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疫症，截然不一樣的香港社會——以心理學角度理解

在2003年 SARS 肆虐的時候，在這裡的你們多少歲呢？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Dr.Lo當年是中學生，最深刻的印像莫過於淘大花園慘烈的疫情，依稀記得最嚴重的一段日子是每天都有雙位數的死亡個案。

SARS 的死亡數字是又急又快，令人十分驚恐，我也記得在家中看著世衛取消香港疫埠稱號時的振奮人心。在我自己的感知中，我對 SARS 的恐懼比起這次的「武漢肺炎」是更大更深的，或許是因為香港還沒有大型社區爆發，或許是因為「武漢肺炎」的致死率沒有 SARS 那麼高，我知道這是一種「loss aversion」的反面，因為失去的還沒夠多，所以負面情緒也沒有那麼顯著。在這次2020年「武漢肺炎」疫症中，我看見香港面對兩次類似的疫情時社會氣氛有很多的不一樣，也讓我從心理學的角度思考了一下為什麼會有這些不一樣。

當年對抗 SARS 時全港幾乎是上下一心，我們失去了很多人命，失去了很多醫護人員，在其間也失去了張國榮，社會氣氛充滿悲傷，但各行業的人員對抗疫是萬眾一心的，大家如果年紀夠大又好記性的話應該當年那首群星大合唱的抗疫歌曲《We Shall Overcome》，作為一個中學生，當年的我聽著這首歌是感到被激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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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後的今天，在對抗「武漢肺炎」，深深感受到嚴重撕裂的社會那種能量的枯竭。2003年我是每天都換口罩，口罩是相當基本的資源，基本上隨便都可以買到。但17年後的今天，我一個口罩要戴兩天（這是不對的，但口罩短缺香港政府也無能至此也無可奈何）。2003年和2020年，相似的疫症，17年之間，截然不一樣的香港社會，可以怎樣從心理學的角度去理解呢？

內外團體偏見與衝突（Ingroup-Outgroup Bias and Conflict）

在2003年 SARS 之後，中央政府用 CEPA 為香港開展了「自由行」的世界。在那個年代，香港人因為「自由行」的經濟利益對它普遍是抱持歡迎的態度的。但隨著內地自由行越來越多，和香港本地居民的磨擦也就越來越深。在心理學中，我們知道兩個群組的人形成衝突（conflicts）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資源爭奪」。那些例子大家都很清楚，奶粉、疫苗、學位、樓盤、生活空間、街道空間，幾乎生活上每個環節香港市民都感受到資源被嚴重爭奪，正正是這樣的心理學背景導致越演越烈的「中港矛盾」，也產生很明顯的內外團體偏見（ingroup-outgroup bias）互相敵視的情況。

2003年雖然病毒也是從內地傳入香港，但不會有像2020年那種嚴重的仇視和怪責的態度。再加上持續8個月的反送中社會運動，中港內外團體偏見的強度去到新的頂峰。除了跨境的偏見，我們香港內在的偏見也因為各種原因而形成高度撕裂的社會，尤其是「警察—市民」、「政府—市民」、「藍絲—黃絲」的對立，這些情況都和2003年大相逕庭。原本跟據理論，兩組對立的人如果有一共同的敵人是有機會促成和解的，現在共同敵人——肺炎出現了，但我不覺得香港內在對立群組之間有和解的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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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讓資訊流動加快

在2003年那個年代，我們沒有智能電話，所得的資訊絕大部份都從電視新聞、報紙、電台和家用電腦網上資訊獲得的，資訊流動性比起現在簡直可以稱作「一潭死水」。現在我們每個人都隨身携帶智能電話，隨便把手機一掃，資訊多到我們看都看不完，資訊的更新速度快到我們的大腦跟本不能消化，資訊快的好處是我們能更緊貼疫情的發展讓我們做好更快速的抗疫反應，不好的地方在於無論真消息和假消息都很容易傳播，基於人類大腦的特點，消息是否可信有時候並不關乎於消息的質素本身，而是更加關於消息傳播的速度及覆蓋率，越瘋傳的消息便越讓人相信，所以2020年的疫症比起2003年的，我們更容易看到市民因為流言而發生「盲搶」事件。

2003年和2020年，17年之間，兩個世界，兩代的香港人，無論世界如何變化，病毒都會不斷進化，作為人類是否應該反思一下如何共同努力創造更好的世界？

本文獲Lo's Psychology授權轉載，題目由編輯所擬，原文請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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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