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所有納粹親衛隊成員全都在分工下,推動一個殺人工廠的運作

《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所有納粹親衛隊成員全都在分工下,推動一個殺人工廠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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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一個人如果明知一部機器就是用來殺人,但他非但沒有拒絕,反倒還參與維持這部殺人機器的運作,那麼他就是殺人的共犯,無論在分工合作的過程中,他是在那個位子上貢獻其一己之力,也無論他是在毒氣室旁、抑或是在更衣室裡。

文: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

集中營的剖面:鮑爾的策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審判的證據調查進入高潮時,有位學生在一場電視座談會上問他:「你是否認為,發生在一切都井井有條的第三帝國裡,種種如會計般的犯行當中,有某種虐待狂在發揮著影響?或者,你並不認為這裡所提到的老實的公民,就只是被放到某個職位上,填補那個職位,無論他是在某個機器工廠,他可能在那裡計算著備料,抑或是在某個火車的裝卸台,他可能在那裡計算著也許會被帶往毒氣室或其他地方的人?」

鮑爾語帶閃躲地答道:「是這樣的,我得告訴你,你不能一概而論。那或許會完全錯誤……」

學生:「不,這不是一概而論,我指的其實是一個主要趨勢!」

鮑爾沉吟了一會兒。他表示,可惜德國的刑事訴訟,並非旨在探究犯罪的深層原因。因此,在刑罰體系中人們必須等待,在審判結束很長一段時間後,心理學家才能著手進行自己的工作。在那之前,虐待狂的問題勢必都將懸而未決。

那位學生堅持地表示:「可是且讓我們以艾希曼為例,他未曾殺死任何一個人。那是什麼呢?那肯定不是虐待狂。」

沒有殺死任何一個人的艾希曼。這是視為將鮑爾與他的檢察官們在法蘭克福對抗的一切,濃縮在裡頭的半個句子。這是特別讓聯邦共和國感到自在的看法:艾希曼坐在辦公桌前,處理著各種數字;由於他沒有親手殺人,所以他沒有殺人。這種見樹不見林的觀察方式會讓人看不到,大屠殺的整部巨大機器都是建立在(並由艾希曼進行校準),最終能在盡可能少的人動手下,盡快殺掉盡可能多的人。

發生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大規模滅絕,不是一九六三年時才首次被告上法庭。在以色列,早在一九六一年時就已展開的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中,它也是其中一個主題。然而,這時在法蘭克福進行的審判,卻在一個關鍵點上與此有所不同:在法蘭克福,沒有一個單獨的犯罪行為人受審,審判也並非針對某個特定的人,而是朝著一種社會現象。這就是弗里茲・鮑爾與他的起訴團隊所強調的:事關能夠如此順暢地殺人,其中所需的分工。

後來歷史學家則將此稱為大屠殺的主要結構特徵。這是法蘭克福的檢察官們所要傳達的主要信息。在這部巨大的殺人機器中,雖然只有少數一些人親自站在毒氣室的門邊,艾希曼甚至還站得很遠。然而,謀殺之所以能夠以如此高的效率進行,無非只是因為它的運作方式就和一家工廠一樣。

這就是讓法蘭克福奧斯威辛集中營審判的證據調查,變得真實、生動的場景。自一九四二年春季起,一列又一列的死亡列車就已開始駛入奧斯威辛集中營。它們是由隸屬於親衛隊國家安全部,在上級突擊隊領袖阿道夫・艾希曼領導下的「猶太處」,所負責的組織。六百多列火車將一百多萬人運到了那裡。每回親衛隊國家安全部都會透過電報與無線電,通知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營區指揮官,列車將至的消息,司令部隨即就會通知各個部門的負責人(預防性拘留營、政治部、親衛軍駐地醫生服務處、行車後勤單位、警備部隊、勞務隊伍),在火車裝卸台上接收那些飽受驚嚇的人,每個部門都有一個明確的工作計劃。

被分配到去裝卸台工作的親衛隊士兵,打開車廂的門,把被塞入車廂裡的人趕出車廂,從火車司機那裡取走運輸文件,把被送來的人分成男人、女人和小孩,接著再分成「無工作能力」和「有工作能力」,將人們排成五排,清點人數,為火車司機簽「運輸力證明」,下「清理命令」在裝卸台上洗劫抵達集中營的猶太人的財物,把那些即將殺掉的人用卡車運往毒氣室或是要他們排成隊伍走到那裡,指示他們脫衣服準備「沖澡」,將赤裸的人送入毒氣室,鎖上氣密的門,用救護車將齊克隆B(Zyklon B)帶到死亡工廠,將毒氣扔入球形模具裡,透過窺視孔觀察氣化過程與受害者的死亡掙扎,確認毒氣室裡頭的人已死亡,下令打開毒氣室,安排在焚化場裡的屍體火化,檢查金牙是否拔除,剪掉婦女的頭髮,監視貴重物品的盜竊,透過電報呈報給在親衛隊國家安全部裡的大屠殺簿記員,被驅逐出境者的總數(男性和女性分開),呈報被安置入營區的囚犯人數,以及已被殺掉的人數,將那些被選為「有工作能力」的男性和女性(從不超過一趟運送的總人數的25%)安置到集中營裡,命令他們洗澡,讓他們剪去毛髮、穿衣服與紋身,然後要他們作為勞動奴隸,壓榨他們的勞動力,直到他們平均過了三個月後同樣難逃一死。

弗里茲・鮑爾指示他手下的檢察官,將一個「集中營的剖面」帶上被告席,這是一個範例性的擇取,它得要表現出這整個系統,「從指揮官到囚犯監工」(這會讓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紐倫堡審判)的整體狀態。這個剖面包含了低階與高階的官兵,包含了聽憑自己愚蠢的任性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橫行的人,像是主管助理奧斯華・卡杜克,喝了酒就在營區裡亂晃,然後隨意打死囚犯,也包括了野心勃勃地完成自己的任務的人,像是醫療服務人員約瑟夫・克雷爾(Josef Klehr),他總是在醫療大樓裡殺死比所要求的更多的人,藉以讓一天中的死亡人數「湊個整數」,例如從二十八湊成三十,或從三十七湊成四十。

鮑爾甚至還以共同謀殺的罪名,起訴一位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負責分發條紋囚衣的納粹親衛隊成員。此舉旨在作為某種聲明,作為鮑爾的核心法律論點之中一個示意性範例。

就發放囚衣本身來說,當然不算是犯罪。

然而,根據弗里茲・鮑爾的論點,在如此高度組織化的犯罪中,這種見樹不見林的觀察方式是錯的。因為整個情況並不是說,在滅絕營裡存在著以滅絕為己任的親衛隊成員,也存在著以藉由發放防護衣,來阻止殺戮為己任的親衛隊成員。親衛隊的成員們當然不是在相互對立下各自行事,他們其實是在一個共同的目的上分工合作,所有在這部大型的分工機器裡分配給在不同職位上的不同親衛隊成員的不同任務,也都只是為了這個目的服務。「其實很久以前就已經有集中營」,鮑爾手下撐起這場大審判的年輕檢察官之一,約阿辛・庫格勒後來曾表示,「它們存在於世界上的許多地方,在那些集中營裡,被關押的人可能會被拳打腳踢、被刑求、挨餓。在我眼裡,奧斯威辛的獨特之處就在比克瑙(真正的滅絕營),這是迄今為止史無前例的、如工廠般的謀殺……而且還利用了殘餘物。在此之前還從來沒有人這麼做過。」

守在毒氣室門口的親衛隊差役,正如那些將注定要工作到死的工作奴隸的頭髮剃光,或是讓其穿上條紋制服,藉此為行兇者清除最後阻礙的那些親衛隊成員,都是為同樣的目的服務。弗里茲・鮑爾表示,所有這些納粹親衛隊成員全都在分工下推動一個殺人工廠的運作;如果我們在回首過往時幫每個小齒輪一個忙,以分別單獨的方式去看待它們,而無視於它們在一部更大的機器裡的功能,那麼人們就會認不清實際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發生的事情。

因此,誠如歷史學家馬蒂亞斯・摩伊許所言,如果只是個別地證明集中營的某個衛兵犯下「殺害X、Y或Z的謀殺罪」,這並不符合納粹統治的實際情形。鮑爾表示,在這種傳統的法律觀點背後(艾希曼是個從未對任何人施暴的簿記員,在更衣室裡的納粹親衛隊成員則只是發衣服給囚犯),隱藏著人們想要「藉由將那些可怕的事情原子化或碎片化、去私人化,並進而消弭集體犯行」的願望。

在一個像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這樣的地方,忐忑不安的群眾會被送去那裡,就只是為了要被盡可能有效地謀殺與焚化,在那裡,誠如漢娜・鄂蘭在評論奧斯威辛集中營審判時所述,所有的守衛都被「一個無與倫比的人潮所包圍,那些人無論如何都注定得死」,在法蘭克福的檢方看來,那裡的所有相關人員就只有一種道德選擇,那就是:拒絕。一個人如果明知一部機器就是用來殺人,但他非但沒有拒絕,反倒還參與維持這部殺人機器的運作,那麼他就是殺人的共犯,無論在分工合作的過程中,他是在那個位子上貢獻其一己之力,也無論他是在毒氣室旁、抑或是在更衣室裡。這是法蘭克福檢方的法律核心。弗里茲・鮑爾指示他手下的檢察官們在這樣的意義上進行論述。

「如果人們對於納粹親衛隊軍官、對於士兵,對於醫師與藥劑師、對於某些成為殺人幫兇的囚徒分開處理,那將在完全不會與為刑事訴訟所設的界限發生衝突下更容易、更迅速地進行審理。」《明鏡週刊》的法院記者格哈德・茅茲(Gerhard Mauz)曾贊同地提到了這一點。這也就是為何陪審法庭的首席法官漢斯・霍夫麥爾(Hans Hofmeyer)其實很想這麼做,但弗里茲・鮑爾卻成功地反對了。茅茲還表示:「龐大的素材也許可以被分解成容易處理的許多部分,然而,如此一來,將不會產生任何足以迫使人們承認過去的錯誤的全貌。」

弗里茲・鮑爾則是如此說明自己的想法:「在納粹所統治的歐洲有個清算猶太人的命令;謀殺的工具就是奧斯威辛、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等集中營。任何人若是參與了這種殺人機器的運作,則都負有參與謀殺的罪責,無論他做了什麼,當然,前提是他知道這部機器的目的,對於那些曾在滅絕營裡或知道滅絕營是什麼的人來說,這是理所當然,從衛兵開始一直到最高層,完全毋庸置疑。一個人若是隸屬於某個席勒式的強盜集團、或是隸屬於《謀殺公司》(Murder Inc.)式的幫派集團,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刑事司法人員都不會懷疑,這個人負有謀殺的罪責,無論他是以「老闆」的身份坐在辦公桌旁下達謀殺的命令,或是負責分配槍枝,或是去犯罪現場探勘,或是親手開槍,或是負責把風,或是負責做些其他在分工的框架下被分配的任務。」

法蘭克福的審判當然也揭露了極端虐待狂的一些個案,某些其實並不屬於奧斯威辛集中營計劃的個別的任性胡為的行為。舉例來說,有一回,在一批小孩被運到集中營時,威廉・伯格發現其中一個小男孩居然藏了一顆蘋果,於是伯格就走向那個小男孩,抓住他的腳,把他的頭砸向營房,然後若無其事地撿起蘋果,把它吃掉。奧斯華・卡杜克則是曾經從囚犯的頭上把他們的帽子摘下,然後把它們拋向帶刺鐵絲網的方向,扔過一條囚徒禁止跨越的界線,如果囚徒跑過去取回帽子,他們就會如卡杜克所預期那樣被衛兵射殺。

馬丁・瓦爾澤曾在一九六五年時指出(完全符合弗里茲・鮑爾的意旨),諸如「婦女被活生生地推入火中」或「早餐時間的仁慈射擊」之類聚焦於個人獸行的報紙標題,只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我們當然曉得,我們與這些事件、這些暴行無關。這些卑劣行徑是不可分割的。在這場審判中人們不談論我們。」瓦爾澤批評道:「我們用這樣的言語讓奧斯威辛集中營遠離我們。……我們必須在排除目前被告被指責的種種附帶的因素與特質下設想殺人工廠。……沒有這些『色彩』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才是真正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那是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如工廠般的性質,即使沒有個別守衛的虐待行為;這樣的性質讓一個男孩用鮮血在營房的牆上寫下了:「安德烈亞斯・拉帕波特(Andreas Rappaport)—活了十六年」,這樣的特點也讓一個九歲的孩子說出了:他曉得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但卻「再也無法學習更多」。

一九六四年,弗里茲・鮑爾曾在與學生的電視座談中表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或許有共識,並不是始於奧斯威辛集中營與比克瑙集中營的大門。大批的人群被帶進了這些集中營,所以前前後後牽涉到了許許多多的犯罪行為人。」不過,鮑爾的論點(每個在滅絕營裡工作的人都負有殺人的共同罪責)有多難被挺住,我們從納粹親衛隊醫師法蘭茲・盧卡斯(Franz Lucas)的案例就不難看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盧卡斯醫師參與了在裝卸台上的挑選工作,這點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過去的一些囚徒卻曾表示:「他是那裡唯一一個把我們當人對待的醫生。」有人說了,他是如何提供囚徒們一些救命的藥物,有時又是如何迴護他們,直到他在納粹親衛隊裡因「對囚犯太好」而受到了懲罰。有位證人則作證說:「在盧卡斯博士離開時,我們感到十分地絕望。從前盧卡斯博士和我們在一起時,我們非常高興。真的,那時我們再次學會了微笑。」

儘管納粹親衛隊醫師盧卡斯博士藉由參與在裝卸台上的挑選工作,為工業化的謀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不過,且讓我們假設一下」,漢娜・鄂蘭指出,「如果他問犯人,自己應該怎麼做。他們難道不會要求他留下來,為此付出必須參與在裝卸台上的挑選工作的代價(這是日常的工作,可以說是某種例行恐怖),藉以保護他們免受其他所有人卑劣的、如惡魔般的創意的侵害?」

對於鮑爾的法律論點,法蘭克福的法官們只是搖搖頭。「這算什麼呢?」其中一位法官在審理過程之餘,曾對年輕的檢察官格哈德・維斯厲聲斥責道。這種自動罪責的構想肯定會遭到聯邦法院的駁斥。「人們把判決當成了賭注。」法官只判處了納粹親衛隊醫師盧卡斯博士以可以想見的、最低的三年零三個月刑期,之後聯邦法院廢棄了這項判決,邦高等法院則在更審中宣告盧卡斯博士無罪。

那位負責更衣室的納粹親衛隊成員則是立即被判無罪。法官的看法仍是:發放囚衣本身不是犯罪。

法官們表示,並非所有參與殺人工廠運作的人,都對它所造成的結果即大屠殺,負有共同的罪責。後來聯邦法院曾批評道,弗里茲・鮑爾的論點「將代表著就連一個完全沒有幫助促成主犯行之行為,也得受到懲罰。」一直要到很久以後,在二○一一年慕尼黑的法院對烏克蘭的滅絕營衛兵約翰・德姆揚朱克(John Demjanjuk)所做的判決中,德國的法官才還了弗里茲・鮑爾一個公道。

一九六五年在法蘭克福判處的刑罰之所以很輕,也是因為陪審法庭根據了一個有利於被告的大膽法律構想。法官們曾多次把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裡的謀殺,定義成僅僅只是幫助。他們表示,大屠殺是希特勒、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與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這些指揮官的行為;那些為他們服務的人,無論是勉強還是不勉強,在他們的內心當中,往往還是認為這是源自他人的行為。那些德國人往往可能也是動手謀殺的人,然而,在他們自己的認知上,他們卻只是某個他人的行為的幫手。這是一個早在一九五八年烏爾姆行刑隊審判(Ulmer Einsatzgruppen-Prozess)中就已拍板定案的判決,它允許了慷慨的刑罰折扣,因其取決於行為人在法庭上,有多堅持自己在內心當中不認同自己的行為。這項判決也導致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審判結束時,那位將集中營轉型為滅絕營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集中營副指揮官羅伯特・穆爾卡(Robert Mulka),僅因幫助謀殺而被判刑。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審判家弗里茲・鮑爾:看檢察總長如何翻轉德國的歷史》,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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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南.史坦格(Ronen Steinke)
譯者:王榮輝

拒絕沉默的司法人、電影《大審判家》中的檢察總長,
德國轉型正義代表人物!
了解德國傳奇檢察官如何拋開傷痛,重啟追緝納粹與思辨之路。

弗里茲・鮑爾是一位偉大的法律工作者與人文主義者,
他的故事被改編成電影《大審判家》,獲獎無數!
他不只翻轉了戰後德國的命運,讓德國走上反思之路,
他的傳奇一生也成為德國多部電影的重要題材!
一位打破沉默圍牆、扭轉當代德國的關鍵人物,
一本令國際矚目的傳記楷模!

本書受到高度好評與推薦,更被德國與國際媒體譽為「法律工作者必讀之書」、「令人欲罷不能的一部傳記」,更能理解今日德國走過的重要道路!弗里茲・鮑爾迫使德國人看清戰後德國面臨的課題,他是在依然深受納粹餘孽影響的年輕聯邦德國的司法體制裡,完成法蘭克福的奧斯威辛大審判。為了將阿道夫・艾希曼帶上法庭受審,他與以色列的特務合作。然而,這位英勇的獨行俠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呢?作者講述鮑爾成為德國政壇話題人物、偉大的法律工作者暨人文主義者的傳奇人生。

1963年,「奧斯威辛」(Auschwitz)成了德國人家喻戶曉的詞彙。二十二名納粹黨羽遭到起訴,一場舉世矚目的大審判在法蘭克福展開。這一切全得歸功於一個人:弗里茲・鮑爾,德國黑森邦的一位檢察長。身為猶太人,又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他在1936年時設法逃離了納粹德國。在大戰結束重返德國後,他引發了戰後德國社會對於納粹份子應當負起的罪責的熱烈討論,更排除萬難,在依然深受納粹餘孽所影響的年輕聯邦德國的司法體制裡,完成了「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大審判」。在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時代休養生息的氛圍下,鮑爾的種種言行,不僅惹惱了他的同行,為他樹立了許多敵人,更使他成了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作者藉由這部傳記告訴了我們,鮑爾是如何改變整個德國,促使這個國家走上反思之路,而鮑爾的勇氣又是如何帶給這個國家恢復名聲的契機。

弗里茲・鮑爾勇往直前,對於「人性」、「道德」的辯證,
思索戰後德國的轉型正義與未來,
正義與罪責,始終是戰後德國面臨的課題。

封面正面_大審判家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