地址被稱為青田七六(青田街七巷六號)的木造房屋,原是任職台北帝大教授的農業學者足立仁於一九三二年親自設計建造的私人住宅。足立教授是北海道人,妻子是一路從侍從武官長當上終戰時首相的鈴木貫太郎次女。親姐姐當了十年昭和天皇年幼時期的保母,之後嫁給鈴木貫太郎為繼室。足立教授留學德英美三國後,一九二八年任教於台北帝大,終戰前都在理農學院農藝化學科講授應用菌學,但一九四四年出差回日本後就沒回來,直到戰爭結束。

終戰那年年底來自中國的地質學者馬廷英教授入住。馬教授一八九九年生於大連,十幾歲時赴日就讀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北帝國大學,三十五歲那年獲得德國柏林大學和東北帝大的雙博士資格。回到中國後,進入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等單位從事研究與教育的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決定放棄台灣時,在中華民國政府邀請下,和其他同樣有留學東北帝大、北海道帝大經驗的六名學者來台,連同任教台北帝大的台灣人教授兩名,從日方當局手中接收台北帝大,重新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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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大田出版提供

由於戰爭剛結束時的台灣治安遠比滿洲等地要好,前台北帝大的大多教授留在台灣大學教書,直到一九四七、四八年才回國。曾任台北帝大醫學院院長的森鷗外長子森於菟也直到一九四七年擔任解剖學教授。

有關馬廷英教授一家人的生活,他的長子也是作家的亮軒(本名馬國光)除了寫有《青田街七巷六號》一書外,也在目前已改為餐廳的青田七六開設導覽講座。亮軒說父親馬教授從四五年末來台後到七九年過世的三十四年都住在這個房子裡。入住當初四十六歲的教授和第一任妻子正在協議離婚,兩年後來台會合的子女(姐姐和亮軒),和父親以及姑姑一家人,有時連家庭教師也住進來共同生活在這個建地面積二百零六坪的日式木造房屋。這座豪宅內有起居室、餐廳、書房、和室、客廳、小孩房間、傭人房、大人和小孩分開使用的廁所、浴室、邊廊和陽光房等,另外也有據說是昭和町唯一的游泳池。

亮軒說馬廷英教授應該支付了原屋主足立仁教授買房子的錢,但是和終戰時已回日本的足立教授沒有直接碰過面,可能是透過戰後留在台灣大學的前同事居中交涉吧。總之入住幾年後,因為付不起高額的固定資產稅,馬教授將房子轉讓給台灣大學。

「如此一來可不必繳納稅金,修繕費用則是大學要出。」

亮軒說當初父親還沾沾自喜地這麼說,但其實大學幾乎沒有出過任何修繕費用,只見房屋日益老舊。馬教授六十五歲那年和小他三十歲的日本女子再婚,並生有一子一女,未料之後被迫從台灣大學退休。因為拿到的退休金微薄,只能勉強維持生活,沒有餘錢可以進行房屋修繕。

一九七九年馬廷英教授從這個家被送往醫院後過世。亮軒在那之前已離家出走,家裡剩下已死了丈夫的姑姑和四個小孩、繼母和異母弟妹。一個表兄弟結婚後繼續住在家裡。終於異母弟接受了台灣大學三催四請的遷移要求,最後搬離是在二○○九年。長年缺乏照料的庭院雜草叢生宛如熱帶雨林,梁柱和地板都遭到白蟻蛀蝕,亮軒不勝唏噓,感嘆曾經的豪宅已成廢墟!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得知一項事實,也就是戰後隨著國民黨來台的外省人一旦接收並入住日本人留下來的房屋,就算所有權屬於工作單位非個人所有,至少在本人或配偶活著的期間都能一直住下去。儘管看在其他人眼中是一項福利,但感覺為了國家失去故鄉的當事人則認為理所當然,甚至覺得本人和配偶過世後沒有得到任何補償、得將房子交回是不合理的對待。

另外耐人尋味的是,亮軒說足立教授的故居曾起出六把武士刀和短刀。同樣都在戰後的台灣住過日式房屋的外省人第二代導演的作品中,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和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也都有從天花板裡找到武士刀的情節。看來在殖民地台灣生活過的日本人,不只是軍人,就連在大學教書的文化人也持有武士刀。大家面臨被遣返時也只能默默留下來,不帶走一片雲彩。

保護古蹟的方法

台灣大學早將大多數昭和町裡擁有的木造房屋進行拆除與改建。剩下的住宅多半也將內部裝潢改成西式,當年的原貌已不復見。馬廷英教授故宅則是因為家人一直住著而沒被拆除,又因負擔不起改建費用而保持建造當時的設計。這樣的背景因素反而提升了古建築的價值,於二○○六年登錄為台北市市定古蹟得以保存。變身為有形文化資產後的名稱是「台灣大學日式宿舍——馬廷英故居」。

不過市政府指定為古蹟,並不代表就會給付維護整修的費用。二○○九年變成空屋後,眼看著昔日豪宅的腐朽日益嚴重,一群算是台灣大學地質學系馬廷英教授徒孫的校友們同意出高額資金進行修繕,並經營此一改裝成賣日本料理的古蹟餐廳。他們成立名為黃金種子文化事業的企業體,二○一一年正式讓青田七六營業上軌。他們翌年又接下同屬台灣大學的另一市定古蹟,也同樣長年遭到棄置而老朽的「台灣大學日式宿舍——陳玉麟故居」的修復與營運,重新以「野草居食屋」之名開張,做起類似居酒屋的生意。

將大學所有的文化資產古老建築改成餐廳和居酒屋的做法難免引人質疑,但缺乏收入來源的設施無法留存也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高溫潮濕的台灣,棄置的老舊木造建築很快就會腐朽。長年以來茶藝館兼營藝廊才得以存續的紫藤廬,之所以一人份的茶資收取相當於一餐飯的高額,除了要讓客人一口一口啜飲用酒精燈燒開熱水沖泡的茶湯、慢慢享受悠閒時光的費用外,想到也能有助於老建築的維護,就會覺得容易接受一點吧。

昭和町地區至今還保留著哲學家殷海光、擔任過台灣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作家梁實秋等名人的故居。正好可以循著戰後從中國渡海來台、經歷過戒嚴時期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足跡來一趟文學散步之旅。

日語媒體用日文訴說的戰前物語和外省人第二代用中文寫下的戰後故事,前昭和町存在著雙重敘說。要提醒的是由於語言的障礙,彼此都有看不清對方之處。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們與台灣的距離:寫給美麗之島的七封情書》,大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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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井一二三(Arai Hifumi)
譯者:張秋明

我長期都想,有朝一日要用日語寫以台灣為主題的一本書,為的是讓日本人多一點﹑深一點認識美麗島台灣——新井一二三

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以為知道,但原來你並不知道;
你以為了解,但其實你有很多誤解;
你以為忘了,但只要想起來,你發現自己竟然如此深愛......

一九八四年夏天新井一二三第一次來台北,這裡不是繁華的東京,不是熱鬧的香港,不是莊嚴的北京,那麼「台北」是怎麼來的?當羅大佑唱〈台北不是我的家〉,當林強唱〈向前走〉,台北之外,還有什麼?這個答案,三十五年後,她說——這裡,是台灣人的台灣。

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一樣,有複雜難以說清楚的歷史定位,有不同族群、多種語言,卻共存在一起的社會環境,有日新月異的宗教信仰,地名與人名既中國又日本,糾結的殖民情懷,得天獨厚綿延不絕的自然美景,風味傾城的美食……

沒有一個地方像台灣一樣,新井一二三和台灣人做朋友,她說每個人的背後都像一部長篇小說,活出生猛顛覆的故事。她希望日本人可以傾聽我們的故事,她寫七個章節等於寫七封情書,從北到南的活潑城鄉,從巷弄廢墟的日式建築,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的驚喜悸動……每一封都讓人流下眼淚。

不管「台灣」作為一個名詞或是動詞,我們對每天在這個海島上演化的生命力,彷彿熟悉卻又陌生……

這是新井一二三的情感之書,也是我們的理解之書。她的文字與觀察足以作為我們丈量內心與台灣的距離,有時可能我們太靠近,以至於忽略了真正要珍惜的部分。

這是新井一二三的傾聽之書,也是我們的面對之書。每翻一次新頁,我們是否有足夠的自信,閱讀她三十五年後交出的作業,再一次重新擁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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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大田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