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法理情」的順序擺對,「承擔國籍選擇」雖不兼愛但符合人道與人權精神

把「法理情」的順序擺對,「承擔國籍選擇」雖不兼愛但符合人道與人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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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情感可以理解,但少數群體為了於法不合的事宜,忽視多數家庭面臨的威脅和擔憂,不僅試圖踐踏這些境內多數人的人權,更剝奪境外特定對象依其國籍所享有的優秀醫療權利。

文:王贊勳(中正大學哲學系畢,一個鑽研馬恩列托的MELTer)

衛福部長陳時中用力打臉陸委會陳明通,說撤回陸委會前一日的一切聲明。然後網路和臉書上頓時出現諸多違理民粹的聲音質疑該決策的不妥適,這一切其實非常荒謬,在此試著對一些論點進行分析與回應。

理性與直觀

讓我們先誠實面對一個客觀事實,今天這件事是防疫問題,而不是利益受損者刻意泛政治化的政治問題。

有論者認為,約2000人只是極少數的少數,不影響防疫大局,但是卻沒有給出所謂不影響防疫大局在邏輯推論上的起點、根據。是根據病毒的R0值?還是防疫的病床數?還是目前直接參與相關工作的醫護人員數(姑且不論病院的勞動者)?而只是去比對正常時期的旅遊人口數,然後說防疫時期的這2000人只是少數中的少數。

這是把兩個除了單位相同外,各種性質完全不相干的數值任意聯繫起來,去進行錯誤的數學運算,再說了,既然移民署可以控管入境人口,它當然可以控管無國籍者的入境人數為0。

而某些論者繼續比對不同政府的政策規定,試圖將「嚴格」定義為「不正確」,這種自然主義謬誤與悖理是不可靠的。

政策的鬆緊並不能直接推論出政策的正確性或適切性,例如,新加坡簽證過期非法滯留90日、破壞他者財物要鞭刑,相較於世界上其他國家都較嚴格,那麼新加坡是不是要改?伊斯蘭法較強硬的國家,如汶萊,通姦判石刑,那麼按照馬來西亞伊斯蘭教為主的環境,是否應該全面通行伊斯蘭法?

究竟何者正確固然可由所有人按其價值觀或偏好進行評價,價值觀在與其矛盾側的相互衝擊下傳播,但一個國家/政府的政策始終是要由其具政治權利的公民去對話、監督與決策的開放性問題。因此,中華民國/台灣政府(下簡稱台灣)的決策,和新加坡、馬來西亞政府的決策是不相干具有不同客觀條件的結果,強行相互對比是不妥當的。

當前防疫的客觀情勢是,加入WHO有第一手疫情資訊(假定中國給出的資訊客觀真實且確足)的新加坡,在毫不設防的情況下,導致其境內確診案例抵達50大關;那麼被中國排拒在WHO之外,僅能獲得友邦、戰略夥伴或媒體二手傳達訊息,在承受較高風險成本下好撐歹撐仍快抵20關頭的台灣,為維護國民生命與身體安全而採取較嚴格的規定是充分且必要的。

若干論者僭稱,「可能加入」國籍,試圖越過法律程序去添加尚未成立的條件。

邊境檢疫升級 所有入境旅客皆需填報健康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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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律並不是這樣運作的,法律考慮的是當下的具體狀態,既然當下沒有國籍,那麼就是沒有國籍,即使有居留證,還是沒有國籍,情有可原不是用來竄改既有事實的。若以「『可能加入』,所以沒有國籍也要當作已有」的想法來無視具體的客觀事實,一切制度尤其是發照的相關制度通通都應該廢除了,因為「將有可能會成為xx,所以我現在以xx的身分去oo也是差不多的」。

胡適先生曾告誡這種懶人國的思維是不可取的;這類懶人的思維是難以進行理性思考,更遑論理性討論。

何謂人權?淺述人權的實踐與限度

媒體摘要一句「拒絕無國籍者入境」,若干群氓就開始對人權的概念進行扭曲,無限度地超越法治與客觀知識去上綱上限,所有的理性討論皆不可能,一面倒地去灌爆政府和執政黨政治人物的臉書,扣上「仇中」、「歧視」的帽子,將防疫置於政治之後,歇斯底里地發一場違理的國族主義大夢與人權空想。

那這些言論,聽在那些大多數健康與安全將受到威脅的人耳裡,多心寒。

然,人權不是純粹的自然權利,儘管它一般被稱之為天賦的。正好相反地,人權是因為在自然狀態下人類彼此可能發生的相互爭奪與侵犯,因此建立起共同體賦予公共權力,使公共權力得以去保障人類存在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在歷史的實踐中不斷地被認識而擴充其涵蓋的範圍,從而也產生了不同的解讀。

但從歷史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人權的確保是建立在「國家對於其實質統治境內之人類」的管理方式上始起,從貴族權利的專有發展到普遍人群的皆有,至現代國家有責任去確保在其實質統治境內之人類的人權,而國家之上的國際聯合共同體有責任去確保該共同體境內的人類之人權。

恰如康德(Immanuel Kant)在《永久和平論》中所提出的,「世界公民權應當局限於普遍的友善底條件」[1],這樣的友善是建立在外來他國者已存在於地域境內而相互對待,而當他國者將帶著折磨人類的災禍來臨時,為了避免這種不友善的行為而確保境內人們的安全,不容許他國者進入「從一個道德裁判者底觀點來看『是』最好的」,使他們不能從這種作為上獲得不當的樂趣與利益[2]

人權從來就不是「是個人,所以就必須被無差別地保護」,這種保護必然地將陷入個體之間的矛盾之中,人權是在世界公民的概念下「對國家法與國際法底未成文法規的一項必要補充,以求得一般而言的公共人權」[3]

武漢台商包機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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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普世人權的議題與爭論實際上是在確保國家,這一巨靈(利維坦,Leviathan)對於其下境內及其細胞(公民)的人類權利不受踐踏。特定巨靈從來就沒有對於非其公民或境內者的人權具有責任,儘管巨靈及其細胞對於其他巨靈身上的細胞之權利可能感到不忍難受,但這不會強加巨靈對其他巨靈及其細胞的責任。

試想一個無限制的人權關照的情境,例如安徒生的童話《星星的銀幣》,女主角看到亟需幫助的人,先後將其麵包、外套‧‧‧等,紛紛送給別人,只因為他們的人權(生命權)存在危害,最後她脫到一絲不掛,孤伶伶地站在丹麥深夜攝氏近5度的寒風中。

然而,現實中不會有從天而降的銀幣,那麼女主角的人權該由誰來看照呢?又有多少好心人像她那樣,關照著其他人的人權?

明顯地,人權是不能夠無限制的關照,而忽略自身的能力與基本權利,甚至導致自我消滅;實際上,在故事的設定中,女主角自身也是家徒四壁。因此根本的問題是在於應當有一個公共權力機構對於其境內的人權進行保障,這才是人權的有效限度與方法(筆者在此更不提墨家的「兼愛思想」如何被儒法兩家的批判與修正),而共同體應該先考慮的,頂多只能是其所有國民以及正處於其境內的友善他者,因為這些人們才是在特定時間點上組成共同體當下狀態者。

道私者亂,道法者治

陳時中那句「自己選擇的國籍自己承擔」,是完全合乎邏輯,且合法合憲合理正當,並且符合各方最大效益以及各自立場。

一些論者說,未成年人何辜,試圖推託其法定監護人的法律責任。

確實,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兩方政府都沒有限制這些有國籍者的法定監護人之進出境,這些作為法定代理人為子女選擇了國籍的父母,不但沒有善盡父母的責任,反而遊走於兩岸法律之間,若將子女棄置於他省自行逃亡他處避難,使其子女喪失其應有的人道權利,真要論法,有沒有違犯《中華民國刑法》第294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61條的「遺棄罪」?

而現在這些人,反而要求台灣方面,乃至於其境內蒙受疫情威脅的大多數人們與公民,要無視並超越一切法律、制度與程序去背負與後者無關,前者自己在自由意志下選擇的責任,要求政府將境外無國籍者置於統治境內的人類之上?而該些論者更錯誤地將認知學習上發展出的客觀差異,和法律制度上的權責差異混為一談,這種不當類比的謬誤一錯再錯極為荒謬。

台灣百工連署撐醫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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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若干論者更陷入「小銘」李啟銘的「我爸是李剛」的謬誤,錯誤地認為日常生活中的人們要——且會——特別去在意其他所有人的家族系譜。今天並沒有人在乎他媽的是誰,他曾經拿過甚麼東西;今天的問題是在於防疫的情況下,國家當為其國民確保基本的權利,這是國家的責任,因此對於不在境內而其不負有責任的非國民進行風險選擇的限制,以避免境外傳染病進入危害境內人類。

有些論者主張,「家庭是社會基本單元」,所以不應拆散家庭。

但這個論點卻忽略了家庭雖作為社會基本單元,實然命題卻非應然命題,該命題並不能說社會對家庭具有責任。實際上,家庭是由當事主體所共有,家庭的完整是由當事主體對其負有責任,共同體只是提供法律的依據對家庭參與者之相互關係進行界定與保護,整篇《民法》親屬篇都是在約束、管理行為者們與其間的相互關係。而這是建立在婚姻自由權之上,共同體不得限制、強制個別主體結婚或離婚的人權保障。

因此,所謂「拆散家庭」的說法是過於牽強而實不存在。

家人固然分隔兩地,但並沒有因此在法律上消滅其親屬關係,且這種分隔亦非遠久的封閉性答案。難道從出差外派乃至於刑事監禁,致使家人見不到面,都該說是他者刻意破壞、拆散家庭?再者,並沒有強迫回台,國人返台是自由意志下進行選擇,並沒有強制要求國人必須即刻離開而不可與家人留在當地。第三,在某些台商與陸配的思維中,可能骨肉不比桃園結義一杯酒,不能同生死共患難,樹倒猢猻各自散。

在法規制度之下,當韓國撤僑時,韓國人是表現得相當清楚家庭是參與者自己的責任,而沒有怪罪中方或自己國家的規定嚴苛。當若干台商與陸配在恐慌中國疫情的時候,自己不盡家庭之責任,留在當地維繫其家庭之完整,反而自行逃散指責法規不開後門,政府要負拆散其家庭之責任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另外請注意,散布恐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是違法的行為)

更有一些論者主張,按照《兒童權利公約》,不應拆散家庭。

但這種說法明顯地存在對公約條文的明確誤解。根據第10條第1項所要求,依照第9條第1項所規定,「簽約國得違反父母之意思,保護兒童不與其父母分離;但當局若經法院審查後循合法程序裁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對該兒童為有利者,不在此限。」所以根據第10條第1項,今天父母拋下子女先行潛逃,為了保護無國籍的某些兒童的人權,實際上台灣方面應該即刻違反父母的意思,將父母遣送。

而兒童既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且處於中國大陸境內,那麼實際上該兒童的人權是要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進行確保。因此同樣地,按照第10條第1項,中華人民共和國得違反父母潛逃之意思,要求台灣方面將父母至少一方遣送回中,以保護兒童不與其父母分離。

而有一些差不多先生,主張「無戶籍國民」的概念,試圖藉此將無國籍者瞞混過關。

然而,依照《出入國及移民法》第5條第2項所規定,其入國應向移民署申請許可。而根據同法第7條第2項,「兼具外國國籍者,有前項各款或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不予許可或禁止入國。」因此,按照第18條第1項第八款與第十三款,在有傳染病或危害公共安全與秩序的情況下,移民署拒絕入國是合法合理的。

質言之,無戶籍國民僅是允許其在中華民國法律實際能實行之範圍內居留並取得居留證的充分條件,但並不因此產生其可以隨意入國的條件,更不等同於擁有國籍成為實際上的國民。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第3條的定義,唯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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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有WHO所認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自豪掛保證的醫療制度下,無台灣的國籍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並不至於有人權威脅的問題存在。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發展的社區互助計畫,若待在外公外婆家理當更沒有照顧困難。

這些懷疑中國良善醫療制度與人權,踐踏衛健委防疫努力,蔑視國家政策的完善,並且遺棄子女而不顧的父母,良心究竟何在?反來要求台灣方面要無視既有法律與制度,漠視其境內人士的生命與身體安全,置已有良善醫療所保障的統治境外非國民於優先地位?

所以整件事是極度荒謬與可悲的。

一件很重大,關乎公民眾人的合法防疫對策,莫名其妙地被罵爆。當然很大程度是陸委會自己溝通能力不足和決策品質粗糙的問題,可能沒有採取行政法上尋求「核可」進行事前行政監督,而先進行決策然後「備查」進行事後行政監督。但在事後召開國安會議後,防疫中心相當正確地做出了客觀合理的修正決策,反倒是國民黨的立委與議員,昧於政治專業,無視一切政治與法律的客觀知識理論,無視中國具備的完善制度,在強行陳情說事繞過法律與政制理論與實踐後,又急著切割說都是陸委會的問題,可不可笑。

從外交官事件鼓吹外交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進行違反外交官本務的審查後,國民黨完全沒有打算面對他們煽動民粹的行為,反而拿著充斥著70歲戒嚴時期老頭子式的陳腔濫調藉網軍論來轉移焦點(有對價關係,固然或可說是網軍;但觀其於PTT所言者,實際上只是過去30幾年經歷過戒嚴的老頭子會說的陳腐話語,根本是言論自由的範疇;且外交官是不願意受上級無理責備而死,那麼又是誰跟著機場問題的曖昧消息不斷在媒體上轟炸外交單位應該追究未派車接送的責任?)

而明明就有簡單而且更好的做法,實際上台灣從第一例開始,各部會協調就過於消極,對武漢人口結構未認真對待而忽略了中國春運對疾病傳播的影響(例如第12例,2月3日出現症狀,往前推14天,是在遼寧;另外還有澳門香港的);對於返台者的社會心理狀態沒有認識而忽略匿情的傾向;口罩配給/販賣初期過於混亂,價格設定過低,導致個體戶輕易連買爆買也沒得管控。

這些事情,從一開始就該鎖緊螺絲,就由一個高層級的政治人物,比如蘇貞昌好了,出來禁止有中國旅遊史的非國民入境,然後嚴格監控、隔離返鄉者的身體狀況與去向14天,那民怨與恐慌也不會燒這麼大。

今天按照《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辦法》第6條第1項第五款,在有危害國家利益與公共安全之虞時,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出境。另按《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1條第1項,持有大陸護照者,不得為台灣人民,而是大陸人民。

再按《傳染病防治法》第58條第1項第六款,主管機關得商請相關單位停止發給特定地區人員入境許可。而按《出境辦法》第8條第1項第二款與第三款,就第二款而言,當中國已有其官方與世衛宣告之完善醫療條件之情況下,第二款之事宜不成立,強制出境者未有生命危險;就第三款而言,若未執行強制出境,有傳染他者之風險(特別是若干者有潛逃不服從防疫命令之惡行),因此明顯違反第三款之條件而不成立。

再按大法官釋字第690號意旨,當前傳染病情勢下的強制行為,「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尚不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亦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與憲法第八條依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尚無違背。」

故就目前既有的法規與解釋來說,拒絕入境與強制出境並無不妥。且拒絕入境與強制出境者相較強制隔離者,其對自由權之傷害相對較低,亦非永久性的禁止,並且顧及多數人之生命、身體之安全。如李震山、林子儀兩位法官之協同意見書所言,「在緊急防疫工作上,並不會不顧多數人生命、身體的安全,也不會因法官無醫療與公共衛生專業而形成司法保障人身自由之束手無策。」亦無「人身自由保障可能倒退或逆轉的徵兆」。

漢口車站武漢肺炎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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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論者,抱怨第二架武漢包機無法來台,是台灣方面政府的責任。

然,細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43條與第44條,中國已經在1月20日就公布肺炎是乙類傳染病,但要以甲類傳染病為對策管理。武漢包機,對方政府,或準確地說,武漢政府,沒有按照法律規範落實檢疫工作,導致第一波機上有確診病患,這問題本來就是該方政府的責任。武漢方面做不好檢疫,那麼無論在我方立場或中方立場上,本來就不應該讓它啟程,這樣才同時符合雙方法規並達到三方立場與效益的最大化。

武漢政府無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拒絕台灣方面政府派機與檢疫人員過去,反而為了政治的問題在撤僑字眼上大做文章,導致武漢的台灣人民至今無法按照合乎各方法規進行檢疫返台,這為武漢方面之責實應徹底究查。

退一步來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第49條已明定,縣級以上政府應做好協調工作,「優先運送『處理傳染病疫情的人員』以及防治傳染病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在這條之下,以中方的立場,台灣省級政府要求派機搭載檢疫人員至武漢進行檢疫協助,武漢方面政府卻拒絕,這應按照第72條查處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

搞了數天的大龍鳳,一切還是該回到法

這些家庭違法、反人權、超越一切既有制度與客觀知識的問題該怎麼處理呢?能夠像學群氓一樣喊說「啊他們是家人啊」,還是「啊他們有人權啊」嗎?試問剝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享有世衛認證的完善醫療制度合理嗎?試問父母棄置子女於不顧私自逃亡剝奪子女的人權合法合理嗎?試問要求台灣方面政府與人民去對其所行法律與制度外毫無責任的問題負責合理嗎?試問不移送陸配回去大陸與其子女團聚實踐其義務,是合乎雙方法律與其子女的人權嗎?

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情感可以理解,想要建立台灣共同體的想法也可以理解,但任何群體的建構,不能建立在群體自身的精神異裂上。少數群體為了不合法的事宜,忽視多數家庭面臨的威脅和擔憂,不僅試圖踐踏這些境內多數人的人權,還在其拋棄子女而剝奪其人權後,試圖進一步剝奪境外特定對象依其國籍所正享有的優秀醫療權利,這不是一個自由民主,以人權與法治立國的社會該出現的現象。

註解

  1. 伊曼努爾‧康德,〈永久和平論〉,李明輝譯,《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台北:聯經,2013),p.189.
  2. Ibid., pp.190~192.
  3. Ibid.,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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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