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晚期穿搭哲學〈職業婦女篇〉:用服裝表達政治訴求,美麗的背後是文化的角力

日治晚期穿搭哲學〈職業婦女篇〉:用服裝表達政治訴求,美麗的背後是文化的角力
Photo Credit: 台灣服飾誌,委託繪師:顏文字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皇民化時期,男孩女孩們穿著的服裝不再只是一件單純的布料,更是一種思想培養,比如中學校開始將詰襟制服改成卡其色的戰時服裝,並加上綁腿;女校多了許多關於和服製作的課程,希望能透過服裝,讓台灣的少男少女對於日本更加認同。

文:台灣服飾誌

新興職業婦女

「高女畢業生希望成為職業婦女,畢業證書不再是新娘嫁妝。」

這是日治時台灣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的一則報導,而此時,一些針對職業婦女的廣告開始出現,像是「安神湯」,一款號稱可以緩解勞力疲乏的保健食品,廣告中就羅列了各式家庭主婦、女工、採茶工可能會有的職業傷害,還附有醫療專家的背書,解釋這款安神湯的妙用。然而,除了傳統的女工以外,隨著日本政府在台灣推動現代化建設,也有了新的建設與店家興起,台灣街頭也出現了許多「新興行業」。

所謂的「新興行業」,大部分是因應都會而產生的服務業,舉凡事務員(類似秘書)、電姬(電話交換手)、打字員、車掌、店員等,都是屬於當時的新興職業,根據一九三零年的統計,台籍新興的職業婦女大概兩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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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總督府電話交換局

即便數量不多,且職業婦女也面臨許多如同工不同酬、應徵職位有限、工時過高、職場性騷擾等問題。但擁有屬於自己的工作與薪水,仍是給了當時的女性一個獨立自主、不被丈夫嘲諷為「無為徒食」(米蟲)的生活一些希望。

都會女子的新時尚「長衫」

一九三零年代中後期,「長衫」,也就是現在稱的「旗袍」,開始在台灣風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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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進作品〈婦女圖〉,1945年

即使皇民化運動已經有些苗頭,但太平洋戰爭還沒越演越烈,帶著「支那風情」(中國風)的長衫也還沒開始被禁止,所以許多經濟上能負擔的起的女性,便會裁製一兩件趕赴流行。直到一九四三年左右,台灣因為戰爭而進入空襲時期,長衫才從街頭消失。

雖然大多職業婦女的照片是穿著洋裝的正裝,但我們參考的陳進的〈婦女圖〉的畫像中,手提包與手錶是極為有特色的一部份,這兩件物品都是如今從事服務業的女性常有的配件,因此思量許久,仍是將新興職業婦女與長衫一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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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台灣服飾誌,委託繪師:顏文字

西式熱燙

日治中後期,台灣引進了西方熱燙技術,也有許多台灣人去日本學習髮型與美容專業(美容師),當時燙髮的價錢,大約是新興職業婦女一個月1/4或1/3的薪水。雖然一開始民眾對於冒著蒸氣的夾子有些卻步,但接受之後,便開始流行起波紋顯著的S型捲度及小捲度的紋理,讓自己的髮型呈現捲俏的時髦模樣。

長衫

日本時代的「長衫」,也就是我們現在稱的「旗袍」。臺灣早期慣稱為長衫,意即長及腳踝的連身衣著。根據服裝製作權威施素筠教授的分析,他認為台灣式的長衫與當時民國式的旗袍,做工上有所不同,而當時民國的旗袍大多以藍色系的陰丹士林布為主,且在款式上在1940、50年代時也較台灣式的長衫寬鬆,甚至出現長褲與旗袍同時穿著的情形。

洋布

陳進老師的原畫上,長衫的布料花紋是頗有新意的「衝浪小人&海邊椰子樹」。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紡織業逐漸發展成熟,需要有海外的市場來幫忙消耗其國內過剩的棉織品,而身為殖民地的台灣當然首當其衝,再加上 1930 年代全球性經濟不景氣,日本紡織品也開始壟斷台灣市場,也因此在日治晚期時,長衫的布料不再只限於中式風情,開始受西方文化影響或帶有日本風味。

手錶

日本在幕末時期即已發展出「和時計」的機械時鐘製造技術,明治維新以後又引進西方的新技術,到1911年時,時鐘的年產量已達八十六萬支。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正好是日本國內鐘錶業起飛時期,隨著提倡現代化的政策推動,也帶動了機械鐘錶的成長。從1896年的進口總值24201元到1939年320972元,四十四年來需求可以說翻了十三多倍,但由於在日治時期的貿易列表裡,並沒有將「鐘」與「錶」分開,因此沒辦法確切知道懷錶或是腕錶的實際進口量。

提包

將包包視為裝扮的飾品,大約是在十八世紀末後,由於附有衣袋的波浪型裙子被修身的衣服取代,女士們便紛紛去尋找可以裝載個人物品的袋子。而隨著一戰二戰的開打,物資短缺,晚宴包等華麗的手包頓時成了奢侈品,而簡潔甚至粗糙的提袋、提包,卻在之後開啟了新的流行。

露趾跟鞋

這是遵照〈婦女圖〉中,畫家陳進在作品裡的設計。高跟鞋是日治摩登女性必備的裝扮之一,1931年有一則剖析臺灣摩登女孩(modern girl)的文章,描述當時在街頭上,時常可以見到三五成群的短髮女孩們手牽著手,穿著能讓足部線條更為豐美的白色高跟鞋無拘無束又活潑潑地往來著。

政府不允許的美麗

「初見楊女士,容貌姿麗,有如我小說『楚楚公主』中的美少女。心想她是適合穿長衫的人,但在巡警會用剪刀剪斷長衫裙裾的時代,她並沒有穿長衫出現於編輯室。」──(西川滿,1941)

「皇民化運動」,是二戰時日本對少數民族、殖民地推行的一系列同化政策,希望藉政策讓這些族群認同自己身為日本人的身分,也因此具有「支那色彩」(中國風)的旗袍,很快地便被警務單位列為「挑發性服裝」。而新興職業婦女更常遭到政府的注意,例如政府就曾要求女給或酌婦(陪酒女性),改穿著樸素的洋裝或兩件式套裝,或是宣導民眾把中式的盤扣改成西式扣、把開衩縫成裙等等。即便西川滿回憶中的楊千鶴女士並不會穿著長衫出現在編輯室,但這位台灣首位女記者楊千鶴,確實有許多穿著長衫走在街上的回憶。

「……如果不是和日本人朋友同行,穿長衫對我而言實在麻煩費勁,起初也沒有意識到這些,但有時察覺到他人責備似的眼神,都不免讓穿長衫的我心頭一驚。」
「參加日軍攻陷新加坡的慶祝遊行,擦肩而過的年輕日本人女性拋下的那句「真是適合非常時期啊」,彷彿就是針對自己的長衫說的。」

在皇民化時期,男孩女孩們穿著的服裝不再只是一件單純的布料,更是一種思想培養,比如中學校開始將詰襟制服改成卡其色的戰時服裝,並加上綁腿;女校多了許多關於和服製作的課程,希望能透過服裝,讓台灣的少男少女對於日本更加認同。

各個女孩穿著長衫的理由皆不相同,有些女孩用長衫背後的政治意涵,表達自己的立場;也有女孩是單純喜愛那優美的線條,在戰爭時代努力用一匹布料活出自己的色彩。如果服裝一直都是性別與政治的角力場,那麼她們在大環境下對美麗的小堅持,或許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對自我的追求吧。

參考資料

陳進〈婦女圖〉、洪郁如〈旗袍•洋裝•モンぺ(燈籠褲):戰爭時期台灣女性的服裝〉、明道學術論壇〈長衫的時尚觀察-日治晚期臺灣女性的自主性意識展現〉、鄭麗玲《阮ê青春夢: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日治時期台灣機械鐘錶市場的發展(1895-1945)〉---呂紹理

本文經《方格子》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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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