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媒介化的死亡恐懼，讓「保護身體」成為最狂熱癡迷的事情

在電影《全境擴散》（Contagion，2011）中，透過2003年SARS與2009年的H1N1新型流感的事件基礎，展開了一場多線敘事交錯、節奏精彩緊張的全球傳染病故事。這故事裡，最重要的，除了疫情與技術的迅速變化外，最讓人揪心的，就是人口、資訊等各種流動所造成的例外狀態（exceptional），變成一種令人措手不及的常態。我們所面臨的，從來都不只是疾病本身。

Susan Sontag（2001）在《疾病的隱喻》裡所依賴的隱喻載體，是病患本身所呈現的可見樣貌，像是痲瘋病對身體的摧殘扭曲，最後停留在愛滋病的非洲「第三世界國家」的蠻荒形象。那麼2019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的隱喻是什麼呢？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令人驚訝地表示：「中國值得世界各國學習」，SARS時期的一個落後的東方中國，早已不是中國脫罪的藉口。或許，若尚在世的Sontag必定會說，一月開始爆發的「武漢肺炎」，是「新中國」向全球的登陸。

大眾媒體承載著一種獨特的符號力量，一種以特定方式表達事件的力量（Fairclough 1995），電影《全境擴散》中，新聞媒體再現了傳染疾病的集體恐懼。然而在數年之後，新媒體多模態的媒介表達力量，讓2019新型冠狀病毒更加地媒介化（mediatization）成一種具有文化儀式作用的傳播。無論是病毒的實際傳播，或是，各種訊息的虛擬傳播。

讓人迷惑的真實

不禁讓人想起，後現代大師Jean Baudrillard（1994）當年的弔詭言論：「波灣戰爭不會發生」（The Gulf War will not take place），他的幻象形上學，翻轉了傳統的「幻象世界」的概念，成為「世界作為幻象 」(le monde comme illusion) 的命題。這並不是說，「我們生活在一種幻象之中，我們以為我們最缺乏的是真實，但正好相反，真實已經達到頂峰」（Baudrillard, 1994）。因為科學、醫療、傳播等技術發展的共伴作用，我們的世界已經有太多的真實，而且這樣的情況會比幻象世界的樣態，更讓人感到迷惑與焦慮。

2019新型冠狀病毒，每日從病理真實的醫學研究、政策實施、疫區實情，轉入大量的政府公告、即時新聞、網路意見領袖的呼籲、鄉民的酸言酸語、好友社群的談天訊息中，疾病與公共衛生迅速地在20日內翻天覆地地持續媒介化著。媒介化並不是一個抽象的過程，而是一件每天都在發生的協調。我們每一個人都投入到這場「世界作為幻象」的語言遊戲中，試圖尋找的並不只是科學事實，更是情感的肯定。

疾病的媒介化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私人團體、乃至個人，都有著不同的對公共衛生與疾病的媒介化過程。從公共衛生的媒介化來看，公共的機構有權力掌握著「正確的風向」，包含最新醫療資訊、預防措施、物資運作，儘量減少「負面論述」，針對監測健康問題，最小化健康風險，促進健康的態度，並幫助制定衛生政策，輔助大眾建構正確的防疫行為。在危機期間，例如傳染病的局部爆發之時，這方面的媒介化會是最主流的力量。

但疾病的媒介化卻正以Sontag的隱喻方式擴散開來。最新的、可信度高的肺炎研究來得並不夠快，艱澀的醫學語言也較難打入這場語言遊戲中，因為它並不有趣。但是，攀升的病例與死亡人數可以激化出公眾的主體，其具有情感的吸引力，那是一種災難式的儀式力量。

媒介化作為一種儀式觀點的傳播概念，讓媒介的使用成為一種用於維持或動員集體情感、象徵團結基礎的表演（Cottle, 2006）。也就是說，當我們身邊的媒體在進行訊息發佈時，媒介化儀式讓其不僅止於報導，而是在感情的基礎上，決定大眾應該想什麼、又該如何想。

在新媒體的運作架構下，大眾對這次傳染疾病的認知產生即時性、隨身移動性、高度擴散性、與政治性的特質，2019新型冠狀病毒構連著快速發展的各種「國際關係」、「道德恐慌」、「媒體事件」、「公關危機」等修辭場景。媒介化儀式集體動員的結果，則是呼喚出某種充滿欠缺感的情感共同體，裡頭住著感到自己充滿危險的閱聽眾／使用者，在新媒體的流量需求機制下，催促著各種不足：資訊不足、知識不足、政策不足、口罩不足。

Photo Credit: 中央社

保護身體的狂熱癡迷

這些欠缺感促使大眾凝視著「防不勝防」的免疫漏洞，這永遠的空缺將人們帶往生命政治中。一方面，我們交出自己，承認國家、資本、科學對生命的可用性投注，像是疫苗的人體實驗，或是各種對武漢人、中國人、逃脫檢疫之人的撻伐；另一方面，我們試圖藉由消費手段來對身體進行改造，像是想盡辦法、用更高的價格、更特權的管道購買口罩，或是取得紫外線滅菌箱來「進行一個消毒的動作」，這是物質獲取上的競爭。疾病媒介化的死亡恐懼，讓保護身體成為最狂熱癡迷的事情，它讓我們交出自身，以達到獲得免疫的可能性。

最後，我們可能會邁向一個什麼樣的近未來呢？在公共衛生論述裡，我們早已建立了防疫與戰爭的隱喻關聯性（蔡篤堅，2006），更何況事關中國，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確不乏諸多「聖戰」的描繪，可惜聖戰的情感共同體並不會讓我們的身體變得比較堅強。甚至，聖戰意味著生命政治的例外狀態開啟，「疫區的人類」是否就會被視為可以被犧牲的「異類」，若真以神聖之名，那答案搞不好是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