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聯》:在江南案之前,我與陳啟禮之間沒有任何祕密

《竹聯》:在江南案之前,我與陳啟禮之間沒有任何祕密
Photo Credit: 徐芳蘭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賓主雙方談得十分融洽與投機。當下,王昇順口說了一句極為關鍵性的話:「林義雄、陳文成的事做得乾淨俐落,怎麼江南這件事他弄成這樣糟糕?」王是順口說出來,但我大吃一驚,難道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案是同一人所為?

事件之後的兩年多,我的一位親信兄弟謝大明向我建議:「王昇對蔣是真正的忠心,卻反而受到遠貶海外的這樣屈辱,王的內心一定覺得十分委屈與不平。我們這時候去探看王,他對我們一定別有好感,王多年培養的軍中政工系統,在台灣仍有其系統,或許將來能為你所用。」

我一聽之下覺得大明除了勇猛忠誠外,也有高明的智慧,就採納他的建議,大明也立即聯絡他事先已經聯繫過的同期飛校同學、擔任駐巴拉圭大使館的空軍副武官,並隨後訂了兩人從洛杉磯飛往巴拉圭亞松森的機票。

意外的發言

我們飛抵亞松森後,入住了富人區的帆船俱樂部旅館,大明的同學也向王昇大使報告我們的來訪,但王對我的來訪仍是十分謹慎,因為要會見像我這樣政治敏感的黨內人物,他不得不慎重。

王長期是蔣核心權力的重要人物,他當然知道我是黨內元老與常委會周至柔、郭驥兩位主席培養的黨的繼承人,王也知道我和江南案有關,此事件重創了蔣孝武。

王先會見了大明,談的還算投機,也了解到我僅是探望之意,並無其他意圖,經再三考慮,在我們到達的第五天,終於約定與我見面,會面地點選在王昇大使的官邸,先由那位空軍副武官單獨到旅館來接我與大明。

那天好像是經過特別的安排,官邸內除了王昇本人與在內室的大使夫人外,不見任何的服勤人員。王大使十分客氣,分賓主坐定,也就是王昇大使、我本人、大明以及空軍副武官,一共是四個人。我們談論一些黨內問題、交換一些對時局的看法,看得出他內心的不平與委屈,並痛恨一些對他落井下石的人,其中包括蔣孝武、蔣孝勇因他照顧章孝嚴(後認祖歸宗,改姓蔣)和章孝慈兩兄弟而產生敵意。

當時新聞熱議的江南案,當然也是談論的話題,而王僅知啟禮與我是江南案的策劃與參與者,但不知曉江南案的遠因、近因,以及中途的變化與事後皆由我運作 [2]。

王昇更不知道在江南案發生的兩年前,我在離台前向元老建議:根據我本身實際的接觸與了解,當局早已經有刺殺江南的意圖,若能掌握與運作這件事,或許能扭轉現在被動的局面。元老同意我的建議,隨時注意事態的發展,並將情況告知我,以協助我在美國對事態的掌握與運作。

賓主雙方談得十分融洽與投機。當下,王昇順口說了一句極為關鍵性的話:「林義雄、陳文成的事做得乾淨俐落,怎麼江南這件事他弄成這樣糟糕?」王是順口說出來,但我大吃一驚,難道林義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與江南案是同一人所為?不然他怎麼會以完全不相關的台灣與美國兩件案子做比較?

王順口對我說出這麼機密的話,我認為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王以為我一定知曉發生在台灣的這些血案。了解中和鄉(竹聯)內情的人都知道,自民國56年我第二次重整竹聯主持幫務以來,對內對外重要事情都是我與啟禮共同商量,經我同意後再付諸執行,可以說是兩人一起做出重要的決定。

啟禮為了自己的生存與利益而做了一些事情,這我當然知道,但去殺害一位無辜長者與三個稚齡的女孩,我認為啟禮絕對做不出來。

這個血案或許是執行任務的人失手造成的?這也不可能,因為擔任這麼重要任務的殺手,都必定經特別挑選且具有經驗,失手的可能性太小。這個血案也不像是江湖上的尋仇報復,江湖上的規矩是絕不殺女人與小孩,且冤有頭債有主,仇家本人才是擊殺的目標,殺手不可能分不清楚。

我想起一個兄弟,他那時常在啟禮身邊被派出去執行任務,有一次啟禮派他去殺老兄弟周榕,但他下不了手,以沒有堵到周榕為由向啟禮交差,啟禮當時沒有懷疑。

但後來因一清專案他逃到菲律賓,與陳功等兄弟住在一起時,把這件事告訴他們,後來傳到啟禮的耳裡,啟禮很生氣。有沒有可能是啟禮為了防止這個兄弟洩漏林案消息,而間接對他痛下毒手?

我分析發生血案的唯一可能性,就是「上面」有特別指示,受命人與執行人不得不照「上意」執行,而造成慘絕人寰的林義雄血案。其意圖就是恐嚇異議人士與反對者,在美麗島事件的軍事審判之前,營造一種恐怖氣氛。

這次重要的會面有許多證人,王昇雖已過世,但我本人、大明與他的同學空軍副武官都仍健在。啟禮自始至終都沒有和我講過林義雄血案與他有關。在江南案之前,我與啟禮之間是沒有祕密的。或許他不能告訴我,是因為他知道我不會同意他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而且我還會去阻止他,也更有可能是「上面」交代他,此事絕不能讓其他人知曉。

我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些血案都是啟禮做的,那麼當年下達這個命令的人是誰?我僅能把自己在與王昇的會面中,親耳聽到的事情據實告訴世人,由世人判斷誰才是血案的真正凶手,而陳啟禮等人只不過是當權者的一顆棋子。

附註

[1] 民國73年美籍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在美國加州住家的車庫外遭槍殺。調查後發現是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指派竹聯幫堂主陳啟禮率領董桂森、吳敦到美國執行這項「鋤奸計畫」。

根據當時情報局的說法,劉宜良為在美工作的情報局人員,因屢次洩漏情報,因此才決定要制裁他。但劉宜良親友堅信,劉宜良是因為撰寫了《蔣經國傳》,揭露政府機要祕辛,又將為當時曾多次公開批評國民黨的吳國楨寫傳記,擔心書中內容會對蔣經國或政府不利,所以才會動手。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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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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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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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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