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氣象學家》導讀:見證紅色恐怖――屬於全人類的古拉格記憶

《古拉格氣象學家》導讀:見證紅色恐怖――屬於全人類的古拉格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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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艾萊奧諾拉走向生命盡頭前,終身無法釋懷的是遭遇如此待遇的父親,在生命即將逝去之際,為何還能繼續忠誠於這個殘酷無情的史達林以及社會主義建設?

文:倪世傑(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學者)

【導讀】見證紅色恐怖――屬於全人類的古拉格記憶

對當前中壯年以上的台灣民眾而言,「古拉格」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稱。榮獲一九七○年諾貝爾文學獎桂冠、知名的蘇聯政治異議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於一九八二年訪台並於中山堂發表公開演講,其大作《古拉格群島》一書中譯本(聯經)同時於台灣出版,蔣氏統治集團的「反共大業」在台灣又獲得新的能量。極其弔詭的是,在後美麗島時期的台灣,「古拉格」反倒給予主張「反共復國」的國民黨政權新的正當化基礎,而當時有「台灣古拉格」之稱的火燒島,仍長期關押著一群分別支持台灣獨立自決以及回歸紅色祖國的政治犯。

無獨有偶的是,當時執政黨已落入遲暮的蔣經國總統之手,他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間曾留學蘇聯並在當時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也是史達林時期「大清洗」的親身見證人,卻也操刀戰後台灣社會的大清洗。二十世紀上半葉是帶著血腥味的意識形態恣流的年代,杜聰明、郭琇琮、呂赫若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不幸遭遇與運命,與《古拉格的氣象學家》一書中的主人翁范根格安姆(Alexei Feodosievich Wangenheim,1881—1937)的最後遭遇竟是相當雷同的:皆堅信社會主義為人類前途之所繫,但前者被白色恐怖連根拔起,後者則是命喪於史達林的紅色恐怖。

《古拉格的氣象學家》這本書是由獲得多次文學獎的法蘭西作家侯蘭(Olivier Rolin),根據范根格安姆在集中營三年中寫給妻子瓦爾瓦拉(Varvara Ivanovna Kurguzova)與女兒艾萊奧諾拉(Eleonora Wagenheim)的信件為基礎,進行多次的社會調查後,從紅色恐怖被害者的角度,認識史達林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段相對平和的日子所進行的「大清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歷程,這些受難者在勞改營中,又是如何度過人生的最後歲月。

誰是范根格安姆?

范根格安姆,出生於一八八一年沙俄時期烏克蘭的富農家庭,曾經擔任過沙皇時代的軍人,但同情列寧發動的十月革命。他是蘇聯首位水文氣象局局長暨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水文氣象委員會主席,著手建立蘇聯的水文、日照與風力等氣象檔案,為這片覆蓋世界陸地面積六分之一的大國建立氣象情報網,一個終身信奉蘇共以及社會主義的先進性的共產黨員,一生的志業是將社會主義建設搞到天空上去。

對蘇聯而言,范根格安姆對氣象的研究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從明天衣服該怎麼穿的天氣預報、挑選適合撒種耕種的日期、引導飛機起降,從民生到軍事無一不包。一九三二年他組織了一個探討氣候對人類影響的會議,探討氣候對健康與城市規劃,在當時絕對是舉世創舉;一九三三年九月底,也就是他遭到逮捕的前一年,蘇聯的USSR-1(書中作URSS-1,為法文)平流層高空氣球成功升到了近十九公里高空的全球創舉中,也有賴臨危授命的范根格安姆調教偵測儀器,完成這一項絕對「超英超美」的任務。

這麼一位忠誠於蘇共與勞動群眾利益的科技文官,卻於一九三四年底遭到逮捕,與眾多貴族、大主教、知識分子以及其他來自世界各國卻不服從史達林的共產黨人,在臨近北極圈的索洛維茨基(Solovki Island)的古拉格共度人生中最後一千個日子。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槍響中,一千一百一十位當時的社會菁英,一齊劃下人生的終點。在索洛維茨基強制勞動的期間,范根格安姆,這位在艾萊奧諾拉生命中缺席的父親,孜孜勤勞地通過天象與小動植物為內容的插畫,以及一些讀來無甚有趣的小謎語,「遠距」教育著千里之外女兒。其後成為生物學者的艾萊奧諾拉終身未嫁,並於二○一二年自盡。在她走向生命盡頭前,終身無法釋懷的是遭遇如此待遇的父親,在生命即將逝去之際,為何還能繼續忠誠於這個殘酷無情的史達林以及社會主義建設?

史達林的大清洗

侯蘭指出,范根格安姆之所以被殺害,遠因是其富農家庭的背景以及一個曾經投身「白軍」而流亡的兄弟,終因是為一九三二年的大饑荒充作「氣候預測失誤」的替罪羊,近因則是在其上級的單位「人民土地委員會」中查獲「反革命分子」而受牽連招致其禍。這段歷史,眼尖的讀者不難與「延安整風」、「文化大革命」聯繫起來。的的確確,史達林時期對國內的高壓統治絕對可以「國家恐怖主義」加以定性。

回到後列寧時代的蘇聯政治發展,吾人就比較能夠理解這個宛如「溫水煮青蛙」的政治過程。自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三年間,俄羅斯內部發生紅軍與白軍爭奪國家政權的內戰,白軍為農村與西方國家所支持,范根格安姆的身分,相當程度種下了他不被蘇聯高層信任的因子。再來是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強調發展重工業的第一個五年計畫,這就需要從農村榨取經濟剩餘,政府用低價向農民購買農產品,一方面供應城市無產階級需要,另一方面出口賺取外匯購買工業器材。

去富農化運動(Dekulakization)與農業集體化同時進行,那些被指為國家敵人的富農――其實大多為不支持農業集體化的小農――人數高達二百餘萬人,直接強制遷移到西伯利亞、烏拉山、中亞的加盟共和國等荒地進行五年計畫中的「大墾荒」工程。但也因為生活艱困,逃跑者所在多有,在都市中行乞或幹起盜匪的勾當,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時,農村勞動力一方面陷於短缺,另一方面農民抵制集體化,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落,因而造成了一九三二年的大饑荒。造成這場大饑荒的原因與一九六○年代中國「大躍進」下的三年饑荒異曲同工,並不是如莫斯科與北京宣稱的「三年自然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