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指控日本防疫「放縱中國」和「官僚誤國」，實際上真是如此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這次的「防疫政治學」，日本國民似乎不太領情，內閣支持度在2月大跌8.3%，創下2018年3月以來最大跌幅，還有日本律師投書媒體要安倍下台，台灣也有網友、新聞媒體捕刀，大聲慶賀防疫狂勝日本，但這個傳統的「公衛模範生」真的變成傳染病大國嗎？日本政府到底是錯在哪裡？

外界指控「放縱中國」和「官僚誤國」，實際上是如此嗎？

若以2月18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數據來看，總感染案例為615人，其中542人為鑽石公主號上的案例（其中日本人占247人），相較起來，從中國入境的感染案例為12人，不到總感染人數的2%；出入境方面，去年訪日陸客總數959.4萬人，若加入230萬的香港旅客，對比日本一年約3000萬的訪客數，全年每3人訪日者就有1人來自廣義的中國，消費額度也超過全體旅客的3成，對於2020想拼4000萬旅客的安倍政府，漸進加強檢驗措施，將疫情陷縮在可能範圍內，比起極端手段限制中客入境，更像是合理的決策。

真要說出了什麼問題，應該就是世衛組織先前公開指出，新冠肺炎8成患者為輕症，可自行恢復；併發重症的可能性為5%，致死率2%，致命程度不及SARS及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而日本政府似乎未將WHO意見與本國公衛體系進行盤整，僅將WHO的衛教資訊照單全收，造成曾經「聽話」的日本在抗煞及伊波拉病毒都過關，這次安倍防疫卻破功的一大因素，也是本土防疫與跨域治理上調整的難題。

此外，也有些人批評日本這次防疫的問題，是出在「官僚誤國」，但其實在日本官僚體制中，事務官（文官公務員系統成員）的頂層為「事務次官」，在政策產出上扮演的可觀的建議權，甚至是實質決策權，雖然政治後果是由各部門的大臣負責，但政務官（由民選出的官員指派認定）不太可能對於事務官的總體判斷完全不買帳，換言之，外頭那些完全不聽各省廳中久居其位「大老」勸告的傳言，並不像是日本政治的決策過程。

舉例來說，日本防疫期間厚生勞動省（類似台灣衛福部和勞動部的合體）大臣加藤勝信的防疫作無多次遭質疑，不過其決策協力小組「感染對策專家會議」，其實是由國立感染症研究所長及醫界高層、學者、及研究人員共同參與，他們認為政府對鑽石公主號的處置「沒有不適當」。這與民眾的真實感受確實存在著差距，不過日本公務體系的決策，向來不是參考網路風向或「鄉民的正義」，這究竟是防疫不夠即時，還是官員決策佐證的不同，尚有待時間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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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的政府不會第一時間鎖國，因為防疫不是「唯一」考量

細究日本民眾的反應，鑽石公主號檢疫過慢，釀成「小武漢」的社區群聚感染，日媒批評「水際対策」（將病毒隔離於海外）已無意義，更使人們忽略本土感染的危害，官員在第一時間不夠積極，在人民恐慌時沒有即時拿出對策，不夠及時體察、回應民意，應是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想想，如果說政府的唯一要務就是防疫，各國在面對疫情時應該只要完全封閉邊界停飛停航就好，要逐步評估依照疫情調整的原因，就是官員綜合各方因素之後的考量。

例如各界檢討集中在安倍過於屈就中國，為保「習安會」及東京奧運而不願驟然禁止中國旅客入境，批評誠然是常情，但把複雜決策過程、場域、制度差異，直接簡化為對單一個人的好惡——把習近平等於中國、法國當成馬克宏，安倍看成全日本，這樣除了降低認知所需的成本之外，並無法拉進與事實的差距。

4月習近平「國是訪問」日本一行，除了兩人握手的歷史畫面好看之外，也將進一步促使中日商界也將廣泛互動，具體的內容雖未公布，但是指標性的「經團連」必將會彙集日企所需，對中展開商務談判，想方設法加深日企在中國的基盤與利益，著眼於疫情結束後的經濟重整。取消習安會與疫情帶來的經濟損失孰輕孰重，必定安倍政府權衡防疫得失後的結果，而非單純對一個國家領導人的好惡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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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權肩負東京奧運成敗，新冠肺炎在日本政府的控制之下，目前的爭議還僅留在單一事件的危機處理，假若日本全面禁止中國旅客入境，對於經濟的損失可能比台灣想像的還要大。

想想看，今天日本民眾縱對疫情處置有所不滿，也不見政客渲染反中情緒，安倍籲議員捐薪救疫情縱然可說矯情，但也有更多日本商家主動掛起「武漢加油」旗幟。當台灣官員端出「國籍論」，將防疫劃上「固有疆域」，背後犧牲了哪些人的權益，讓哪些潛在患者繼續暴露在高風險之中，這些是純粹政治考量，還是專業評斷，恐怕在「防疫贏日本」的喜悅之中，也該靜下心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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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