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曼德拉辭世看台灣對轉型正義的具體實踐

從曼德拉辭世看台灣對轉型正義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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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pedia

一代巨人曼德拉於12月5日辭世,「真相與和解」模式堪稱是這位民主鬥士遺留給南非、甚至是世人最重要的一項資產。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南非廢除種族隔離之後,為了促進全國團結與民族和解,在釐清過去真相的基礎上,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真相」與「和解」為基石,南非在歷經種族鬥爭和仇恨後,走上和解之路。

曼德拉當選第一位非洲民選總統後的首要任務,即是處理國內因長期種族隔離政策所形成的各種不正義問題。為了對受害者有所交代的正義,為了讓歷史不再重演的民主未來,過去的加害者顯然必須加以處罰。

然而轉型正義固然需要被實現,但被實現的方法不是單純的報復,更需要建立在對歷史真相究明的基礎上。而追究歷史真相的重點不在於追懲白人政權的惡行劣跡,而是理解為什麼會採用這種政策,以及這樣的政策在實行時,對於社會與個人造成何種影響,迫使人做出何種決斷,以及形成了何種傷害。

在曼德拉的推動下,南非成立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屠圖主教(Archbishop Tutu)為召集人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戮力在追求真相的基礎下尋求族群和解。真相與和解對受害人和加害人都是必要的。受害人透過真相的陳述,得以撫平創傷;透過寬恕,得以突破痛苦的禁錮。而加害者透過罪行真相的交代和懺悔,得以洗濯他們的罪惡,這是一個理想。

委員會這方面的目標雖然沒有完全成功,可是它對受難者的治療效果,它所引起的全社會對歷史的反省,卻不容忽視。

倘若我們輕易地放棄追究真相、淡然地遺忘歷史,如此,前人的犧牲就會顯得毫無意義,而難保類似的悲劇不會重演。相對於其他之各項措施,真相釐清後的追思與紀念係較為容易的,同時此種活動或措施對於受害者心靈之撫慰及社會和解前景之開創,具有正面之意義。

誠如圖屠主教所言:「我們不能隨口說說,並說過去的總會過去,因為他們不會過去並持續困擾著我們。真正的和解是代價高昂的寬恕,永遠不會便宜。你不能原諒你不知道的事情。(We cannot be facile and say bygones will be bygones, because they will not be bygones and will return to haunt us. True reconciliation is never cheap, for it is based on forgiveness which is costly. You cannot forgive what you do not know)」

在大規模暴行和迫害人權之後的時期,政府不應掩蓋骯髒和血腥的過去,使歷史變成國家的秘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至少承擔四類義務[1],以避免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事實保持沉默:

1.人民的知情權:

知情權不僅與個人權利有關,對部分受害者及其家屬了解真相是什麼,如何與為何發生在他們或親人身上,還包括社會集體知的利益(Interesse)。要了解過去導致事件和情況對嚴重侵犯人權的真相,以防止其復發於未來。

因此,國家應採取積極措施以保護瀕臨滅絕的集體記憶。最常用的工具即以真相委員會,找出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根源,並建議採取積極措施,如:恢復受害者名譽,改革國家機構,並在適當時,將證據提交司法機構進行訴追。特別是進行刑事訴追程序,往往需要保存嚴重侵犯人權的侵犯的文件和有關檔案。

2.人民享有司法權:

司法權之意涵為,任何受害者均得利用司法程序主張自己的權利,並獲得公平及有效的補償。包括預期該行為人或策動者將繫屬於司法程序,以國家調查侵犯人權的行為,逮捕和起訴罪犯,一旦罪名確立,即應予以處罰,以追究責任,並給予賠償。然此項作為,可能涉及刑法上追訴權時效如何認定及不溯及既往原則有關問題之討論。

3.人民有獲得賠償之權利:

獲得賠償的權利分為兩種,一為以個人賠償對象,以受害者或其親屬或家屬為賠償主體,如:恢復原狀,即尋求恢復受害人以前的情況,賠償身體或精神傷害,或是如失去的機會,回復名譽和法律援助費用,心理和精神治療之醫療護理費用。另為集體象徵性的賠償措施的行為,如:向受害人年度致敬或公眾的認可。

研究顯示由國家承擔過去的責任,有助於履行職責的懷念和恢復受害者的尊嚴,且作法普遍受到受害者的認同。然而賠償對象與金額的認定潛藏著新的社會衝突,而開出的金額過高,可能造成後續執政者的財政負擔,而就行為人而言,同意賠償金額無疑是承認自己的過錯。

4.國家應保證不再發生:

保證不復發,強調解散非國家武裝團體,改革國家安全機構,廢除緊急狀態或戒嚴法,並根據公平,透明的程序公開國家機構的歷史文件,銷毀政治檢查相關檔案。

聯合國大會於2005年11月通過紀念大屠殺第60/7號決議,敦促會員國制定關於大屠殺的教育計畫以防止今後的種族滅絕行為,並對保留原集中營作為紀念地的國家表示讚揚。之後並於同年12月通過了對嚴重侵犯國際人權法及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行為的補救和賠償基本原則與方針。

在賠償措施中,國家必須提供受害者的紀念活動及針對發生在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道主義法的實施過程與教育材料的各級措施。如:智利、南非、秘魯、摩洛哥等國的真相調查委員會均建議以紀念日之方式作為對受害者的象徵性賠償。

上述所提及賦予人們銘記與從事過去暴行的義務,以及衍生之確定受害者及加害人;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確立對受害者的賠償計畫;採取措施避免重複性;這通常被理解為推行體制改革的義務四種實踐方式,固然不具有國際法之拘束力,然而在各國的具體實踐上獲得體現。

相對於上開的標準,我國必須面對的轉型正義問題,在許多方面仍有許多改進之處。就相對容易達成之部份,即物質的補償方面,卻是最不符合正義原則的。

一般而言,對財產損失的賠償是最沒有疑義、引起最少政治分歧、也最容易估算的部分。因此大多數的國家,都盡可能對受害者在財產上的損失給予完全的賠償。

在戒嚴時期的年代,國家在處理政治上的異議份子,動輒以軍事審判對付人民,凡是涉及懲治叛亂條例之案件,均係由軍事法院加以審理,因此一般平民並無法獲得接受普通司法審判之保障,造成許許許多多冤、錯、假之政治案件。甚而連與所謂叛亂行為渺不相關之叛亂犯所有財產,都可以加以沒收,而造成許多家破人亡之悲劇。

政府為彌平錯誤,撫平歷史傷痛,於上個世紀九零年代中期,開始進行轉型正義之事務,相繼通過「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成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對於在戒嚴時期,因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有不當審判,而於解嚴後不能獲得補償或救濟之受裁判者,加以補償。

依照戒嚴法第十條之規定,第八條、第九條之判決,均得於解嚴之翌日起依法上訴。該法第八條第一款、第二款所規定者,即是內亂罪及外患罪。

然而戒嚴令在1987年取消的同時,立法院立即通過「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其中第9條第2款前段規定,「戒嚴時期戒嚴地域內,經軍事審判機關審判之非現役軍人案件,於解嚴後依左列規定處理:……二、刑事裁判已確定者,不得向該管法院上訴或抗告。」這樣的規定明顯違反戒嚴法第10條,軍事法庭之判決「均得於解嚴翌日起,提出上訴。」

然而在大法官272號解認為,國家安全法杜絕上訴的法律沒有違憲的同時,也封閉了受害者透過上訴歸還財產的可能性,使得權利受損人民無法上訴,取得無罪確定判決,此已使得立意良善,符合人民權利保障原則,本應值肯定之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四條「戒嚴時期人民因內亂、外患罪被沒收財產者,於受無罪判決確定後,得請求發還;如不能發還,應以適當金錢補償之。」之規定形同具文。

一般的新民主國家,如果以法律杜絕對轉型正義的追求,其目標都放在阻絕對加害者的追訴。像台灣這樣,將目標放在阻絕賠償受害者的例子,非常少見。[2]

「懲治叛亂條例」及「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係以刑罰手段,達成沒收政治受難人財產之目標,同時政府將財產充公後,提撥比例作為獎金,以政治受難人為掠奪對象,使軍事審判失去客觀與公正。

其次,為配合相關作業,當時的國防部還成立「沒收財產物資處理委員會」來追查結案和處理進度,可謂係一套完整而綿密之作業系統。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政治受難者之財產絕不能與供犯罪所用或供犯罪預備之物及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畫上等號,政治受難者之財產更不會是違禁物,不論是專科沒收,或是單獨沒收,皆與現代民主法治國之刑法學理不符,且依現代刑法學理,沒收之物應以動產為限。[3]為落實憲法對於人民財產權利之保障,對於這些遭到沒收之財產,應返還予原權利人或其法定繼承人,而無法返還者,亦應給予損害賠償。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第二條規定,締約國應承擔保證,任何一個被侵犯了本公約所承認的權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補救,縱使此種侵犯是以官方身分行事之人所為。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已經由總統簽署,並由立法院制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該法之施行已於今天(12/9)正式屆滿四年。

聯合國雖以「中華民國政府無合法代表權,無理由接受存放中華民國所簽署的兩公約」而將之退回,然而此舉並不影響上開施行法的效力,蓋我國為主權獨立之國家有權制定以國際公約作為其實質規定內容之內國法律。該公約之內容已成為內國法,不僅如此,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根據該公約所為之解釋,亦屬內國法之一部分,於此種情況下,上開立法是否有予以打破之必要,實已不言可喻。

[1] Ming Zhu, Power and Cooperation:Understanding the Road towards a Truth Commission, 15 Buff. Hum. Rts. L. Rev. 183, 211~212

[2]吳乃德,轉型正義和歷史記憶:台灣民主化的未竟之業,收錄於歷史與現實,聯經,2000

[3] 根據現行德國刑法典第101條之一之規定,對於觸犯叛國罪(Landesverrat)之犯罪行為人的財產,雖然亦可加以沒收(einziehen),但是沒收的範圍並未做特別之規定,換言之,此時仍需依照德國刑法典第74條以下之之基礎規定,亦即僅限於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或是犯罪預備或供犯罪所用之物者。

美國憲法對於叛國罪之成立及其法律效果之宣告,在第三條第三項進行原則性之規定,該項項第二款規定:「國會有權宣佈對於叛國罪的懲處,但因叛國罪而被褫奪公權者,其後人之繼承權不受影響,叛國者之財產亦只能在其本人生存期間被沒收」,原文為「The Congress shall have power to declare the punishment of treason, but no attainder of treason shall work corruption of blood, or forfeiture, except during the life of the person attainted.」。本文引用之中譯本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之官方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