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概論》：「道德」二字在道家哲學的意義，全然有別於儒家

文：李峰

道家對自然秩序的追求

其他一些人對世界的看法卻與上述儒家的觀點有著驚人不同，他們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解決辦法，這些人就是哲學思想以「道」為中心的哲學家。根據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的觀點，道家哲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楊朱代表早期，《道德經》代表中期，莊子哲學代表晚期。關於最早的這位道家哲學家楊朱，其年代和生平均不為後人所知，但是他一定是生活在孟子之前。由於孟子曾經感歎，在他的時代哲學的世界被楊朱和墨子的學說平分秋色，因此楊朱在西元前4世紀早期應該是很有名的。楊朱沒有留下任何學術著作，對於他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幾條其他哲學家對他的評論。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在法家的韓非那裡，楊朱也受到了同樣的譏諷。但是在道家哲學傳統中，楊子作為建立了「全性保真」概念的哲學家而得到尊重。如果沒有人願意拔毛以利天下，那麼也就不會有人欲取天下以為己利了。楊朱哲學的精髓乃是保存人的真性，不讓其與世俗相混，乃至為其所傷。正如葛瑞漢（A. C. Graham）所指出的，楊朱的哲學與其說是利己主義，不如說是徹底的個人主義，他所關心的是怎樣讓自己的身體受益，並且也讓別人去做同樣的事。

我們在傳統文獻中所看到的《道德經》的作者哲學家「老子」的記載基本都是虛構性質的。其中一條說他是東周王朝的史官，在孔子訪問東周都城洛陽時曾經給孔子上了一課。馮友蘭認為歷史上確實可能有過老子這個人，大約與孔子同時代。但是以他命名的《道德經》的成書時間可能很晚，大約接近戰國晚期，如果不晚於西元前221年秦統一的話。但是這個觀點在1993年被郭店的發現所推翻，郭店的發現證明了這部書在西元前4世紀有很長的流傳歷史，其年代不會晚於西元前320年（見下）。《道德經》以下面這段話開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

《道德經》一書闡述的中心是「道」，即永恆之「道」，也就是「無」，他是在「有」之前的一種存在（見下）。這當然不是所謂的先王之「道」（就像儒家所主張的），而是在聖王們出現以前即已存在的宇宙之道。道是宇宙中不可見、不見言之「道」。「德」則是道的體現，是萬物受之於道的本性，是自然之德。儘管使用的是同樣的詞彙如「道」和「德」，但它們在道家哲學中的意義與儒家哲學中的意義截然不同。與儒家學說相比，儘管道家哲學——至少如我們在傳世的《道德經》中所看到的——有很強的形而上學色彩（如果不是自然主義色彩的話），然而從根本上講，它仍然是一個政治哲學。根據《道德經》的觀點，「道」這個美好的存在長久以來在中國被隱沒了：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第十八章）。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世界是處在一個從它原先的完美狀態持續衰敗的過程；這個衰敗的結果產生了「仁」、「義」、「孝」、「忠」這一系列的教條——如果這些教條沒有造成世界衰敗的話。這些均是儒家哲學中所宣導的哲學觀。而孔子念念不忘的「禮」，在他看來，「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則是禍亂的表現。因此，真正的聖人實際上是要摒棄這些人為的所謂品德。他認為不看重稀貴之物，民眾就不會偷竊；不提倡賢能，民眾就不會相爭。所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道德經》第三章）。很明顯地，《道德經》的大部分觀點都是以儒家哲學的觀點為批評對象，因為後者關於聖人的概念對世界造成太多的困擾。因此，道家的聖人就是要一一消除儒家所做的這些事，或者說，他乾脆什麼都不做。通過「無為」，萬事都可以回歸到他們原初的理想狀態。

這就是道家對中國政治秩序問題的答案。同樣的道理，最好的政府就是什麼事都不管的政府，最好的社會就是原始的社會，在那裡物質豐富充裕，書寫沒有用處，人民各守其土，老死不相往來。這就是世界應該回歸到的完美自然的社會秩序，與儒家的（至少是孔子的）理想世界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主張的理想世界是由層層的社會網絡所構成，其中所有的社會關係透過禮樂的盛行而達到和諧的狀態。

但是，「道」作為完美的宇宙秩序和宇宙起源的這個概念，在戰國時期的哲學長篇《莊子》的哲學中卻發生了很大變化。莊子（約西元前369至前286 年）作為這部書傳說的作者，或至少是其核心篇章的作者，可能與孟子大致同時或略晚，並且熟知當時其他哲學家的哲學思想。但是這部書，特別是其外篇包含了不同來源的材料，其中一些材料顯然是晚於他的。

在《莊子》中，「道」不再是那個觸摸不到、只有真正的聖人（甚至不是一般的聖人）才能理解的永恆之「道」。相反地，它已經潛入了萬物並且無處不在，是每個人可以靠自己的經驗感覺到的——如果他的方法正確的話。正如庖丁和輪扁的故事所揭示的，一個人如果方法正確，就有機會親身體驗「道」。而這個方法就是超越「技」的水準而達到「自然」的境界，這也就是養生之道。其實，我們在儒家哲學中也可以看到一個平行的發展，即「禮」對孔子而言代表的是美好社會秩序，而對孟子而言則變成一個人的行為方式。

這個「自然」的思想也與莊子對「德」的理解有關；德是每一個事物從「道」那裡接受而來的「本性」，是無所不在的。不同的生物具有不同的本質，與其本性逆行的結果是災難性的。於是莊子講述魯國國君的故事，為了善待一隻偶然飛至魯國朝堂的海鳥，他把牠放到廟堂之上，命人以太牢之禮切割肉類以餉之，並奏九韶之樂以樂之。海鳥於是憂悲眩視，三日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