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公佈林宅血案調查報告:凶嫌關鍵錄音已被銷毀,不排除威權政府涉案

促轉會公佈林宅血案調查報告:凶嫌關鍵錄音已被銷毀,不排除威權政府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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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有無鎖定任何有關凶嫌的特徵、姓名等資訊。促轉會的尤伯祥指出,無論是已經解密、未解密的資料,目前都無法掌握是誰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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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圖為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去年28日與許多親友前往林家墓園獻花追思。)

(中央社)促轉會今(17)日公布林宅血案調查報告表示,情治單位曾有湮滅重要證據、對專案小組隱瞞案件相關資訊等作為,當年威權政府涉入本案的可能性不容排除,建議各機關應持續清查檔案,以利真相還原。

西元1980年2月28日,時任台灣省議會議員、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的母親游阿妹、7歲雙胞胎女兒林亮均、林亭均在台北市住家遭刺身亡,9歲長女林奐均重傷、經救治後生還,被稱為「林宅血案」,當時案發地點目前已成為教會,但事隔多年迄今仍未破案。

促轉會在2018年5月掛牌上路,將1980年的林宅血案、1981年的台大教授陳文成案列為重點調查案件,並在今天下午於景美人權園區的第一法庭,也就是當年美麗島事件的關鍵歷史場景,召開林宅血案的調查報告記者會。

促轉會委員尤伯祥今天表示,台灣社會對林宅血案的發生,長期存在一種猜測,就是此案並非單純的刑事案件,而是「政治謀殺」,而歷年來林宅血案的調查都未能回應「林宅是否受國家監控」的問題,因此促轉會也對此作為另一項調查重點。

尤伯祥指出,林宅受到嚴密監控,甚至監控已深入林義雄在自宅內的活動,若要進入行凶非尋常人所能為,應與情治系統有關。

兇嫌打電話的錄音內容已遭銷毀

另外,林宅血案發生隔天的「撥雲專案」會議中,刑事局一名組長曾表示,凶嫌在案發時曾用林宅電話撥打電話至「金琴西餐廳」尋找一名叫「王春風(或王春發)」的民眾,但對方未接聽就掛斷,當時專案小組研判這通電話極有可能是凶嫌所撥打。

促轉會表示,從檔案顯示,案發時凶嫌曾使用林宅電話對外撥出,情治機關曾掌握有這通錄有凶嫌聲音的監聽錄音帶,但促轉會持續追蹤後發現,國安局內部簽文顯示,此電話錄音疑似在案發後遭到銷毀,在在顯示林宅血案調查受到情治系統嚴重妨礙,也強化威權統治當局涉入此案的嫌疑。

至於錄音帶遭銷毀的原因,尤伯祥認為,情治機關為案件的主導者,或因掌握情報默許案件發生並湮滅證據;也有可能情治機關在案發後才知情,但因凶手與情治機關有所聯繫,或錄音帶內容對情治機關甚至威權統治當局有負面影響,因此遭銷毀;最後,也有可能是錄音帶遭銷毀純屬意外。

促轉會委員尤伯祥
Photo Credit:促轉會提供
促轉會調查委員尤伯祥認為,情治機關涉入程度甚深。

針對當時國安局對於關鍵錄音帶遭銷毀的說法,尤伯祥指出,國安局稱不知道林宅發生血案並不可信,因為國安局從當天的電話監聽便知道林宅發生凶殺案,且在案發當天,時任國安局長就已得知林宅血案發生。

尤伯祥表示,「撥雲專案」人員在案發後就認定為此案為政治謀殺,但在沒有任何合理根據的情況下,就假定是黨外人士或國際陰謀份子所為,因此全力朝此方向偵辦,鎖定了澳洲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另外,在沒有任何理由情況下,完全放棄思考能在林宅被監控下侵入行凶者與監控者有所關聯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推斷,專案人員辦案的基本立場,就是「只有國家的敵人會犯林宅血案這種政治謀殺,國家不可能會犯下這種罪行」,只能朝黨外或國際陰謀份子調查,不能往國家、政府方向去調查,「這是先射箭後畫靶的行為」。

對於有無鎖定任何有關凶嫌的特徵、姓名等資訊。尤伯祥指出,無論是已經解密、未解密的資料,目前都無法掌握是誰所為。

促轉會委員兼發言人葉虹靈也說,國安局解密相關檔案的同時,援引《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2項規定,以部分檔案內容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外關係之虞,而須於檔案屆滿50年後(2030年)才開放閱覽,建議國安局等機關對於已解密檔案的應用限制應限縮到最小範圍,以便利社會使用,而目前國安會已請國安局檢討當中。

情治機關對林宅有監控

促轉會指出,情治機關對林宅確實有監控,並可區分為線人、裝設竊聽器、電話監聽及林宅周邊監視等4種不同監控手段。

此外,調查報告摘要中也提到,在林宅被嚴密監控的情況下,凶手竟能趁林家僅有稚齡雙胞胎在家的空檔,於光天化日的中午時分侵入林宅行凶,並逗留達80分鐘,然後全身而退。由犯罪情節而懷疑監控者與凶手有默契甚至合意,實屬合理。

促轉會委員尤伯祥說,民間社會長期質疑此案是否為政治謀殺以及林宅是否受到國家監控,而在解嚴後,監察院針對「監控」展開調查,但相關機關皆否認,直到《政治檔案條例》上路後,相關檔案能夠解降密,才有今天的發現,而促轉會調查發現,「情治機關對林宅確有監控」。

促轉會調查報告指出,向國安局、國防部、警政署、調查局等機關調用檔案發現,確實有相關監控紀錄留存,監控機關至少包括國家安全局、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局、憲兵司令部及相關警察機關等,且監控樣態相當多元。

尤伯祥說明4種監控樣態,分為線人、裝設竊聽器、電話監聽及林宅周邊監視。線人部分,促轉會引用1979年2月14日調查局製作的情報報告,證明至少在1979年2月間,也就是命案發生的前一年,對林義雄的監控已深入至林義雄在自宅內的活動。

而在裝設竊聽器部分,促轉會表示,1979年12月13日美麗島大逮捕後,由於施明德脫逃,情治機關旋組成「獵明專案」緝拿施明德,為掌握其可能動態,於會議中布達「竊聽工作請積極進行,並以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等3位住宅為優先。」並在2日後具體分工,由憲兵司令部負責林義雄住宅的竊聽設備裝設任務。

尤伯祥說,雖然1996年間國安局回復監察院「從未對高雄事件涉嫌人林義雄及其家屬監控」,但刑事局會同各情治機關,於案發後組成的調查小組會議中,曾多次請國安局提供林宅電話紀錄及進一步資訊,而促轉會從首度揭露的檔案中,也發現國安局及警總分別製作的林宅電話監聽紀錄。

至於林宅周邊監視部分,促轉會指出,透過「防制陰謀分子政治暗流滋長計畫」及「一二一0專案後期治安特別措施」的規劃及執行要點可知,涉及美麗島事件的人士及家屬均在情治機關的監控規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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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秉芳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