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許煜《閱讀抗爭》:人的三個部分──To work、To live、To resist

讀許煜《閱讀抗爭》:人的三個部分──To work、To live、To resist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時代革命」漸漸成為香港今個世代的精神,我們要做的就不只是一刻的抗爭,也要準備長期的抗爭,這才能徹底地改變時代。而能夠使抗爭得以持續,閱讀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思想裝備。

文:清涼院

留意到許煜的原因其實比較私人,皆因許氏本科時在香港大學修讀電腦科學系,可說是我的同科師兄,自然比較吸引到我的注意。許氏及後在倫敦大學金匠學院取得文化理論碩士及哲學博士學位,鑽研技術和媒體哲學。其畢業論文《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論數碼物的存在)》,2016年出版成書,前陣子有幸拜讀一下,實為滿足了一下自己作為本科讀電腦科學,但對人文有莫大興趣的口味,即使許氏曾自稱「數碼反人文主義者」(Digital-antihumanist)。

《閱讀抗爭》已經2011年時的書,為圓桌精英出版,寫書之時與今天的情景已不盡相同。而許氏作為抗爭、遊行等大規模遊行示威的常客,所提及的香港抗爭仍是當年已經被人認為相當激進的菜園村、反高鐵、遷拆皇后碼頭事件。而許氏在這本書所希望帶出的是,透過介紹各種書籍,為讀者引介各種思想上的衝擊,從而帶出抗爭的多樣性。

革命行動是反對,因而面對某種形式的暴力或者主導,而且透過它重新建立社會關係的集體行動。革命行動不一定要推翻政府。在權力底下創造自始的社區的嘗試可算是革命行動。而且歷史告訴我們這種行動的不斷累積會改變(幾乎)所有一切。──David Graeber

許氏將此書分為三個關於人的部分:To work、To live、To resist。

To work,工作,是近乎支配所有人絕大部分的時間,但其模式並非自古以來就是這樣。許氏提到Richard Sennett的《新資本主義文化》中講到,早期資本主義的資本集團,如Max Weber所言乃層次分明、紀律嚴明的組織,每人都有各自特定功能。但與軍隊即時的升遷不同,商業機構的獎賞是延後的、不定時的,成員因而將對於獎賞的等待,變成為生活方式,由「鐵籠」變為心理上的「家」。這種組織亦強調分工、時間上的管理,時間因而變得功能性、純粹計算,而非屬於生命,這亦衍生出流行多年的「福特主義」。

但這種上世紀的組織結構備受挑戰,原因有三:資本控制由經理轉至股東手上;而股東追求由長期盈利變為短期暴利;通訊科技以及自動化科技發展是分工模式以及命令傳達模式出現根本變化。於是社會結構由Weber的「金字塔」轉變為Zygmunt Bauman的「液體現代性」。以Richard Sennett之言,勞工流動性極大,臨時工數量增加;以創意或腦力為主的工作,將由過去每一位勞工執行一個命令,變為一隊人接下一個項目,自行溝通、解決問題。

但這種管理模式的轉變是否一種解放?答案當然是「否」。Weber所描述的鐵籠只是變得更複雜、柔軟,其「新自由主義」底下的自由,只是「消費能力」所掛鈎的「自由」。有如超級市場裡貨品架上的選擇自由,只是作為消費主義的動力,一種佛洛伊德式的「小差異的自戀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

Richard Sennett對當代的回應為「工匠文化」(craftsmanship),實有點重拾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感覺。當時的工匠如鐵匠、木匠、鞋匠,代表的是一種投入、認真、身體化的工作,而非純粹的機械化、流水式的工作,現今的工作,如醫生、程式員仍能遺留這種「工匠文化」。而這種重拾「工匠精神」並非只為懷舊,亦非拒絕機械、科技的幫助,而是從舊有的精神重新發掘新的價值,那就是透過作為經歷的技術,得以投入工作之中。避免純粹「工具主義」之餘,亦能在於工具、材料互動之間重新發現自己,把握生命。

當然這種說法其實是有點拒絕「異化」的感覺,也很感覺到許氏採取一種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左翼進路。而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的橋頭堡,其所信奉的所謂「獅子山精神」,在許氏眼中,其實只是佛利民(另譯傅利曼)、海耶克等人對「新自由主義」相當樂觀之下的神話,而這神話早就被金融海嘯打回原形。

許氏拒絕相信「經濟自由作為所有其他自由的先決條件」,皆因整個世界並不能只用數字比較,我們需要的不單單只是輔助資本主義的人文反思,而是價值的重建,一種超越「行政主導」、推翻「經濟個體」與「自由」其必然關係的固有假想。

許氏提到中國現今的問題亦相當深刻,他引介王曉明《半張臉的神話》一書,提到中國只有現代化(modernization)而無現代性(modernity)。現代化指的是工業擴張、科技革命的落實、資本主義的成長;現代性則是啟蒙時代以康德的rationality與黑格爾的reason為主導思想,追求理性主導、自主的主體,從而達到人類的救贖。這讓我想起早前自己讀到有關竹內好的「作為方法的亞洲」,因為深讀魯迅,而期盼日本能仿效中國當時「中學西用」的方式,找出自己的路。但可惜的是,中國最後只把西方當作器具,中學則是內在文化,結果其理性只是「工具理性」,沒有反省的意味。而所謂的海歸派學的不是人文精神的批判,而是外國資本家如何拓展市場而已。今日的破局,並非一朝一夕之事。

你不需要擔憂,因為你們根本沒有未來。──Felix Guattari

其之後的作品《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 ──An Essay in Cosmotechnics》,相信有更多的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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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To live,生活,許氏則介紹很多不同對於生活的思考,包括Derrida受病困擾之下,面對死亡和痛苦所作的訪問《Learning To Live Finally》,村上春樹《1Q84》1-2部裡所表現的尼采式「永恆回歸」、「悲觀虛無主義」及主角的突破(許氏在注釋很強調對第三部很失望)等等。以下讓我稍稍記下兩個自己比較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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