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虧一簣的政治化療:「威瑪共和國」崩潰的十個歷史教訓

功虧一簣的政治化療:「威瑪共和國」崩潰的十個歷史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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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德國一戰戰敗後成立的威瑪共和國,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次對之前病入膏肓之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化療,然而,它沒有成功。不但沒有成功,而且失敗得一敗塗地。

文:蕭瀚

【功虧一簣的政治化療:德國威瑪憲法頒布百年回首】

(前略)

結語:威瑪共和國崩潰的歷史教訓

1933年1月,通過對興登堡總統的兒子奧斯卡進行總統在東普魯士住所諾伊德克(Neudeck)房產稅訴訟的威脅,以及與總理巴本的周旋,希特勒讓巴本內閣以及興登堡周圍的人認為他們能夠控制並且同化自己,1月30日,希特勒被滿懷狐疑的興登堡任命為總理。

之後不到一個月的2月27日,發生了國會縱火案;不到2個月的3月23日,授權法案通過,國民議會授權希特勒可以不經議會通過任何法律。德共的81名議員被清除出議會,雖然社民黨26位議員缺席,出席的94名議員全部投了反對票,但是授權法案還是在納粹黨清除異己後被強行非法通過。

至此,威瑪共和國的議會民主制崩潰。從1933年到1945年間,希特勒德國將世界拖入一場空前的戰火浩劫。

德國一戰戰敗後成立的威瑪共和國,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次對之前病入膏肓之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化療,然而,它沒有成功。不但沒有成功,而且失敗得一敗塗地。正如美國歷史學家韋茲所言,「威瑪的歷史向我們昭示,一個社會如果缺乏共識,那就無法建立一套觀念以及產生權威的團隊,那將是危險的。事實上,每一個問題都被誇張地放大為極端的意識形態紛爭,民主政治不可能長期經受這樣的狀態。民主政治尤其無法承受其精英們從內部對它的破壞,他們一邊不停地抱怨一邊從這依然在運行的體制中攫取特權,處理其巨大的資源。」這或許是威瑪共和國崩潰的最根本原因,是對「沒有共和派的共和國」這一悲劇式標籤的名詞解釋。具體檢討,或可做以下大致歸納。

一、劣勢地緣政治格局陷阱

地處中東歐,東臨俄羅斯,西接法蘭西,北望英格蘭,南緣奧地利,德國的這一地緣政治格局極像處於一個包圍圈裡。但威瑪時代的拉特瑙、施特雷澤曼,戰後的阿登納、默克爾,都十分成功地化解了這一不利的包圍圈格局,與周邊國家友好邦交。而德意志帝國時代以及威瑪時代,更不用提希特勒時代,舉國上下的主流都在用敵意和悲壯感強化這種劣勢的地緣政治格局,這是產生褊狹民族主義的溫床。

二、隨意更改國體陷阱

德國成立共和國是一戰後被列強所強加的,他們更多是出於情緒,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屈辱感造成了共和國的民意基礎嚴重不足,這導致了威瑪時期大量民眾懷念帝國時代,尤其是國防軍系統成了蔑視共和國的右翼大本營。君主的存在並不意味著一定妨礙民主,作為憲政母國的英國可謂最好的例子。世界近現代的民主化進程中,因貿然廢除君主制實行共和國體的轉型可謂異常慘烈。在集權傳統深厚的國家,廢除君主後留下的權力真空往往造成群雄割據以及血腥問鼎的格局,最後往往以九犬一獒式內戰或準內戰中的殘忍獲勝者重建集權甚至極權政體。除了德國之外,大革命後的法國、20世紀的西班牙內戰都是共和國轉型的慘烈案例。

三、激進民主制陷阱

歷史上成功的民主制都是循序漸進的結果,英國、美國就是較為成功的案例。雖然當代民主選舉制度不可能再用財產或人種來限制選舉權,但對選舉權應該進行一定的限制,依然是在提高選舉品質方面值得思考的方法。對於那些缺乏自由民主政治訓練,民主教育剛剛開始的國家,過於激進地追求絕對平等的民主選舉有時候是災難性的,威瑪憲法的普選保障顯然是個典範,但也正是這個典範將希特勒送上了權力巔峰。

四、選舉—政黨制度陷阱

威瑪共和國的議會制度與其幾乎沒有門檻的比例代表制之間是自相矛盾的。比例代表制造就了多如牛毛的政黨,導致難以形成有執行力的單一政黨內閣,通常只能產生聯合內閣,這種內閣就會變得十分脆弱,沒有凝聚力。戰後德國吸取教訓,設置了以5%門檻的比例代表制為基礎的聯立制選舉機制,迄今運行得很好。

五、總統權過大陷阱

威瑪憲法半總統制的憲政體制賦予總統巨大的權力,被時人稱為「替身皇帝」,這給那些痴迷權力的政治罪犯扔下了危險的誘餌。尤其是威瑪憲法第48條緊急狀態權條款幾乎給了總統毫無限制的無限權力,這是相當危險的,在一個本來就缺乏民主制傳統的地方尤其危險。總統權力過大,還容易導致其他的權力腐敗,包括總統家屬干政。興登堡連任總統時,已是八十歲老人,精力不濟,將大量政治事務交由其兒子奧斯卡.興登堡代辦,這一政治腐敗行為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後果,包括他被希特勒要脅,興登堡終於不得不任命其為總理。

六、福利國家陷阱

福利國家的最大問題,在於它的自相矛盾性。選舉式的民主政治通常具有福利擴張的內在屬性,而大規模的福利卻只能由一個繁榮的經濟體才能提供,但一國經濟不可能永遠繁榮,它受制於諸多條件。因此,健康的民主政治,其福利制度即使遵循最低必要原則安排,也會在民主政治運行過程中不斷擴張,遑論威瑪共和國幾乎按照盡可能高的福利原則來安排制度。再加原有的經濟基礎就已經遭到嚴重摧殘,因此長期陷入高赤字財政與經濟低迷的雙重陷阱,也就毫不奇怪。威瑪共和國雄心勃勃的福利國家計畫,是其嚴重經濟危機的主要禍根之一,它使得共和國進一步喪失合法性。福利國家的弊害除了經濟方面,還導致官僚機構的擴張,低效大政府就變得不可避免,官僚主義盛行。

七、國家資本主義陷阱

威瑪共和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這其實也是福利國家的面相之一種。在政府權力極大的制度安排下,政府會忍不住傾向於各種管制。經濟領域過多的權力干預,導致了保護主義以及特定行業的特權,它在助長經濟方面行政壟斷的同時,挫傷企業家的積極性,抑制創新,加劇國民經濟的刻板與僵化,以至難以適應戰後的國際經濟體系,並且也加劇再分配上的官僚主義。

八、通貨膨脹陷阱

1923年的惡性通貨膨脹,除了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比如沉重的外債、尚未調整健康的經濟結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威瑪政府有意無意的放任。如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言,這種做法雖然有宏觀經濟上的獲益,但代價昂貴到任何一個政府都不可能承受,它表明了國家對人民的盜竊與搶劫姿態──威瑪共和國原本就稀薄的合法性,在通貨膨脹之後更是迅速地流失。

九、極端意識形態陷阱

作為德意志帝國的遺產之一,威瑪共和國不得不繼承其地緣政治格局惡劣與科學、文化超前這種矛盾性所催生的意識形態後果,這表現為各種對立的思潮彼此相互激盪,尤其是極左翼共產主義思潮與極右翼納粹主義思潮之間的撕裂性鬥爭。威瑪共和國後期,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沒落,被極左和極右思潮取代,最終結果無論是雙方誰勝出,都將埋葬共和國。

十、司法不公陷阱

國家權力對社會生活的干預是全方面的,它也不可避免地體現在司法領域,而這是對政權合法性傷害最大的領域之一。例如,在勞資關係上,當1924年初貨幣穩定之後,大聯合政府就頻繁使用「國家仲裁制度」解決勞資關係,國家勞動部長海因里希.布勞恩聲稱,「85%至90%的仲裁處理,以及75%至80%的有法律約束力的解釋,是應工會的建議才形成的。」這是用行政取代了司法。再如,威瑪時代的司法在對待極左和極右的態度不是一視同仁的,明顯偏袒極右,「在1918至1922年間,右翼集團從事了354次政治謀殺,而左翼集團從事了22次謀殺;但是,由右翼集團從事的354次謀殺有326次沒有受到懲罰,由左翼集團從事的22次謀殺有17次受到嚴厲懲罰,其中包括10次死刑。」

這樣的偏袒至少無法讓左翼人士感到公平,而同時它鼓勵甚至慫恿了右翼的進一步作惡,即使僅僅從這一點都可以說最後威瑪共和國亡於納粹希特勒之手,多少有點「罪有應得」。極左和極右都進行恐怖活動,都搞暴力政變,都應當用公開公正公平的司法對待,但威瑪司法系統沒有這樣做。司法不公除了摧毀政府公信力,稀釋政權合法性之外,還會鼓勵犯罪,這甚至比前者的政治性後果更為嚴重,因為這已是直接的治安後果了。


上述列舉的十項威瑪陷阱只是舉其大端而言,威瑪共和國的故事遠比這些要豐富得多,也複雜得多。今日德國已是歐洲的經濟引擎,是歐盟的支柱,也是全世界舉足輕重的大國之一。其成就,相當一部分就是來自吸取了威瑪共和國失敗的教訓。例如,在憲政體制方面,聯邦德國基本法從一開始就選擇了與半總統制迥異的議會制,總統不再由普選產生,也沒有實權,政府權力主要在總理及其內閣手中;選舉制度方面,則改進了比例代表制,設置了5%的獲取席位門檻,並且增加了選政黨的一票,即聯立制,迄今運行得很好;地緣政治方面,今日德國已是愛好和平、有國際擔當的重要國家,這也是改變了二戰前外交政策的結果。其他諸方面,現在的德國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威瑪時代的教訓,從而獲得成就的,即使不可能完全沒有問題,但至少不是威瑪時代那樣嚴重甚至會產生根本性危機的缺陷。包括目前歐盟面臨的危機,可能依然需要從過往的歷史中尋找靈感。

今年是威瑪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回望百年前的煙塵,無非為了明鑑今日的紛紜。從百年前歐亞大陸西端發生的故事裡,也許可以找到許多具有共性的問題及其答案。即使這種概率可能向來微乎其微,也值得後人惕勵警悟。比如憲政體制的選擇、民主制度的具體設計、權力平衡的架構、經濟活動的方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協調社會思潮的智慧……諸如此類,只要人類還存在一天,這些問題及其解決,尤其是隨著時代和環境變化衍生的諸多新問題及其解決的新方案,也都是在變動不居之中,人們既需要展開新的思考、努力與行動,也同樣需要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2019年5月28日

蕭瀚,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研究興趣主要是憲政史與社會理論,主要著作《法槌十七聲》(2007)、《制憲權:創建國家及轉型陷阱初論》(成書於2017年,目前無法出版)。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南洋魯迅:接受與影響(思想39)》,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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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蕭瀚、許章潤、許德發等
編者:思想編輯委員會

《南洋魯迅:接受與影響》以「南洋魯迅:接受與影響」為題。

魯迅自上個世紀以來,一直是越南讀者最熟悉的中國文學代表作家,他以「世界文壇大文豪」和「中國文化革命主將」的雙重身分徘徊於越南文壇。本書收錄了四篇文章,主要從馬來亞、新加坡、印尼與越南各國對魯迅的接受或傳播視角探析魯迅在各國不同政治語境作用下的多元呈現與複雜面向,同時嘗試勾勒其在地影響,希望可提供「南洋魯迅」與「東亞魯迅」雙邊研究一個初步的研究對比與對話。本書還有其他七篇精彩的文章,包括馮建三教授的〈謎、冤屈與進步:委內瑞拉,兼談《經濟學人》〉、王智明教授的〈鄉土文學論戰中的記憶政治:論胡秋原〈中國人立場之復歸〉〉等,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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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