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的沉默,是追求經濟發展的必然,還是對於極權政府的恐懼?

中國人民的沉默,是追求經濟發展的必然,還是對於極權政府的恐懼?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些人會思考,中國民眾對集權政權的沉默,是追求經濟本質的必然,又或是對於極權政府的恐懼?從這次武漢肺炎的疫情,我們或許可以觀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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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麒騰(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系學生)

1989年,中國爆發「天安門事件」。許多學者、國家開始意識到中國政府對於國內民眾的壓迫,一夕間,「人民共和國」、「為人民服務」等宗旨成為極為諷刺的謊言。後毛澤東時代,鄧小平對於中國的經濟建設使得中國淡化毛澤東色彩,更甚地說:追求經濟似乎相比中國早期的政治動員更加優先。

但是筆者不禁要問:這與當前中國人民無條件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措施具有相關嗎?

中國人民追求民主?還是追求經濟?

要回答這個問題似乎要先檢視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中國首次的社會運動:八九民運。

很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是由學生發起,並且著力於追求民主的一場「學生運動」;但是另一種說法是:鄧小平發起的經濟改革使得中國東北與部分農村被迫面臨產業轉型,因此出現大量工人下崗(失業),為表達不滿,農民工藉由「弔念胡耀邦」的活動,群聚在北京天安門。

英國學者Rana Mitter,在2016年出版的書《Modern China: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當中指出:共產黨最早在江西的土地改革成功,並且將經驗移轉複製到延安,使得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逐漸成立。有趣的是,在1949年後的現代化,Mitter認為:是藉由共產黨內部矛盾、路線之爭以及一次次大規模的政治動員,方才建構出別於國民黨的「中國現代化」。

如果說國民黨在中國時期推動的現代化聚焦在都市的文化建構、基礎建設推行;那麼共產黨所做的恰好與國民黨完全相反。事實上,共產黨在農村並未有實質的建設,但是在大躍進時期開始乃至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思想深入民間,同時帶動所謂「赤腳醫師」出現,間接將農村收編入現代政治的體制當中,而毛語錄的推動,也意外帶動農村識字率逐漸上升,也使得中央政策、政令深入農村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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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大躍進時期推動的「連產承包責任制」,帶動農村經濟逐漸轉型,雖然在原先以家戶或組戶為單位的生產方式,使得大躍進時期的中央糧食計劃經濟出現嚴重的問題(糧食供給問題),但是,對於許多農村人口而言,毛澤東時代的現代化使得農村人口普遍有感;直到改革開放後,農村仍會感慨懷念毛時代的現代化。

問題回到中國社會層面,對於多數中國人而言,對政府的質疑向來不是訴求民主、自由;而是當經濟成為人民生活困頓因素時,對於政府的不滿才會出現,從國民黨丟掉中國(被認為與權貴勾結)到89學運(人民感受不到到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紅利)皆是如此。

土地改革後社會共識:經濟發展、民族主義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社會出現兩個不同族群:富豪、貧民。這歸因於土地改革,讓一小部分先富起來的優先排序。

近年來,廣東地區由於土地改革與大樓翻新工程,透過中國廣東地區居民在社群媒體所發布的影片,可以發現中國東南沿海出現一種稱為「Bourgeois Bohemian(中產階級的波希米亞)」的社會現象。這個詞彙最早出現在David Brooks在2001年出版的《Bobos in Paradise: The New Upper Class and How They Got There》意指一群富豪階級藉由穿著簡陋、不修邊幅的裝扮,試圖展現出「接地氣」的特質。

然而,在這種社會氛圍上,中國東南地區似乎相比日本、台灣發展更晚,這種現象幾乎在二十年前的日本便已出現。換言之,中國即便經濟快速發展,在社會步調上,並非整個中國都一致向前,甚至從社會現象的發展,完全顯示出中國社會內部是撕裂的、分離的:上海市與廣東省民眾或許都是中國公民,但是雙方在彼此的身分認同上是存在一種隱蔽的階級關係,而這樣的關係在農業省分更加明顯。

這些人只有在兩件事情上是有共識的:追求經濟發展、中國民族主義。然而,從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前者開始停擺,後者也受到嚴重挑戰。

春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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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的2.1%:官場文化出現誤判之必然

中國發布的死亡率從某一天開始,持續呈現2.1%,開始在網路上受到熱議,甚至有年輕人開始嘲諷難道冠狀病毒也懂線性關係?

這件事背後隱藏的是中國官場文化。在大躍進時期,中國的農產量各省出現虛報現象,一方面為討毛澤東信賴、一方面各地省官希望藉此升遷。導致的結果就是,計劃經濟的中國誤信這樣數據,因此在認為中國物產大增的情況下,大量糧食援助非洲,導致國內民眾大量死於饑荒;一方面,喊出在今日看來可笑的「超英趕美」。這樣的現象即便在幾年前的惠台政策也同樣發生。

中國中央宣布31條惠台政策,各省便在大於31條的目標上,向上增加惠台項目數量,然而,實際情況是:這些政策根本不可行,以江蘇省為例,其中一條政策表示:台灣地區同胞可憑台胞證在任一銀行開通銀聯卡,進而使用電子支付。實際上江蘇省所有銀行都不可能能夠辦理相關業務。這也是為何中國理解的民情、台灣人想法與實際呈現明顯落差。

那麼回到2.1%,是中國中央維持2.1%?或是地方省官為拍馬屁,顯示中央防疫有方,因此揣測上意,上報的虛假數字才出現所謂2.1%?這個問題似乎無解。那麼,換個問題問,這樣的官場文化、誤判使得吹哨者死亡,是否會掀起中國社會對於政府統治正當性的質疑與反撲呢?

旅法中國人悼念李文亮  呼籲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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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吹哨者到造謠者,公民意識真能在網絡串聯而革命?

對於中國政府統治正當性的質疑在吹哨者(李文亮醫師)過世後,開始在中國的網路上發酵,雖然有數位管控,但是似乎已經是一個心照不宣的共識。

此外,疫情的擴大,使得封城效應擴張,在此先不論封城措施在正義、權利層面的問題,單就中國社會當中的自由觀點而言,政治體制使得人民無法追求所謂消極自由,即便是在積極自由層面不受限之,說穿仍舊限於自由觀點的碉堡中,隨著封城措施加劇,人民在行動上的自由更加侷限,似乎已步入一種窒息的社會氣氛。

在經濟停滯,行動受限,網路大量使用的此時,中國會出現阿拉伯之春或者顏色革命嗎?會發起所謂「弔念李文亮醫師」的活動,藉此對當局表達不滿嗎?

筆者認為關鍵在於:青年的態度。

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終其一身研究極權政權,在其著作《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當中,談及受迫害人民對於政府通常持兩種態度,一部份人認為:那些迫害者通常只是搞革命搞過頭了,換言之,敗壞的官是少數,整個黨還是愛護民眾、為民眾好的;一部份人則勇於反抗——這些人通常是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認為:「應該自己決定未來,而不是像羔羊般任人宰割」當然,如果年輕人認為安於現狀是好的,甚至在選擇沉默,也將決定他們繼續被壓迫的命運,因為在決定沉默時,他們代表的立場,其實就是認同壓迫者的不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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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