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概論》:「道德」二字在道家哲學的意義,全然有別於儒家

《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概論》:「道德」二字在道家哲學的意義,全然有別於儒家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很明顯地,《道德經》的大部分觀點都是以儒家哲學的觀點為批評對象,因為後者關於聖人的概念對世界造成太多的困擾。因此,道家的聖人就是要一一消除儒家所做的這些事,或者說,他乾脆什麼都不做。通過「無為」,萬事都可以回歸到他們原初的理想狀態。

文:李峰

道家對自然秩序的追求

其他一些人對世界的看法卻與上述儒家的觀點有著驚人不同,他們對中國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解決辦法,這些人就是哲學思想以「道」為中心的哲學家。根據著名的中國哲學史家馮友蘭的觀點,道家哲學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楊朱代表早期,《道德經》代表中期,莊子哲學代表晚期。關於最早的這位道家哲學家楊朱,其年代和生平均不為後人所知,但是他一定是生活在孟子之前。由於孟子曾經感歎,在他的時代哲學的世界被楊朱和墨子的學說平分秋色,因此楊朱在西元前4世紀早期應該是很有名的。楊朱沒有留下任何學術著作,對於他我們所知道的只有幾條其他哲學家對他的評論。

孟子說:「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盡心》)」在法家的韓非那裡,楊朱也受到了同樣的譏諷。但是在道家哲學傳統中,楊子作為建立了「全性保真」概念的哲學家而得到尊重。如果沒有人願意拔毛以利天下,那麼也就不會有人欲取天下以為己利了。楊朱哲學的精髓乃是保存人的真性,不讓其與世俗相混,乃至為其所傷。正如葛瑞漢(A. C. Graham)所指出的,楊朱的哲學與其說是利己主義,不如說是徹底的個人主義,他所關心的是怎樣讓自己的身體受益,並且也讓別人去做同樣的事。

我們在傳統文獻中所看到的《道德經》的作者哲學家「老子」的記載基本都是虛構性質的。其中一條說他是東周王朝的史官,在孔子訪問東周都城洛陽時曾經給孔子上了一課。馮友蘭認為歷史上確實可能有過老子這個人,大約與孔子同時代。但是以他命名的《道德經》的成書時間可能很晚,大約接近戰國晚期,如果不晚於西元前221年秦統一的話。但是這個觀點在1993年被郭店的發現所推翻,郭店的發現證明了這部書在西元前4世紀有很長的流傳歷史,其年代不會晚於西元前320年(見下)。《道德經》以下面這段話開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德經》第一章)。

《道德經》一書闡述的中心是「道」,即永恆之「道」,也就是「無」,他是在「有」之前的一種存在(見下)。這當然不是所謂的先王之「道」(就像儒家所主張的),而是在聖王們出現以前即已存在的宇宙之道。道是宇宙中不可見、不見言之「道」。「德」則是道的體現,是萬物受之於道的本性,是自然之德。儘管使用的是同樣的詞彙如「道」和「德」,但它們在道家哲學中的意義與儒家哲學中的意義截然不同。與儒家學說相比,儘管道家哲學——至少如我們在傳世的《道德經》中所看到的——有很強的形而上學色彩(如果不是自然主義色彩的話),然而從根本上講,它仍然是一個政治哲學。根據《道德經》的觀點,「道」這個美好的存在長久以來在中國被隱沒了: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道德經》第十八章)。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世界是處在一個從它原先的完美狀態持續衰敗的過程;這個衰敗的結果產生了「仁」、「義」、「孝」、「忠」這一系列的教條——如果這些教條沒有造成世界衰敗的話。這些均是儒家哲學中所宣導的哲學觀。而孔子念念不忘的「禮」,在他看來,「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則是禍亂的表現。因此,真正的聖人實際上是要摒棄這些人為的所謂品德。他認為不看重稀貴之物,民眾就不會偷竊;不提倡賢能,民眾就不會相爭。所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道德經》第三章)。很明顯地,《道德經》的大部分觀點都是以儒家哲學的觀點為批評對象,因為後者關於聖人的概念對世界造成太多的困擾。因此,道家的聖人就是要一一消除儒家所做的這些事,或者說,他乾脆什麼都不做。通過「無為」,萬事都可以回歸到他們原初的理想狀態。

這就是道家對中國政治秩序問題的答案。同樣的道理,最好的政府就是什麼事都不管的政府,最好的社會就是原始的社會,在那裡物質豐富充裕,書寫沒有用處,人民各守其土,老死不相往來。這就是世界應該回歸到的完美自然的社會秩序,與儒家的(至少是孔子的)理想世界形成鮮明的對比;後者主張的理想世界是由層層的社會網絡所構成,其中所有的社會關係透過禮樂的盛行而達到和諧的狀態。

但是,「道」作為完美的宇宙秩序和宇宙起源的這個概念,在戰國時期的哲學長篇《莊子》的哲學中卻發生了很大變化。莊子(約西元前369至前286 年)作為這部書傳說的作者,或至少是其核心篇章的作者,可能與孟子大致同時或略晚,並且熟知當時其他哲學家的哲學思想。但是這部書,特別是其外篇包含了不同來源的材料,其中一些材料顯然是晚於他的。

在《莊子》中,「道」不再是那個觸摸不到、只有真正的聖人(甚至不是一般的聖人)才能理解的永恆之「道」。相反地,它已經潛入了萬物並且無處不在,是每個人可以靠自己的經驗感覺到的——如果他的方法正確的話。正如庖丁和輪扁的故事所揭示的,一個人如果方法正確,就有機會親身體驗「道」。而這個方法就是超越「技」的水準而達到「自然」的境界,這也就是養生之道。其實,我們在儒家哲學中也可以看到一個平行的發展,即「禮」對孔子而言代表的是美好社會秩序,而對孟子而言則變成一個人的行為方式。

這個「自然」的思想也與莊子對「德」的理解有關;德是每一個事物從「道」那裡接受而來的「本性」,是無所不在的。不同的生物具有不同的本質,與其本性逆行的結果是災難性的。於是莊子講述魯國國君的故事,為了善待一隻偶然飛至魯國朝堂的海鳥,他把牠放到廟堂之上,命人以太牢之禮切割肉類以餉之,並奏九韶之樂以樂之。海鳥於是憂悲眩視,三日而死。

《莊子》中年代較晚的一篇也講到莊子自己的故事。楚王曾命人邀請莊子入仕楚國,當二位大夫找到莊子並傳達王命時,莊子反問道:「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塗中乎?」二位大夫答道當然牠願意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於是斬釘截鐵地說:「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這些故事反映出「本性」可能由於人的介入而被戕害,最糟糕的情況是政府的介入。只有人的「本性」被完整地保存和得到適當的善待,人類才能獲得幸福。

如果說《莊子》中有所謂的政治哲學,那就是這個本性的概念,它使得這位哲學家「激烈地反對通過政府機器來進行統治的政府」。孔子所主張的積極行動的政府是極其有害、甚至是可憎的,因為它代表了人為的制度對於人的自然狀態的勝利,它是悲慘和不幸的根源: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莊子.在宥))。

這個和「為」相關聯的「不為」(聽任天下自在發展而不作為)的思想在莊子哲學中在一個形上學的水準上完全被發展成一個「相對論」,即二者實為一體。透過櫟社樹的故事,莊子說明了「有用」和「無用」的關係。人們欲伐之以為棺槨,因其性速腐而至之;欲以為樑柱,因其易生蟲蠹而廢止。人均以它為無用之才,故它能夠得到長壽。這裡「有用」和「無用」合而為一。《莊子.齊物論》中的一則寓言更是以莊子本身來體現這個理論:

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莊子.齊物論》)。

對於一個習慣現代文明理性思維的大腦來說,這簡直就是一個陷於混亂而無法邏輯思維的頭腦。但是,就像葛瑞漢所說的,莊子有他自己的理由而不用聽我們的理由。

郭店楚簡及其在中國早期思想史上的地位

以上重點討論了儒家和道家哲學在社會秩序及實現此秩序的適當方法的問題上截然相反的立場。這種立場上的反差在後面討論戰國時期另一個重要的哲學傳統(即法家)時會顯得更為突出。應該指出,對這些哲學傳統的理解從來就不是簡單和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完全受限於那些作者和成書年代常常受到質疑的哲學著作。相反地,特別是在過去的這二十多年,我們對中國早期哲學傳統形成的看法,往往受到戰國至漢代墓葬中新出土的簡帛文獻的挑戰,並且也因此而獲得改善。對於儒家和道家來說,這一點尤其重要。

從歷史性來看,哲學著作的出土始於它們被埋葬後不久。早在西元279年,《易經》的一個早期版本及其他一些哲學著作即在河南省北部汲縣境內的一座戰國王墓中被發現,此即所謂的汲塚。在現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73年湖南馬王堆三座墓葬的發現(見第十四章)。儘管這些著作於西元前168年西漢時期被埋葬,然而其中的一部分無疑在漢代以前就已有很長的流傳歷史。1993年在郭店的一座小墓中發現了十八部著作,全部為哲學著作,它們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促使我們重新思考過去有關早期中國哲學的許多基本假設,更在於能讓我們重新認識哲學在早期中國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其發現地近於湖北江陵楚國都城範圍,這裡過去已經有無數重要的考古發現。

郭店發現的重要性首先在於,這座墓葬是由受過訓練的考古工作者來發掘的,且可以被相對準確地定在西元前4世紀晚期,具體地講是在西元前320至前300年之間,因此時間上早於戰國晚期;不僅包括哲學著作,現代學者把傳世的大部分先秦文獻都定在戰國晚期。而郭店是在戰國中期,這時期偉大的哲學家如孟子和莊子還都活在人世,而由他們所代表的哲學傳統也都還在形成過程之中。郭店發現的另一個優勢在於,這座墓葬不僅出土了儒家的哲學著作,也包含了道家的,對於兩者在墓中各自占有的分量究竟有多大,這個問題一直在學者之間爭論著。實際上,郭店出土的個別著作使得儒、道兩家的區別變得模糊。除了其中四部著作有傳世版本外,其餘的十四部著作均為新發現的哲學著作,對於和它們可能有關的任何一個哲學傳統而言,它們都因年代較早而顯得十分重要。

首先,包含約六部著作的一個核心組很可能和子思有 關;子思是孔子之孫,孟子老師的老師,因此它們可能在孔子和孟子之間提供了某種關鍵性的關聯。在這些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哲學的重點從追求完美的社會秩序向對於人作為個體行動者的品德和潛能的不斷探索的轉變。例如,過去學者們認為「義」和「智」的概念是孟子哲學的特點,但是郭店出土的《五行》篇中已經在討論這些概念了。而《性自命出》中對「本性」來源的探討,既遵從了孔子學說中對天命的篤信,也預示了孟子哲學中對作為其基礎的人性的討論。由於這種關聯,我們現在也能理解孟子學說中「人性」為善的來源,因為郭店著作中說它來自於天命,而天命從根本上說是正義的和崇高的,它不可能是壞的。

在道家方面,郭店出土著作最重要的是西元前4世紀中葉的《道德經》的三個不同版本和一部叫作《太一生水》的新哲學著作(見Box 10.1)。首先重要的是,郭店的《道德經》說明了戰國晚期至漢代的《道德經》版本中所見到的所謂反儒家因素,很可能是後來添加到道家哲學中去的(但這正是過去學者們把《道德經》定在戰國晚期的依據);在郭店的三個《道德經》版本中,批判的對象實際上是「智」、「辯」、「巧」、「利」。在其中一個地方,這四種品行被認為是反「仁」和「義」的;道家認為後兩者是儒家的核心概念。

《太一生水》代表的可能是早一階段的道家哲學,它提供了目前學者們公認中國最早的、完整的宇宙形成論,在其中,天、地、神明、陰和陽、四時等依次相生,並且最後由太一給予天以生命。有些學者認為這部新書可能是《道德經》的一部分或是它的附錄;其他學者則認為,它所反映的宇宙形成論的年代可能更為久遠,後來才被修改並併入傳世本的《道德經》中。但是,沒有人懷疑它和《道德經》的緊密關係及其它所帶來的重要指示:即一個宇宙模式在郭店以前或最晚在郭店時期已經形成,而「道」的概念——許多學者認為它就是「太一」──必須在這個宇宙模式的範疇中才能被真正地理解。

Box 10.1:《太一生水》

1993年發現於郭店。

簡1-8:

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太一,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是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輔也,是以成凔熱。凔熱復相輔也,是以成溼燥。溼燥復相輔也,成歲而止。故歲者,溼燥之所生也。溼燥者,凔熱之所生也。凔熱者,〔四時〕〔之所生也〕。四時者,陰陽者之所生〔也〕。陰陽者,神明之所生也。神明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是故太一藏於水,行於時,周而或〔始〕,〔以己為〕萬物母。一缺一盈,以己為萬物經。此天之所不能殺,地之不能釐,陰陽之所不能成。君子知此之謂〔聖人〕。〔□□□□□〕

天道貴弱,削成者以益生者,伐於強,責於〔剛〕;〔助於弱〕,〔益於柔〕。下,土也,而謂之地。上,氣也,而謂之天。道亦其字也。請問其名。以道從事者必託其名,故事成而身長。聖人之從事也,亦託其名,故功成而身不傷。天地名字並立,故過其方,不思相〔當〕,〔天不足〕於西北,其下高以強。地不足於東南,其上〔高以強〕。〔不足於上〕者,有餘於下;不足於下者,有餘於上。

毋庸置疑,不管是把它們當作一個個的單篇著作,或是相互關聯的一組著作,研究中國早期哲學的學者將會繼續就這些新出土的哲學著作和漢代學者所理解的不同的哲學傳統之間的關係進行辯論。他們也將繼續爭論漢代史學家根據傳世文獻所描述的所謂「家」的學術傳統的合理性,這種「家」的區別一直被現代學者當作研究中國早期哲學的出發點。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否郭店的墓主人在哲學或宗教上的基本取向或信仰(有學者相信他是楚國太子的老師),造成這些不同的著作被一起埋入他的墓葬?儘管有這些不確定性,然而任何有關早期中國哲學的研究都不可能忽視郭店的這些新出土著作,也不能忽視繼郭店之後發現的更多新著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早期中國社會和文化史概論》,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李峰
譯者:劉曉霞

「早期中國」指的是從人類歷史在中國開始到西元220年漢代結束。如果我們把中國歷史看作一個整體,那麼早期中國是整個歷史長河中跨度最長、社會變化和政治發展最激烈的時期。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中,區域範圍內的原始文化特質被逐步改進,融合為有特色的中華文明。也就是說,現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根源都可以在這個中華文明的形成期內找到。

本書以早期中國走向更大規模和更複雜組織的社會發展過程為主軸,探索支持這一社會發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包括書寫的起源,國家的崛起,商代和西周國家的宗教、官僚制度、法律和政體,戰爭性質的演變,帝國的締造,藝術形像的變化,以及對社會秩序的哲學思考等關鍵性議題。

作者李峰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他堅信理解中國歷史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放在一個比較的框架中,作為人類共同經驗的一部分來研究。因此,本書不僅講述歷史實際是怎樣的,更注重歷史應該怎樣被看待,並力求在傳世文獻和考古證據的評價之間取得平衡。值得一提的是,本書在對早期中國歷史大趨勢進行討論的同時,也對早期中國的學術研究現況作了概略的介紹;書中大量精美珍貴的插圖,更為讀者勾勒出早期中國文明發展的輪廓。對早期中國社會與文化有興趣的讀者,不可不讀本書。

getImage
Photo Credit: 臺大出版中心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