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肆虐——心理學談為何人在疫症當前才自救

文：杜傾思 @ 樹洞特約作者

武漢肺炎病毒持續擴散。隨着國家公布的受感染及死亡數字飆升，香港也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人人自危的處境——普羅市民前所未有地連日（甚至連夜）四出疲於奔命，為的只是一盒口罩、一樽漂白水或一包酒精消毒紙巾。

市民搶購時那種徬徨、無助、憤怒、絕望的心情，相信您當刻必定能理解。然而，或許您會提出以下的疑問：那些在商店平常幾乎是「垂手可得」的衛生必須用品，為何總是會等到疫症嚴重威脅下才變得「必須」呢？是否純粹這次病毒的單方面影響呢？這將從「健康心理學（Health Psychology）」裡的「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講起。

健康心理學的六大因素，使人作出自保行為

健康心理學旨在探討如何鼓勵（encourage）、促進（facilitate）及維持（perpetuate）身心健康，而「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rs）」便是達至健康的不二法門，例如多做運動、早睡早起、衛生預防措施等等。另外，亦會探討減少「損害健康行為（health-compromising behaviors）」的介入手法，例如吸煙、濫用物質和暴飲暴食。

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心理學家們致力探討如何鼓勵市民大眾提升對健康的覺察（awareness），以及參與一些政府提倡的健康計劃，例如戒煙運動、疫苗注射（vaccination prevention）推廣計劃。久而久之，便發展出一套「健康信念模型」理論。根據此理論，除了個人性格差異因素（individual differences/modifying variables），以下六項因素會影響個人作出「健康行為」的傾向：

• 自覺罹患性（perceived risk susceptibility）——認為自己多大程度會「得病」;
• 自覺嚴重性（perceived risk severity）——認為自己「得病」後「病情」的嚴重性;
• 自覺益處（perceived benefits）——認為採取行動所帶來的好處;
• 自覺障礙（perceived barriers/barriers to action）——認為採取行動時的難處及代價;
•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認為自己一旦採取行動後，多大程度上能避免「得病」;
• 行動線索（cues to action）——讓個人萌生必須即時或盡快採取行動的「導火線」。這包括內在（internal）線索，如感受到身體上輕微的不適，和外在（external）線索，如傳媒報道、身邊家人或朋友是否「得病」等因素。

如果把上述理論套用到是次肺炎疫情，市面上的「搶購潮」（以搶購口罩為例）可以這樣理解：

• 自覺罹患性（perceived risk susceptibility）——市民很大程度上認為一旦沒有口罩，他們必定會受感染;
• 自覺嚴重性（perceived risk severity）——市民很大程度上認為一旦染病，其病情會非常嚴重;
• 自覺益處（perceived benefits）——市民很大程度上認為佩帶口罩能有助大大減低傳染風險;
• 自覺障礙（perceived barriers/barriers to action）——佩帶口罩應該沒有多大「困難」（當然，「一罩難求」這現象便另當別論）;
•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由於佩帶口罩的動作不難，故此市民的自我效能相當高;
• 行動線索（cues to action）——很大程度上是電視及社交媒體的廣泛報道。另外，由於日常接收的資訊都跟肺炎病毒息息相關，以致我們也會更專注（attentive）身體的狀況和感覺。此時候，只要身體稍有不適（可能只是幾聲咳嗽、起床時的輕微頭痛），我們便時刻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染病。然而，在其他正常日子，我們會對這些不適根本毫不在意。這現象稱為「症狀感知（symptom perception）」，亦是健康心理學其中一個探討範疇。

綜合以上原因，大家會明白為何武漢肺炎會引致全城的恐慌及「搶購潮」。當然，此理論固然亦有其不足和限制，其中包括無法解釋為何久而久之人們會漸漸減少「健康行為」（這亦是其他動機理論的一大限制）。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預防勝於治療，維護公眾健康

疫症的情況固然令我擔憂和難過。另一方面，最讓我感到失望和無奈的，是許多市民（不管是內地人還是香港人）在過去的日子缺乏了危機和衛生意識，例如隨地吐痰、亂拋垃圾、在交通工具上連番咳嗽而不掩口的情況屢見不鮮，以致隨處都有可能成為疾病的溫床（遑論其他的衛生防護措施如多儲備口罩、消毒藥水）。

冒犯來說，在過去17年，大家從「沙士」領悟了多少呢？這種臨渴掘井的心態，到底還要維持多久？我們對得住299名逝者的在天之靈嗎？昔日的因，種下今天的果。而這個果，便是全港市民活在此陰霾之下（當然，筆者絕對不是否定政府不「封關」所引致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

誠然，在筆者求學時期、及至日後投身社會工作，已意識到自我監察（self-monitoring）的弊端和不足，故此筆者不會主動呼籲大家保持警惕。反而，筆者呼籲社會政策的制定者（如果您們還有魄力或熱心力挽狂瀾的話）或「未來的主人翁」透過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方法，徹底利用政策從根本改變市民的行為、習慣和意識，以提升香港對抗不同疫症的韌性（resilience）。或者，希望上述的理論能啟發大眾的思維，共同想出一個長遠而有效的「健康方案」。

（執筆之時，忽聞香港出現首位因武漢肺炎病逝的個案。）

參考文獻

• Champion, V. L., & Skinner, C. S. (2008).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Health behavior and health educ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 45-65.
• Taylor, S. E. (2015). Health psychology. McGraw-Hill Education.

本文獲澍洞- TreeholeHK授權轉載，內文稍作修改，原文請看此。

相關文章：

• 念力抗疫？談心理健康與抵抗力關係
• 懷疑自己有武漢肺炎？——淺談疑病症

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Kay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