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理情」的順序擺對,「承擔國籍選擇」雖不兼愛但符合人道與人權精神

把「法理情」的順序擺對,「承擔國籍選擇」雖不兼愛但符合人道與人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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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情感可以理解,但少數群體為了於法不合的事宜,忽視多數家庭面臨的威脅和擔憂,不僅試圖踐踏這些境內多數人的人權,更剝奪境外特定對象依其國籍所享有的優秀醫療權利。

文:王贊勳(中正大學哲學系畢,一個鑽研馬恩列托的MELTer)

衛福部長陳時中用力打臉陸委會陳明通,說撤回陸委會前一日的一切聲明。然後網路和臉書上頓時出現諸多違理民粹的聲音質疑該決策的不妥適,這一切其實非常荒謬,在此試著對一些論點進行分析與回應。

理性與直觀

讓我們先誠實面對一個客觀事實,今天這件事是防疫問題,而不是利益受損者刻意泛政治化的政治問題。

有論者認為,約2000人只是極少數的少數,不影響防疫大局,但是卻沒有給出所謂不影響防疫大局在邏輯推論上的起點、根據。是根據病毒的R0值?還是防疫的病床數?還是目前直接參與相關工作的醫護人員數(姑且不論病院的勞動者)?而只是去比對正常時期的旅遊人口數,然後說防疫時期的這2000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

這是把兩個除了單位相同外,各種性質完全不相干的數值任意聯繫起來,去進行錯誤的數學運算,再說了,既然移民署可以控管入境人口,它當然可以控管無國籍者的入境人數為0。

而某些論者繼續比對不同政府的政策規定,試圖將「嚴格」定義為「不正確」,這種自然主義謬誤與悖理是不可靠的。

政策的鬆緊並不能直接推論出政策的正確性或適切性,例如,新加坡簽證過期非法滯留90日、破壞他者財物要鞭刑,相較於世界上其他國家都較嚴格,那麼新加坡是不是要改?伊斯蘭法較強硬的國家,如汶萊,通姦判石刑,那麼按照馬來西亞伊斯蘭教為主的環境,是否應該全面通行伊斯蘭法?

究竟何者正確固然可由所有人按其價值觀或偏好進行評價,價值觀在與其矛盾側的相互衝擊下傳播,但一個國家/政府的政策始終是要由其具政治權利的公民去對話、監督與決策的開放性問題。因此,中華民國/台灣政府(下簡稱台灣)的決策,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的決策是不相干具有不同客觀條件的結果,強行相互對比是不妥當的。

當前防疫的客觀情勢是,加入WHO有第一手疫情資訊(假定中國給出的資訊客觀真實且確足)的新加坡,在毫不設防的情況下,導致其境內確診案例抵達50大關;那麼被中國排拒在WHO之外,僅能獲得友邦、戰略夥伴或媒體二手傳達訊息,在承受較高風險成本下好撐歹撐仍快抵20關頭的台灣,為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安全而採取較嚴格的規定是充分且必要的。

若干論者僭稱,「可能加入」國籍,試圖越過法律程序去添加尚未成立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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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並不是這樣運作的,法律考慮的是當下的具體狀態,既然當下沒有國籍,那麼就是沒有國籍,即使有居留證,還是沒有國籍,情有可原不是用來竄改既有事實的。若以「『可能加入』,所以沒有國籍也要當作已有」的想法來無視具體的客觀事實,一切制度尤其是發照的相關制度通通都應該廢除了,因為「將有可能會成為xx,所以我現在以xx的身分去oo也是差不多的」。

胡適先生曾告誡這種懶人國的思維是不可取的;這類懶人的思維是難以進行理性思考,更遑論理性討論。

何謂人權?淺述人權的實踐與限度

媒體摘要一句「拒絕無國籍者入境」,若干群氓就開始對人權的概念進行扭曲,無限度地超越法治與客觀知識去上綱上限,所有的理性討論皆不可能,一面倒地去灌爆政府和執政黨政治人物的臉書,扣上「仇中」、「歧視」的帽子,將防疫置於政治之後,歇斯底里地發一場違理的國族主義大夢與人權空想。

那這些言論,聽在那些大多數健康與安全將受到威脅的人耳裡,多心寒。

然,人權不是純粹的自然權利,儘管它一般被稱之為天賦的。正好相反地,人權是因為在自然狀態下人類彼此可能發生的相互爭奪與侵犯,因此建立起共同體賦予公共權力,使公共權力得以去保障人類存在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在歷史的實踐中不斷地被認識而擴充其涵蓋的範圍,從而也產生了不同的解讀。

但從歷史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人權的確保是建立在「國家對於其實質統治境內之人類」的管理方式上始起,從貴族權利的專有發展到普遍人群的皆有,至現代國家有責任去確保在其實質統治境內之人類的人權,而國家之上的國際聯合共同體有責任去確保該共同體境內的人類之人權。

恰如康德(Immanuel Kant)在《永久和平論》中所提出的,「世界公民權應當局限於普遍的友善底條件」[1],這樣的友善是建立在外來他國者已存在於地域境內而相互對待,而當他國者將帶著折磨人類的災禍來臨時,為了避免這種不友善的行為而確保境內人們的安全,不容許他國者進入「從一個道德裁判者底觀點來看『是』最好的」,使他們不能從這種作為上獲得不當的樂趣與利益[2]

人權從來就不是「是個人,所以就必須被無差別地保護」,這種保護必然地將陷入個體之間的矛盾之中,人權是在世界公民的概念下「對國家法與國際法底未成文法規的一項必要補充,以求得一般而言的公共人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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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普世人權的議題與爭論實際上是在確保國家,這一巨靈(利維坦,Leviathan)對於其下境內及其細胞(公民)的人類權利不受踐踏。特定巨靈從來就沒有對於非其公民或境內者的人權具有責任,儘管巨靈及其細胞對於其他巨靈身上的細胞之權利可能感到不忍難受,但這不會強加巨靈對其他巨靈及其細胞的責任。

試想一個無限制的人權關照的情境,例如安徒生的童話《星星的銀幣》,女主角看到亟需幫助的人,先後將其麵包、外套‧‧‧等,紛紛送給別人,只因為他們的人權(生命權)存在危害,最後她脫到一絲不掛,孤伶伶地站在丹麥深夜攝氏近5度的寒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