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新加坡首位戰地記者陳加昌:在日據時代,「漢奸」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

對話新加坡首位戰地記者陳加昌:在日據時代,「漢奸」不是非黑即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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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無論是在中國大陸還是南洋,對於選擇與日軍合作的中國人和華僑,到底是否該被稱為「漢姦」,陳加昌認為不應以非黑即白的角度評斷,如今兩岸仍對汪精衛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

除了台灣、大陸與港澳之外,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應該是見證20世紀中國發展史最重要的兩個國家。因為自19世紀以來,在這塊被中國人稱呼為「南洋」的馬來半島上,不只有大量的華人在經商,同時也是保皇派、維新派與革命派等不同中國政治勢力活動的海外據點。無論是談中國的過去、現在還是未來,星馬華人的視角都是不能與不該被無視的。

現年88歲的陳加昌先生,是新加坡歷史上第一位戰地記者,先後服務於《中興日報》、《中國報》與《泛亞通訊社》。從幼年時代開始,他親身經歷了日本統治的「昭南時代」,並在成為記者之後,於採訪1955年萬隆會議時聆聽周恩來的發言,後來又投入越戰的戰地採訪工作中結識了陳麗春、滕雪梅和施亞努親王等南越及柬埔寨要人。

這些精采的採訪經歷,都被陳加昌先生寫在《越南:我在現場》、《超越島國思維:李光耀的建國路與兩岸情》與《中柬風雲60年》等作品中。早在新加坡建國前就投入新聞工作的他,是東南亞各國與兩岸交流的活字典。雖然自李登輝上台以來,陳加昌就因為不認同其兩岸理念沒有再來到過台灣,但是他對兩岸問題的關心卻從來沒有減少過。

於是筆者在《亞洲週刊》幫助下,取得陳加昌先生的電子郵件,並向他提出希望利用這次前往新加坡航展訪問的機會,順道拜訪老前輩的要求。沒想到陳加昌先生居然主動以電話與筆者取得聯絡,並爽快接受了我拜會他的需求,於是便有本篇文章的誕生。既然陳加昌是來自新加坡的華人,那關於他的故事還是要先從日據昭南的時代開始講起。

「肅清」是種族屠殺嗎?

關於新加坡在二戰期間的歷史,最令華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英軍在1942年2月15日投降後,日軍針對當地華僑發起的「肅清」行動。所謂「肅清」,是針對陳嘉庚等僑領在抗戰初期向國民政府提供捐款,或者加入英國人成立的星華義勇軍所發起的反制行動。凡是18歲到50歲的華人男性,只要被懷疑有抗日的行動或者思想,就可能遭到日本陸軍第25軍殺害。

究竟有多少青壯年男子在「肅清」中死亡?目前只知道是介於2000到5萬人不等,沒有一個精確的說法。但是新加坡共和國自1965年立國以來,就將「肅清」形容為一場撲殺了整個世代華人精英的種族滅絕。就連李光耀本人,也不忘在回憶錄中提及自己差點於「肅清」中遭日軍殺害的記憶。如同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一樣,「肅清」是新加坡政府建構國家認同的重要歷史篇章。

李光耀這麼做的原因,一方面是要讓剛建國的新加坡有足夠的道德基礎向日本索取經濟援助,二來則是希望強化華人的憂患意識,進而鞏固他們對人民行動黨的支持。陳加昌坦言,佔領新加坡並執行「肅清」大屠殺的日本陸軍第25軍手段確實是十分殘酷,不過他並不贊同用種族滅絕或者種族屠殺來形容此一歷史事件。

就如同民進黨版本下的「二二八史觀」,有許多內容明顯是為了政治目的而誇大,甚至於捏造出來的一樣,今日新加坡政府對「肅清」的介紹同樣有許多失實之處。陳加昌認為,日軍發動「肅清」的目的並不是要清洗華人,而是要確保新加坡能成為一個穩定的後方。因為第25軍在完成對新加坡的佔領後,還將要繼續對印尼與澳洲發動攻勢。

可是星馬地區的華人,因為自日軍發動侵華戰爭以來就踴躍捐款支持國民政府抗日,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組織星華義勇軍(Dalforce)配合英軍抵禦進攻新加坡的日軍,所以從一開始就被第25軍作戰主任參謀辻政信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更何況撤退到叢林裡持續高喊抗日口號的「馬共」游擊隊,又有超過90%的幹部與官兵是由華人所組成,日軍就算想不針對華人都很難。

所以陳加昌雖然也譴責日軍的殘暴,但卻不認為「肅清」是針對華人的種族滅絕。他認為日軍的動機屬於純軍事上的考量,而不是對華人的種族滅絕。過去我們一般都認為,歡迎日軍佔領新加坡的族群以印度人與馬來人為主,因為他們本來就遭受英國殖民,希望同屬有色人種的日本協助他們驅逐英軍。然而根據陳加昌的瞭解,受到日軍「大東亞聖戰」鼓舞的華人其實也是所在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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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2月15日落成的和平紀念碑,本來是為了紀念在1942年「肅清大屠殺」中身亡的新加坡華人。可是李光耀總理為了推動族群團結,硬是在紀念碑上刻了英文、中文、馬來文以及印度人使用的坦米爾文,強調新加坡政府悼念所有在那三年六個月中身亡的獅城子民。

不一樣的昭南體驗

日軍佔領新加坡後,將這塊前英國殖民地改名為昭南,意即昭和之南。對於許多經歷過「肅清」的華人而言,昭南兩個字就如同中國人眼中的「支那」兩個字一樣,象徵著一段屈辱的歷史。以新加坡日據歷史為主題的舊福特汽車廠(Old Ford Factory),就曾經因為被命名為「昭南展館」(The Syonan Gallery)而引發爭議,最後不得不改為現在的名稱。

不過若我們回歸到1942年的時空環境,其實對於許多印度與馬來的民族主義者而言,日軍將英軍驅逐出新加坡象徵的是有色人種擊敗歐洲殖民統治者,一段讓他們引以為傲的民族獨立鬥爭史。事實上,不少華人也為日軍的勝利讚嘆不已,前民進黨立委陳昭南之所以被取名為昭南,據說也與其父親深受日軍拿下新加坡感動所致。

或許讀者們會抗議,表示日據時代的台灣人本來就是日本國民,且陳昭南又是台獨份子,會有這樣的感動並不讓人奇怪。可就筆者的瞭解,其實包括北韓金日成與中共毛澤東等推廣共產主義的東亞「抗日份子」,其實對於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前六個月的表現也是讚不絕口,認為日軍扎扎實實地為黃種人出了一口氣。

靠著日軍侵略中國,消耗國民政府實力起家的毛澤東就對太平洋戰場上的日軍有極為正面的評價:「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敢於跟美國作戰,跟英國作戰,跟法國作戰,曾經轟炸珍珠港,曾經佔領過菲律賓,佔領過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度尼西亞:曾經打到印度的東部,就是因為那個地方夏天蚊子很多,颱風很大,沒有深入進去,損失了20萬人。」

或許這並不代表毛澤東認同日本侵略中國,尤其是日軍掃蕩中共根據地的殘酷暴行,但卻證明早年共產黨領導人在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時,是把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上的日軍切割開來評論的。在這套論述中,對中共根據地實施「三光作戰」的日軍仍舊是殺人不眨眼的儈子手,但是進攻新加坡的日軍卻仍舊可以是東亞民族的解放者,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先鋒。

顯然毛澤東的這套論述,是為了迎合中共拉攏第三世界國家,孤立「美國帝國主義」與「蘇聯霸權主義」的政策所設計。畢竟毛澤東所設法拉攏的印度、緬甸、泰國、柬埔寨、馬來亞與印尼領導人,幾乎清一色都是在戰時與日軍合作的民族主義者。至少到大陸宣佈改革開放前,中共對太平洋戰場與東南亞佔領區的日軍採取的都不是「全盤否定」的態度,甚至不主動提日軍屠殺華人華僑的歷史。

而日軍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將軍,以Yes or No給英國守將白思華(Arthur Ernest Percival)選擇自己是否要無條件投降的態度,也給北韓的金日成將軍帶來極大激勵。《最純潔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The Cleanest Race: How North Koreans See Themselves and Why It Matters)一書作者麥爾斯(B. R. Myers)就指出,山下奉文逼降白思華的內容仍被北韓教科書列為黃種人戰勝白種人的典範。

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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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下奉文逼降白思華的畫面,被毛澤東、金日成、胡志明、蘇巴拉・錢德拉・鮑斯、翁山與蘇卡諾等東亞民族主義者視為黃種人崛起的象徵。

至於身為「過來人」的陳加昌,對此則有不同於華人受害者、印度、馬來民族主義者以及中共、北韓的看法。他指出日本佔領新加坡之初實施軍事管制,對華人男性實施大規模的檢證與撲殺,確實造成了不少悲劇。而昭南特別市的成立反而代表軍事管制的解除,讓老百姓的生活又得以回歸1942年2月7日以前的平靜。

尤其是日軍第25軍將進攻焦點轉向印尼之後,其實華人的生活也慢慢穩定下來。而舊福特汽車廠的展覽中,所謂日軍在糧食配給上特別優待印度人、馬來人,並且歧視華人的論述,就遭到陳加昌先生以過來人的身份給予駁斥。陳加昌指出二戰期間他們老家在鄉下種植番薯葉與秋葵,並且可以用自家種植的100公斤農產品換取日軍20公斤的米。

向華人發放糧食的工作並不是由日軍自己執行,而是交給華僑協會經營的會社出面處理。這些會社的高層職務一般也是由日本人擔當,但是底層與華人打交道的幹部仍舊是華人。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就曾經擔任過日本三菱公司新山分行米糧部經理,從事的就是類似的糧食發放工作。他們對待其他與自己同文同種的華人同胞,是不會有什麼種族歧視的。

陳加昌指出,負責發放米糧的華人幹部若看到來領米糧的女性特別漂亮,或者小孩子特別可愛的話還會多給一些糧食,雙方相處起來其實相當融洽,但是卻不符合戰後新加坡政府意圖型塑的「政治正確」。所以很多參與政府口述歷史計劃的長輩,往往私底下承認自己在二戰時當過「漢奸」,但是在正式訪談時又強調自己是受害者,論述並不一致。

關於「漢奸」的問題

昭南時代的另外一個爭議性話題,就是在日軍佔領新加坡以後,選擇與日軍合作的華人到底應不應該被稱呼為「漢奸」。事實上在這方面的歷史論述,新加坡政府採取的處裡還算相當寬大,比如在昭南警備司令部顧問篠崎護邀請下出任華僑協會會長的林文慶,就被塑造成為了保衛華人生命財產安全而忍辱負重的英雄。

而日軍對華人的「肅清」,確實也是來自於林文慶出面組織華僑協會,替昭南特別市收取奉納金才化解的。許多在戰爭初期遭到25軍拘禁的僑領,也是在華僑協會成立後獲得釋放,甚至於出任華僑協會幹部的。為此新加坡政府特別肯定林文慶的貢獻,還將地鐵站紫色線的其中一個站名取名為林文慶站,並沒有給他貼上「賣國賊」的標籤。

林文慶與新加坡晚晴園,即今天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屋主張永福一樣,是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會元老。他們倆人在對日抗戰爆發後,都因為志願或者非志願的原因追隨了汪精衛政權。尤其祖籍廣東饒平的張永福,更是看不起革命資歷比自己晚的浙江人蔣中正。畢竟蔣中正還沒到日本求學時,張永福就已經出任新加坡同盟會的副會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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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同盟會元老,又深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號召,信奉大亞洲主義,對於日本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擊敗英美的表現又有同屬亞洲人的「民族自豪感」,跟選擇與美國同一陣線的蔣中正更是格格不入。所以相對於在新加坡本土擔任昭南華僑協會會長的林文慶,回到中國擔任南京國民政府僑務委員的張永福更是日軍的積極合作者。

最終張永福也因為自己的選擇,雖然躲避了盟軍的戰犯通緝,與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了聯繫。在海峽兩岸的論述中,林文慶與張永福都因為他們對汪政權的效忠而失去了「革命元勛」的頭銜,甚至被視為「漢奸」看待。但是陳加昌也反問,靠著與日軍合作來舒緩華人苦痛的林文慶,真的能夠被簡單的被當成「漢奸」嗎?

他同時也指出,中國淪陷區的老百姓,同樣是靠著汪精衛政權的保護才免於更多的屠殺。若從這個角度來看,指控汪精衛、張永福與林文慶為「漢奸」,看在陳加昌眼中並不公平。陳加昌在日據時代同樣進入過日本經營的昭南日本學園就讀,而且還是李光耀的學弟。而李光耀本人在畢業後,也進入日本陸軍報導部擔任情報員,可見「受害者」與「合作者」的關係只有一線之隔。

或許正是因為李光耀本人都當過「合作者」的關係,新加坡政府才會對林文慶與張永福等人採取比較寬容的評價。而如今大陸與台灣仍對汪精衛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對陳加昌而言顯然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但是陳加昌也深信,「中國崛起」帶來的民族自信心,還有近年來中共與日本關係走向穩定發展的趨勢,會讓未來的大陸人以更冷靜客觀的態度評價這些歷史人物。

尤其林文慶擔任廈門大學首任校長的歷史定位,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再度得到肯定,就是海峽對岸正在擺脫「歷史包袱」的最好證明。崛起中的中共,似乎也從過去高喊「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帝國身上,看到了一些自己今天的影子。陳加昌先生對「合作者」們評價正面,對日軍也沒有全盤否定,是否表示他看待歷史的態度與台灣的獨派類似呢?

關於這點,其實從陳加昌先生在訪談中提及他在李登輝上台以後就沒來到過台灣這點,就可以發現他就兩岸問題的看法與台灣的獨派並不一致。顯見即便對二戰日軍還有「合作者」的評價與兩岸官方論述不同,也不盡然表示陳加昌先生支持台灣脫離中國獨立的立場。那麼對於兩岸的未來走向,陳加昌又有那些觀察與想法呢?一切就留待筆者下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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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