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滾出中國》:是誰偽造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下)

《滾出中國》:是誰偽造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下)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西方人不准中國人進入,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學會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當年租界的西方管理者不准華人進入公園,並非種族歧視,而是無奈之舉。但是,左翼文人們心靈敏感,多愁善感,豈能忍受這種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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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是一個世紀謊言

畢可思在書中梳理了西方人入侵中國的歷史,以及中國人用從西方學來的民族主義思想抗拒西方的歷史——這是中國士大夫信奉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策略嗎?「反帝」是蘇俄灌輸給國民黨和共產黨以及中國左派知識分子的一種新式的、無往而不利的意識形態。

畢可思的「除魅」工作,從傳說中那塊「一度豎立在上海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說起。這是一塊毛澤東念念不忘的告示牌。一九六四年,國慶日後的十月六日晚上,毛澤東帶著八千駐京官兵觀看《東方紅》舞劇。毛澤東看完表演,只說了一個建議:第一場要表現舊中國的上海,表現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苦難,應該在「公園」門口加上一塊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在以後的演出中,這塊牌子果然出現在醒目的舞台中央。

從一九五○年代起,這塊告示牌曾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館準備搬遷才被悄悄收起來。博物館展示的這個告示牌,以簡體中文與英文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博物館某位員工後來談到,他並不曉得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還滿心困惑地詢問資深同事,為何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準備丟棄的廢棄物裡?全球任何博物館的確都會為了讓現代參觀者貼近體會歷史,而仿造過去的文物。但是,這塊牌子並非忠於原貌的複製品,而是刻意偽造的假貨。

清末以來,西方人在上海外灘公園門口確實貼著一塊金屬製作的告示牌,它只有英文字樣,而且「華人」與「狗」並未並列。告示牌規定不准華人進入,在其他條款中也有不准沒有成人陪同的小孩進入,難道西方人愚蠢到將自己的孩子視為「狗」嗎?而且,那時西方人不准中國人進入,是因為中國人沒有學會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公園這樣的公共場合,應當衣冠整潔,應當遵循基本的行為守則——比如不能隨地吐痰,更不能隨地大小便,以及攀折花草樹木等。這些基本的行為守則,直到一個世紀之後,中國人仍未學會。

中國人在香港地鐵內隨地大小便,在巴黎羅浮宮噴泉內洗腳,在台灣阿里山的參天大樹上刻上名字,在日本看櫻花時情不自禁地搖晃樹木製造「落英繽紛」的拍照效果……中國人富起來了,有錢到世界各地旅遊並大肆購買奢侈品,但中國人仍然因為不文明行為而被視為全球最不受歡迎的遊客。所以,當年租界的西方管理者不准華人進入公園,並非種族歧視,而是無奈之舉。但是,左翼文人們心靈敏感,多愁善感,豈能忍受這種恥辱?當年左聯的詩人蔣光慈就在〈哀中國〉詩中感嘆道:

法國花園不是中國人的土地麼?可是不准穿中服的人們遊逛。哎喲,中國人是奴隸啊!……我的悲哀約中國啊!你幾時才跳出這黑暗之深淵?

很多文人墨客都說親眼看到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下表列出了各種說法: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這些說法彼此自相矛盾,有的說是中文,有的說是英文;有的說是犬,有的說是狗;有的說是木牌,有的說是金(屬)牌。然而,無論誰說他親眼看過牌子,到現在沒有發現一張照片、一份文件等第一手資料足以證明租界管理當局有過這個牌子。畢可思指出: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告示牌曾經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數十年前,上海的中國居民確實因種族歧視而規定不得進入公園,其他受外國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規定。過去的入園規定眾所皆知,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寫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別容易激怒他人的辱罵)。這個堅信告示牌為真的部分歷史可透過報紙與報導追溯。然而,告示牌實則是都市傳說,其簡化了複雜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關注。告示牌的故事曾經相當重要,而且影響遍及國際,上面的字詞應該就要是那樣。

以上那些文人、政治人物和記者所寫的「親身經歷」,彼此並不完全吻合。他們不僅將實際存在的金屬牌寫成了木牌,而且對具體的文字的回憶也各不相同。其中,孫文的說法,是否為了宣洩從英美和日本拿不到「革命經費」的失望和憤怒?共產黨領導人方志敏綁架殺並且害外國傳教士,難道是為了這塊牌子上的侮辱性字眼而報仇雪恨計畫的一部分?唯有楊開慧的父親、毛澤東的老師和岳父、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的描述比較接近原貌——在告示牌上,「華人不許入」和「犬不許入」是分列的,而非串連在一起。應該說,楊氏的記述比較細心、真切。

有趣的是,中共政權建立之後,關於這塊木牌的記述迅速趨於統一,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文學家,都眾口一詞地說,他們親眼看到這塊牌子: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1

除了不得、不准,不許等細微的差距,眾人描述的文字相差比此前大大縮小。可見,中共的統一,不僅是政治上的統一,更是思想和語言上的統一。

一九八九年中國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科學家蘇步青和作家周而復等重提往事,聲討西方帝國主義,這是刻意幫助官方轉移視線,扭轉一九八○年代中國學生和知識界的親西方思潮。

靠謊言和仇恨支撐的中國崛起,將帶給世界來怎樣的改變?

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是說謊者,敢於說真話的中國人絕不僅僅只有耿寶昌一個人。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興的熱門歷史雜誌《世紀》刊登了一篇署名薛理勇的文章,開頭就說明這塊木牌是偽造的。作者指出,許多人宣稱親眼看過告示牌,但他們看到的與記憶中的已經分不開了,他們所見的可能就是博物館的假造品。這篇文章論點合理、陳述清晰,引發軒然大波。

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報紙刊登同一篇最初在共產黨權威媒體上發表的長篇文章,大力駁斥薛的說法。文章從當代報導與回憶錄中列舉證據,證明告示牌上的惡意字眼乃是不容辯駁的歷史事實。《世紀》雜誌被迫刊登這篇毫無學術價值的文章,並承認錯誤且放下身段道歉。

號稱專門辦給知識分子讀的《光明日報》刊出了一篇用詞刻薄的評論:「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公園入口前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他們犯罪的首要證據。」作者特別擔憂地指出:「有些人不懂過去中國歷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懷疑,甚至想要輕描淡寫帶過,此舉非常危險。」

身為上海歷史博物館研究員的作者薛理勇後來的遭遇不得而知,但至少他寫的關於上海歷史掌故的「無害」的著作仍可出版發行。他的命運比「文革」時因為寫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自殺的歷史學家吳晗要好得多,這是中國「進步」的標誌嗎?

中共黨魁習近平高聲宣稱:「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他絲毫不提馬克思主義世界革命的夢想——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念茲在茲的是打造全世界都必須遵循的「中國秩序」以及沒有國界的「天下帝國」。

《外交政策》雜誌主編喬納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撰文指出:「習近平自上臺以來制定了比前任們遠為激進的外交政策,通過推動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聲張、威脅台灣、和動用軍隊來維護北京對爭議島嶼的主權要求,中國已經與美國和幾乎所有鄰國失和。」習近平的擴張政策得到相當多民眾的支持,因為官方的民族主義宣傳效果不錯。對此,畢可思指出:「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過去三十年來,憤怒的示威抗議與激烈的譴責抗爭持續不斷,似乎預告著中國站上世界舞臺,以嶄新且強勢的姿態揭開序幕。」所以,必須深入了解中國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百年近代史,才能了解二十一世紀似乎國際化的中國,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義和野心。

百年前的中國畢竟是「半殖民地」,而經過英國全盤殖民主義的印度,以及很多有過類似歷史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對西方並沒有中國式的仇恨。日本為率領黑船登陸、迫使幕府簽署不平等條約的美軍將領佩里塑像,認為佩里幫助日本走向「文明開化」;印度裔英國作家奈保爾,堅信西方文明是普世價值,批判印度及若干「第三世界國家」的蒙昧封閉,在同胞中贏得尊重;然而,中國的思想先驅劉曉波,主張全盤西化卻被中共政權和很多民眾視為「賣國賊」及「漢奸」。對於在中國如瘋草般生長的民族主義,畢可思並不樂觀地評論說:

我們須認識且理解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它伴隨著中國撼動世紀的經濟發展,它也理所當然地為中國注入嶄新且強盛的力量。我們也能想見經濟強盛的中國將在世界面前宣示自身地位,也許此情此景需要花點時間適應,但勢必發生。

畢克思特別描述了中國如何通過武俠電影滿足民族虛榮心:一九七二年,國際知名的香港電影《精武門》,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主演李小龍打敗日本浪人,並一腳踢碎那塊羞辱性的告示牌。中國觀眾看了之後,無不拍手叫好。

李小龍在《精武門》中對抗的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包括三個在公園入口侮辱他的日本人,其中一個甚至建議李小龍扮成他的狗就可以入園。從中國的脈絡來看,很難有什麼比這個更火上加油的組合。個人與國家尊嚴、殖民者於中國城市的作為、對日本與日本人的潛在敵意,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依舊存在。而且,《精武門》的拍攝地點是香港——尚未回歸中國的英國殖民地。那時候的香港人,對英國殖民地居民的身份存有愧疚之心,而對一河之隔的大中國充滿美不勝收的想像。香港人是最熱情洋溢的愛國者。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一切都改變了。二○一九年,在反送中的「逆權運動」中,香港人高舉英國國旗和美國國旗,將中國五星紅旗降下來踐踏、焚燒、扔到大海中。看到香港街頭出現比美國本土還多的美國星條旗,連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都印象深刻,他說:「看啊,他們在舉美國旗,他們甚至有標語牌,『讓香港再次偉大』(顯然沿襲自川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我說把那些標語牌給我。他們有超棒的標語,超喜歡我們國家。有很多美國旗,很多川普標語牌。」

香港人不會再為李小龍踢碎那塊偽造的告示牌而熱淚盈眶、忘情喝彩了。相反,當香港警察以及冒充香港警察的中國公安、武警在香港街頭對婦孺老人實施無差別的暴力,乃至強姦殺害十五歲的女孩且拋屍大海之際,香港警察將大學當做敵國來攻打、一口氣發射兩千枚催淚彈。香港人發現「祖國」才是把他們當做「甲蟲」來虐待的、亙古未有之暴政。

在一段廣為流傳的視頻中,當身穿制服、全副武裝的香港警察殘酷毆打無辜民眾時,一位看上去練習過武功的年輕人奮起保護同胞,飛起一腿將警察踢翻在地。這一飛腿,比李小龍及電影《黃飛鴻》中李連杰的「無影腿」精彩千萬倍。大部分香港抗爭者都意識到:「香港抗爭必須提升到國際。很簡單,如果棋盤上只有中共和香港人兩方,香港人必死。假若棋盤上有其他有實力的棋子,抗爭才有變數。美國通過《香港人權民主法案》至關重要,如此才能讓歐盟日本等國跟隨,進一步孤立中共。當中共的政經形勢轉差,香港人的抗爭才稍為有轉機。」

如狼似虎的民族主義大潮,總有退潮並水落石出那天。畢可思指出,對於中國和中國人來說,「過去顯然仍舊是未竟之業,過去不僅是今日外交的火爆議題,過去更同時影響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身分認同」。拋棄受虐狂心理狀態,不再接受偽歷史洗腦,才是中國人「因真理,得自由」的第一步——

告示牌雖然踢碎了,但沒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國過去被貶低的地位,至今仍經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對於蔑視過去、視之虛構的人而言,當然不堪一擊。再者,因為告示牌在意識型態的驅使之下,已經成為「不容遺忘」的歷史象徵,不禁令人想要乾脆忽視。我們為何還要嚴肅看待政治宣傳?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