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蘭尼《鉅變》: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一個經濟是受「市場」控制的

博蘭尼《鉅變》: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一個經濟是受「市場」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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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許多政治經濟學、社會史、政治哲學,以及社會學方面的學者都跟隨亞當.斯密的足跡,並且把他這種物物相易的野蠻人模型做為他們學科上的公理。就事實而言,亞當.斯密對於早期人類的經濟心理學猜想與盧梭對野蠻人的政治心理學猜想同樣謬誤。

文: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

第四章 社會與經濟制度

市場經濟意味著一套自律性的市場制度;用更專門的名詞來說,這是一個由市場價格——而且只由市場價格——來導向的經濟。這樣一個能不依外力幫助或干涉而自行組織整個經濟生活的制度,自然足以稱為自律性的。這些粗淺的分析應該得以顯示出人類史上這樣一個冒險事業前所未有的特質。

講得更明確一點。沒有一個社會能不具有某種型態的經濟制度而存活;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一個經濟是受市場控制的(即便只是大體上受控制)。儘管十九世紀學院的咒文持續不斷地此唱彼和(譯注:認為自利是人的本性,是人類經濟生活的基本動機),事實卻是:藉由交易獲利從沒有在人類經濟占過如此重要的地位。雖然市場制度從石器時代後期就已普遍出現,但它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只不過是附屬性的。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就現有資料來堅持這個看法。沒有一個思想家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這樣主張社會上的分工有賴於市場的存在,或者以他的話來說,有賴於人類「以物易物、買賣和交換的稟性」。他這句話後來就產生了經濟人的觀念。我們現在回顧歷史,對過去的正確瞭解有助於對未來的預測。因為直到亞當.斯密的時代,他所說的那種稟性還沒有明顯出現在任何已知社會的生活中,而即使出現也只不過是經濟生活中的附屬品而已,但在一百年後,工業制度已經全面推展到世界的主要地區,這意味著(不管是從實際上來說或從理論上來說)人類所有的經濟活動,甚至包括政治上、智識上及宗教上的活動,都受到這種特殊的稟性所支配。史賓塞(Herbert Spencer)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也將社會分工的原理等同於以物易物和交換。再過五十年之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及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也重複了同樣的謬誤。那時候這種謬論已經沒有必要加以辯護了。

許多政治經濟學、社會史、政治哲學,以及社會學方面的學者都跟隨亞當.斯密的足跡,並且把他這種物物相易的野蠻人模型做為他們學科上的公理。就事實而言,亞當.斯密對於早期人類的經濟心理學猜想與盧梭對野蠻人的政治心理學猜想同樣謬誤。與人類社會一樣古老的勞動分工現象,實際上起源於性別、地理環境,以及個人稟賦的差異;而將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易看作人類的自然稟性則幾近全然無稽。就歷史學與民族學所知道的各種經濟模式而言,它們大都具有某種市場制度,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任何社會的經濟是由市場所控制和調節。這在我們分別綜覽經濟制度和市場的歷史以後就會非常清楚。直到近代為止,市場在許多國家的國內經濟所扮演的角色都無足輕重,其後當它們轉變為受市場模式支配的經濟時,變化就會益發清楚地顯現出來。

首先,我們必須拋掉一些有關原始人的所謂獲利嗜好的十九世紀偏見,這些偏見構成亞當.斯密的假設基礎。因為他的金科玉律對人類馬上就要面臨的未來,相較於模糊的過去更具意義,這使得其信徒對人類早期的歷史有一種奇特的態度。從表面上看,一些證據似乎指出原始人完全不具有資本主義的心態,實際上他們有著共產的心態(後來這點也證明是錯的)。據此,經濟史家傾向於將他們的興趣局限於比較晚近的歷史——這時買賣及交易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而將原始經濟劃歸史前史的範圍。這不知不覺使他們研究的比重偏向市場行為的心理學,他們認為在過去短短幾個世紀的相對短時期裡,每一樣東西都導向建立後來果真出現的市場制度,並因而忽視了其他暫時消失的傾向。要糾正這樣「短視」的看法,很明顯得將經濟史與社會人類學結合起來,而這是一直被忽視的課題。

我們今天不能再重蹈覆轍。這種將人類過去一萬年及先民社會視為只不過是真正文明史的序曲,而文明只從一七七六年出版《國富論》以後才開始的見解,已經是落伍的看法了。在我們的時代這樣的說法已經結束,要探索未來的可行道路,我們必須除掉跟隨前人步伐的本能癖性。但是亞當.斯密那一代的人將原始人視為傾向於以物易物及買賣的偏見,導致他們的後繼者對早期的人類完全沒有興趣,就像如今所知他本人也沒有極大的熱情投注於此。古典經濟學家的傳統——他們試圖基於所謂人類的自然習性來建立市場的法則——現在已經被另一種傾向所取代,這種傾向不再把「未開化」人類的文化看成與瞭解現代問題無關。

亞當.斯密及其徒眾對早期文明的這種主觀態度不該再吸引科學心智。文明人與「未開化」人之間的不同被過度誇張了(尤其在經濟領域)。根據歷史學家所說,直到最近為止,歐洲農村的工業生活型態與幾千年前差別不大。自從引進犁——本質上是由獸力拖曳的鋤頭——以後,西歐及中歐大多數地區的農業直到現代開始的時候都沒有多大改變。這些地區的文明進展主要是在政治、知識及宗教方面;從物質條件看,西元一一○○年的西歐很難比得上一千年前的羅馬帝國。甚至在這段時間之後,較容易改變的仍是在治國術、文學及藝術方面,尤其是在宗教與學術方面,而不是在工業方面。

就其經濟而言,中古歐洲足可比擬古代波斯、印度,或中國,但在財富及文化上,卻絕對無法與兩千年前埃及的新王國相較量。韋伯(Max Weber)是當代經濟史家中首先反對認為原始經濟與文明社會的動機及制度無關從而加以漠視的人。其後社會人類學家的研究證明他顯然是正確的。最近對早期社會的研究所得到的最明確結論,就是人做為一種社會存在的不變本質。在任何時間及地點的各種社會裡,他的自然本質不斷以驚人的持續性一再出現;人類社會生存的必要先決條件,看來是恆久一致的。

最近歷史學及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發現是,就一般而言,人類的經濟活動是附屬於其社會關係之下的。他不是為了保障持有物質財物的個人利益而行動;他的行動是要保障自己的社會地位、社會權力及社會資產。只有當這些物質財物能為他的目的服務時,他才會重視它。生產及分配的過程並不與占有物品這個特定的經濟利益相連結;相反的,這些過程裡的每一步驟都是配合一些特殊的社會利益,這些利益驅使人們依某些特定的步驟而行動。這類利益在一個小的狩獵或捕漁社群自然有異於一個巨大的專制社會,但在這兩種社會中,經濟制度都是由非經濟的動機所推動。

從生存的角度來看,這種解釋至為簡單。舉一個部落社會為例:個人的經濟利益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社群會保證它的成員免於饑饉,除非這個社群本身遭到災變,而即使在此時,受到威脅的仍是整體的利益,而非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維持社會的紐帶卻是很重要的。第一,如果一個人不顧已被整個社會接受的名譽或慷慨規範,他就會自外於社會而成為一個流浪者;其次,長久而言,所有的社會義務都是互惠的,滿足這些義務也最符合個人的互惠利益。這種狀況必然對個人產生一種持續的壓力,將經濟上的自我利益從他的意識中除去,直到他在許多(但並不是所有)情況中都無法從這種利益的角度來理解自己的行動所產生的結果。

這種態度更受到間歇性的團體活動所加強,諸如分享共同狩獲的食物,或參與危險的大規模部落戰爭。從社會威望的角度來衡量,慷慨無私的回報非常大,因此使得全然無私之外的其他行為都不值得一試。個人的稟性與這個態度的形成根本無關。從不同的價值標準而言,人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可以是合於社會的,也可以是反社會的;可以是妒嫉的,也可以是慷慨的。儀式分配(ceremonial distribution,譯注:在重大宗教儀式時,將個人或團體的財富分配給參與儀式者)的基本意義就是避免社會成員產生互相妒嫉的念頭,一如公開讚美一個勤勞的、嫻熟的或成功的園圃者(除非他太成功了,在這個情況他就可能會銷聲匿跡並假裝是被黑巫術擄走)。

人類的激情(不管是好的或壞的)只導向非經濟的目的。儀式時展陳財富可以激發人們的競爭到最高點,而共同勞動的習俗則會把(勞動的)質與量的標準提高到最高點。所有以饋贈禮物形式出現的交換行為—這些饋贈者期待以後會得回報,雖然並不一定是從同一受惠者而來的回報—其過程通常都經過精心安排,並且受到公開的精巧方法、受到巫術儀式、受到各團體間以相互義務連結起來的「互惠性」所保障。這一事實本身即可說明,除了傳統上提高社會地位的物質財貨之外,這些社會缺少獲利的觀念,甚至缺少財富的觀念。

在上述這個對西美拉尼西亞(Western Melanesia)社群的一般特質的勾勒中,我們並沒有分析它的兩性及地域組織方式—這些都受到習俗、法規、巫術及宗教的影響—因為我們只想表明所謂的經濟動機是起源於社會生活之中。現代民族學家大都同意下列幾個觀點:(原始民族)缺少獲利動機;缺少以勞動取得報酬的原則;缺少最低勞力的原則;尤其最缺少基於經濟動機的特殊制度。然而,他們如何確保生產及分配的秩序呢?

答案就在於兩個與經濟並沒有直接關連的行為原則:互惠(reciprocity)及重分配(redis-tribution)。假如以西美拉尼西亞的超布連島民(Trobriand Islanders)為例來說明這種型態的經濟的話,互惠主要是與社會的兩性組織方式——即家庭與親族——有關;而重分配則與一位共同首領底下的所有人有關,因此具有地域性的色彩。我們分別討論這兩個原則。

供養一個家庭——包括婦女及兒童——是母系親族的責任。一個男人將最好的作物收成供給他的姊妹以及她們的家庭,就此,他能因他的良好行為得到誇獎,但卻不能換取直接的物質利益;如果他懶散的話,他的名聲就會首先受損。互惠原則的運作使他的妻子及她的小孩得益,並因而在經濟上補償他的道德行為。在他自己的園圃及受惠者的倉庫前面進行儀式性展陳的食物,可以讓大家知道他在園藝上的高度才能。顯而易見的是:園圃和家庭的打理,都是社會關係的一部分,與優秀的耕作技術及良好的品德有關。互惠這個廣泛的原則有助於保障生產及供養家庭。

重分配原則的效力也如前者一樣大。這個島上很大一部分農產品是由村落首領收集後轉交給部落首領再保存於倉庫中。但是由於所有的社區活動都是環繞著宴飲、舞蹈及招待其他鄰島居民等(其時人們將遠程交易的成果拿出來分配,按照禮節贈禮或回贈,而部落首領贈送習俗性的禮物給所有參加者),這時倉庫制度的重要性就可以明顯看出來。就經濟上而言,它是現存的分工體系、對外貿易、為公共目的抽取稅金,以及防禦設施等制度的根本部分。但這些屬於經濟制度的功能,完全被極為鮮活的經驗所吸收,這些經驗為整個社會架構之下的每一項行動提供各種非經濟的動機。

相關書摘 ►博蘭尼《鉅變》導論:新自由主義觀的全球市場自動調節,乃是危險的幻想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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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爾.博蘭尼(Karl Polanyi)
譯者:黃樹民

自由市場烏托邦的誕生,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以及民主政治的覆滅

從工業革命到兩次大戰,人類社會崩潰的核心經濟線索
對當前時代極具洞察力與啟發性的經典作品

新版序——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鉅變》書寫出版於二次大戰期間,面世後隨即成為經典作品,影響深遠,近年更愈受重視,是重新檢視當前劇烈波動的經濟、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經濟弊病極具價值的參考點。

博蘭尼在書中追溯工業革命對社會與經濟造成的巨大轉變,尤其是自律性市場經濟的興起。他認為經濟活動原本就內含於整體的社會生活當中,受人類社會各種因素的影響控制,然而隨工業革命而來的自由市場理論卻主張經濟應當脫離其他事物的束縛,讓市場自我調節才能達到最大效益。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原則不但推動經濟與整體社會脫離,也進一步將社會其他層面套入自由市場邏輯,從而引發各種嚴重問題,包括對民主政治的反撲與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博蘭尼此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對自律性市場興起與失敗的歷史分析,以及不同於市場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這個二○○一年的新版本添加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的序言,還有經濟社會學重要學者布洛克(Fred Block)的全新導論,幫助讀者理解本書的核心看法與當代意義。這次的中文譯稿亦經過重新修訂。

(春山出版)鉅變_立體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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