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一盤棋」假象下的諸侯政治,封省封城猶如割據的戰國時期

「全國一盤棋」假象下的諸侯政治,封省封城猶如割據的戰國時期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疫情之下,中國各地紛紛採取了「封閉式管理」。時政評論員鄧聿文認為,這不僅僅是疫情嚴峻下的反應,而有更深層的原因。這展現了一個更加真實和殘酷的中國,戳破了全國一盤棋的假象。

文:鄧聿文(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從封省到封城,再到封村、封社區,今次新冠病毒疫情出現的一個「奇葩」現象,就是中國各地紛紛採取「封閉式管理」,以阻隔武漢和湖北來的人員,防範病毒擴散到本地。根據不完全統計,自武漢實施封城後,全國很多地方紛紛效仿,已有鄂贛遼皖等地採取「封省」措施,80多個城市「封市」,而且幾乎是每個村和每個社區都實施「封閉管理」,即使在偏僻小山村,也設置路障,盤查過往行人。

這似乎不像一個一貫強調「全國一盤棋」和有著大一統傳統意識的國家,倒像是一個一個各自為政的封建割據邦國。事實上,有輿論把各地的「封城」和「封省」稱之為「戰國」或「列國」,感覺重回封建的列國時代。

這的確是個值得探究的話題,能讓我們發覺許多被忽略的深層次問題。

固然,「封區封村堵路」、盤查行人的做法反映了新冠病毒疫情的嚴峻,但僅僅把它看作一種過激反應,似乎有些簡單。因為此種做法並非第一次出現,17年前的SARS也曾出現過,只是範圍和程度的差異,更多的,這應該是中國人對流行疫情的一種本能反應,實際上,它有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在中國人的日常交往和社會管理中,此種「封閉心態」和「封閉管理」比比皆是,只是人們習以為常,沒有覺察而已。比如中國城市的小區和單位都是「封閉」的,雖然道路四通八達,但都被一座一座的「圍牆」所包圍、分割和切斷。

兩個「中國」

換言之,我們所看到和感知的中國,一直都存在兩個:一個是大一統的、強調「全國一盤棋」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一個是分割的、以圍牆、單位和大院為代表的,各自為政和自保的中國。

前者為統治者所宣揚、推崇和灌輸的「歷史規律」和政道傳統,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就以「天下一統」為旨歸,歷代統治者,即使是分裂時代的統治者,也以統一中國為其使命。

後者表面看來被政治所排斥,但確是社會真實運作的「規則」。中國有「天高皇帝遠」的說法,它意味著只要在最高權力直接管轄不到的地方,地方統治者就可做「為所欲為」,民間對此有一個更形象的稱呼,即「土皇帝」,雖然現在通訊和訊息發達,但由現實權力體系和幾千年遺傳、繼承下來的這種政治心態的混同所決定,本質上並未有多少改變。每一個權力單位,都是一個封閉的「小王國」,不僅有一個看得見的封閉圍牆,還有一個看不見的封閉政治心態。兩個「中國」,在大部分時間裡,「和諧」地存在同一片土地。

諸侯政治與山頭派系

中共的執政,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加重了它。自秦始皇滅六國,統一中國後,傳統帝制時代,除少數年代給有功之臣和皇親國戚封國外,雖然消滅了政治上的分封割據,但由於皇權不下鄉,僅延伸到縣一級,縣以下保持鄉紳自治,基本上等同一個個小的「獨立王國」,只是沒有武裝。這也造成中國人一旦在戰亂時期呈現一盤散沙狀態。接受這種教訓,執政黨特別注重「全國一盤棋」,將黨的統治一竿子插到底,在制度上避免地方諸侯擁兵自重、各自為政的局面出現。故我們看到,在中共統治下,沒有出現地方諸侯直接挑戰中央權力的事情。

然而,這並不是說,執政黨的統治就有效規避了一個個「小王國」。由於政權層級過多,鏈條過長,訊息傳遞中的「時滯」效應和監督缺乏總使基層政權成為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尤其是單位制度的實施和全面推廣,造成每個單位其實都是獨立的「小王國」,因為在改革以前,中國的單位制度基本上是一個小社會,作為全面控制人的一種制度,單位之內,吃喝拉撒睡都管起來,對單位職員來說,無須與外面發生交換聯繫。改革之後,此種全能型的單位制度只剩下一個空殼,如今人們除工作可能不需要與外界發生聯繫,其他需求都要通過市場和交換來解決,但單位制度造就的封閉心態被保留延續下來,並被單位制度的外在表現——圍牆包裹。

圍牆不但沒有隨著單位的改革和變遷被拆除,反而由於安全問題而加固,並在整個社會蔓延開。現在城市的每個小區都建有圍牆,還安裝了探頭。人們都在圍牆之內工作和生活。中國政府前些年為了改善城市交通,曾經醞釀過拆除單位和小區圍牆,打通道路的計劃,但動議尚未提出,就遭到社會反對,實施不下去。

改革前期,由於實行財政包干制度,中國出現強地方弱中央的局面。而在地方,每個省的財政狀況也不一樣,像廣東、山東、江蘇等省的財力比大多數省份都要好,這些財力強的省份,對中央有一定的談判空間,時被學者稱之「諸侯政治」,威脅中央管治權威,這也才有朱鎔基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通過削弱地方財力進而削弱地方權力,免得尾大不掉,威脅中央。

當然,這個階段的「強地方弱中央」只是相對而言,由於執政黨的組織體系貫穿於政府,而它又是一個講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等級的政黨,人事任命大權掌控在執政黨特別是中央手上,地方政府還是受中央節制。儘管如此,實力強的地方諸侯也確實會有更多機會得到提拔重用。執政黨用人號稱五湖四海,但歷史形成的山頭派系在人事任命中具有很大作用。加之中國人本來地域觀念就很強,某個派系和某個地方的官員在某位領導人當政時會受到格外關照,提拔到重要和關鍵崗位或者重要省份。

RTS1GXSD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官員的體制性懈怠

此種用人狀況在胡錦濤時期和習上台初期一度有所改變,一些在中西部貧困省份工作的官員會得到中央青睞提拔,但隨著最高權威要打造一種新的全能型舉國體制,小圈子選人的情況愈加凸顯。比起前任,他更不可能容忍地方諸侯的坐大,其集中權力的目的,就是要削弱一切能威脅到自身地位的勢力,不管它來自中央還是地方,保持絕對的政令暢通。

然而,現實與規劃總有差距,儘管他的指令無人敢違抗,全國看似一盤棋,但只要脫離了其視線,官員們就呈現體制性懈怠,無所作為,逃避責任,欺上瞞下,這實際是一種對唯一權威的消極抗議,也是權力的自我封閉。新冠病毒肺炎的擴散與它有直接關係。因為無人負責,官僚們都不做事,也就白白浪費寶貴的阻截病毒的時間。

同樣,由於坐等上面特別是唯一權威的指令,面對各地紛紛採取封路封市封城措施來防止疫情傳播,儘管明知這種極端做法會給民眾生活造成極大干擾,但在沒有上面明確的指示下,主管部門聽之任之。只有在「封城」的負面效應全面顯現,上面也發話後,主管部門才行動起來,去糾正這種現象。和SARS時期政府的此類回應相比,慢多了,當年SARS各地也曾出現今日的封路封城等「封閉式做法」,但公安交通等主管部門意識到它對抗擊SARS的不利後,迅速制止了它的蔓延,不像如今全面開花。

地方意識打敗全局意識

此次疫情各地「封城」,一個直接的催化劑是武漢,如果說武漢「封城」乃迫不得已,得到上面的同意,這一舉動帶給各地的示範效應就是在自救的藉口下,中央和上面既不會也不可能對自己的「封省」、「封城」、「封村」等追究責任,它激發起了各地原先潛伏的對中央特別是唯一權威的消極反抗,乃至一定程度的地方意識和獨立性要求,借助於這個特殊時機,將之變成積極的以鄰為壑的「封疆割據」。

之前,在中央的壓制下,地方的獨立性和「諸侯意識」根本沒有存在空間,現在在這種特殊情形下被復活,且以一種過度的形式出現,因為地方父母官都知道,此時以保護百姓為由採取這種極端措施上面和中央是不可能怪罪的。這裡有一個示範過程,當第一個「封城」沒事後,接著就會有第二個、第三個封城。此時若不封城,反而會引發當地民眾的不滿,因此,在這個特殊時刻,對地方的權力主體來說,地方意識打敗全局意識,服務於本地利益要高於服務於全局利益。

這種危機時候的做法,雖然不是常態,但卻比常態更能反映人們包括官僚群體的真實動機。民語有,大難來臨各自飛,各掃門前雪,此次各地「封城」有點類似於此。這才是一個更加真實和殘酷的中國,它戳破了全國一盤棋的假象。採取高壓手段完全壓制地方利益,不讓地方有一點自主意識和空間,將政經大權完全壟斷在中央甚至一個人手上,以維持一人權威和政治上的全國一盤棋格局,其負面效果,就是造成一個個封閉的權力空間,並在危機時候以一種劇烈形式反彈,為追求自身利益和安全而完全不顧全局和他人利益,甚至損害他人利益。此乃「新時代」的地方主義以這種曲折方式表達出來。

傳統中國雖然更多強調國家一統,但地方和本土意識也很強,兩者並行不悖地存在於歷史,以為集權能消滅地方意識,是一種錯覺,它只會使權力主體一步步走向封閉,使人們的心靈不是更加開放而是更加向自我孤立,沉積下來演變成一種有分離傾向的本土意識。事實上,因為極權,無論就中國人的總體意識還是國家政治而言,比之前的改革時期,中國不是更加開放,而是進一步封閉。

  •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本文經《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