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媒介化的死亡恐懼,讓「保護身體」成為最狂熱癡迷的事情

疾病媒介化的死亡恐懼,讓「保護身體」成為最狂熱癡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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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疾病的媒介化過程中,大眾得以進行健康的確保,但疫情資訊裡的大量情感卻又會很容易地將我們帶進一種弔詭矛盾的抉擇裡:我們想要同化別人,又想要維持彼此的差異,想要獲得自身的安全,又想要保證行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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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2011)中,透過2003年SARS與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的事件基礎,展開了一場多線敘事交錯、節奏精彩緊張的全球傳染病故事。這故事裡,最重要的,除了疫情與技術的迅速變化外,最讓人揪心的,就是人口、資訊等各種流動所造成的例外狀態(exceptional),變成一種令人措手不及的常態。我們所面臨的,從來都不只是疾病本身。

Susan Sontag(2001)在《疾病的隱喻》裡所依賴的隱喻載體,是病患本身所呈現的可見樣貌,像是痲瘋病對身體的摧殘扭曲,最後停留在愛滋病的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的蠻荒形象。那麼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隱喻是什麼呢?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令人驚訝地表示:「中國值得世界各國學習」,SARS時期的一個落後的東方中國,早已不是中國脫罪的藉口。或許,若尚在世的Sontag必定會說,一月開始爆發的「武漢肺炎」,是「新中國」向全球的登陸。

大眾媒體承載著一種獨特的符號力量,一種以特定方式表達事件的力量(Fairclough 1995),電影《全境擴散》中,新聞媒體再現了傳染疾病的集體恐懼。然而在數年之後,新媒體多模態的媒介表達力量,讓2019新型冠狀病毒更加地媒介化(mediatization)成一種具有文化儀式作用的傳播。無論是病毒的實際傳播,或是,各種訊息的虛擬傳播。

讓人迷惑的真實

不禁讓人想起,後現代大師Jean Baudrillard(1994)當年的弔詭言論:「波灣戰爭不會發生」(The Gulf War will not take place),他的幻象形上學,翻轉了傳統的「幻象世界」的概念,成為「世界作為幻象 」(le monde comme illusion) 的命題。這並不是說,「我們生活在一種幻象之中,我們以為我們最缺乏的是真實,但正好相反,真實已經達到頂峰」(Baudrillard, 1994)。因為科學、醫療、傳播等技術發展的共伴作用,我們的世界已經有太多的真實,而且這樣的情況會比幻象世界的樣態,更讓人感到迷惑與焦慮。

2019新型冠狀病毒,每日從病理真實的醫學研究、政策實施、疫區實情,轉入大量的政府公告、即時新聞、網路意見領袖的呼籲、鄉民的酸言酸語、好友社群的談天訊息中,疾病與公共衛生迅速地在20日內翻天覆地地持續媒介化著。媒介化並不是一個抽象的過程,而是一件每天都在發生的協調。我們每一個人都投入到這場「世界作為幻象」的語言遊戲中,試圖尋找的並不只是科學事實,更是情感的肯定。

疾病的媒介化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私人團體、乃至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對公共衛生與疾病的媒介化過程。從公共衛生的媒介化來看,公共的機構有權力掌握著「正確的風向」,包含最新醫療資訊、預防措施、物資運作,儘量減少「負面論述」,針對監測健康問題,最小化健康風險,促進健康的態度,並幫助制定衛生政策,輔助大眾建構正確的防疫行為。在危機期間,例如傳染病的局部爆發之時,這方面的媒介化會是最主流的力量。

但疾病的媒介化卻正以Sontag的隱喻方式擴散開來。最新的、可信度高的肺炎研究來得並不夠快,艱澀的醫學語言也較難打入這場語言遊戲中,因為它並不有趣。但是,攀升的病例與死亡人數可以激化出公眾的主體,其具有情感的吸引力,那是一種災難式的儀式力量。

媒介化作為一種儀式觀點的傳播概念,讓媒介的使用成為一種用於維持或動員集體情感、象徵團結基礎的表演(Cottle, 2006)。也就是說,當我們身邊的媒體在進行訊息發佈時,媒介化儀式讓其不僅止於報導,而是在感情的基礎上,決定大眾應該想什麼、又該如何想。

在新媒體的運作架構下,大眾對這次傳染疾病的認知產生即時性、隨身移動性、高度擴散性、與政治性的特質,2019新型冠狀病毒構連著快速發展的各種「國際關係」、「道德恐慌」、「媒體事件」、「公關危機」等修辭場景。媒介化儀式集體動員的結果,則是呼喚出某種充滿欠缺感的情感共同體,裡頭住著感到自己充滿危險的閱聽眾/使用者,在新媒體的流量需求機制下,催促著各種不足:資訊不足、知識不足、政策不足、口罩不足。

店家張貼口罩防疫用品售完公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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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身體的狂熱癡迷

這些欠缺感促使大眾凝視著「防不勝防」的免疫漏洞,這永遠的空缺將人們帶往生命政治中。一方面,我們交出自己,承認國家、資本、科學對生命的可用性投注,像是疫苗的人體實驗,或是各種對武漢人、中國人、逃脫檢疫之人的撻伐;另一方面,我們試圖藉由消費手段來對身體進行改造,像是想盡辦法、用更高的價格、更特權的管道購買口罩,或是取得紫外線滅菌箱來「進行一個消毒的動作」,這是物質獲取上的競爭。疾病媒介化的死亡恐懼,讓保護身體成為最狂熱癡迷的事情,它讓我們交出自身,以達到獲得免疫的可能性。

最後,我們可能會邁向一個什麼樣的近未來呢?在公共衛生論述裡,我們早已建立了防疫與戰爭的隱喻關聯性(蔡篤堅,2006),更何況事關中國,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確不乏諸多「聖戰」的描繪,可惜聖戰的情感共同體並不會讓我們的身體變得比較堅強。甚至,聖戰意味著生命政治的例外狀態開啟,「疫區的人類」是否就會被視為可以被犧牲的「異類」,若真以神聖之名,那答案搞不好是肯定的。

一波又一波的資訊之間,我們可以很快地在新媒體的烏托邦裡,圍繞著被同步化的恐懼與狂喜而起舞,但這或許只能在短暫的集體任務中得到缺乏的補償。在疾病的媒介化過程中,大眾得以進行健康的確保,但疫情資訊裡的大量情感卻又會很容易地將我們帶進一種弔詭矛盾的抉擇裡:我們想要同化別人,又想要維持彼此的差異,想要獲得自身的安全,又想要保證行動的自由。無論如何,健康的身體是存在論的難題,媒介的呈現則是認識論的力量,這雙重的效應讓我們更加狂熱癡迷,這裡頭誰都沒有錯,就僅是現代性世界令人掙扎的生存架構而已。

參考文獻

  1. Sontag, S. (2001).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Macmillan.
  2. Fairclough, N. (1995). Media Discourse. London: Edward Arnold.
  3. Baudrillard, J. (1995). The Gulf War will not take place.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23-28.
  4. Cottle, S. (2006). Mediatized rituals: beyond manufacturing consen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3), 411-432.
  5. 蔡篤堅(2005)。疫病敘事、國家體制與認同形塑—由疫病防治經驗展望台灣民主的未來趨勢。《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3),119-145。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