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仁之亂》:以京都為中心的政治秩序發生劇變,地方的時代開始了

《應仁之亂》:以京都為中心的政治秩序發生劇變,地方的時代開始了
Photo Credit: 掃部助久國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嘉吉之變後的政局使各大名的同盟一分為二,變為對立的兩大陣營,引發了應仁之亂。但諷刺的是,挑起應仁之亂,同時也是應仁之亂主體的兩大大名集團,隨著戰爭結束一併解散了。

作者:吳座勇一

終章:應仁之亂的餘波

守護在京制度的瓦解

什麼是應仁之亂?如本書所述,這場大亂有不同的側面,但本質上是兩大大名聯合體的衝突。大亂以這種形式爆發,可以從室町幕府的政治體制中尋找原因。

前著《日本中世戰爭史》中曾講到,誕生之初的室町幕府曾備受諸將反叛的困擾。南北朝內亂平息後,幕府命令在地方作戰的諸將上京,諸將原則上有在京的義務。這是想要監視、控制他們。另一方面,兼任數國守護之職的實力派武將作為「大名」,被許可參與幕府決策。這就是守護在京制度。曾有研究者將室町幕府定義為大名聯合政權,正是出於這個原因。

顯然,在京都構築了宅邸的大名們透過連歌、賞花等活動保持著交流,但不僅是大名與大名個人之間,大名家與大名家之間也有聯繫。紐帶是大名的家臣。譬如說,幕府奉行人飯尾氏同族中,有人擔任細川京兆家或赤松氏的在京奉行,細川京兆家的家臣上原氏或藥師寺氏的同族當中,也有不少人擔任細川氏分家、備中守護家或赤松氏的在京家臣。在京都活動的大名家臣們,通過同族關係與幕府或其他大名家連接起來,維持著以將軍和各大名協商為基礎的幕府政治的運行。

但是,如果將軍領導力不足,大名們的橫向聯繫就會形成派閥。比如嘉吉之變中將軍足利義教被暗殺,將各大名團結在一起的核心喪失,細川、畠山兩管領家開始爭奪主導權。各大名不是集結於將軍之下,而是分別投靠兩管領家,於是細川派與畠山派的派閥鬥爭愈發激烈。

細川勝元與山名宗全合作是為了壓制畠山氏,當畠山氏因為內部糾紛而弱化時,細川氏與山名氏結盟的重要性就降低了。與山名氏領國接壤,備受其壓迫的備中守護家等細川氏旁支本來就對與山名氏結盟抱否定態度。山名宗全一邊,也對助力赤松氏復興的細川勝元不信任。最終,新興勢力山名氏挑戰霸權勢力細川氏,應仁之亂爆發了。

然而,過度強調細川氏與山名氏的對立也是不對的。兩者之間因斯波氏問題( 山名宗全支持斯波義廉,細川勝元支持斯波義敏)和赤松氏問題(赤松政則與山名宗全敵對,而與細川勝元交好)等存在矛盾,但二者一直互相妥協,避免平衡被打破。兩者的合作到文正政變驅逐伊勢貞親為止都還能維持,因此不能說細川氏與山名氏的衝突是注定的(參考第二章)。

第三章講到,無論東軍還是西軍,都不是鐵板一塊。西軍核心山名宗全與畠山義就的同盟誕生於文正政變之後,東軍中發揮重大作用的斯波義敏和赤松政則迅速接近細川勝元,也是在他們的庇護者伊勢貞親失勢之後。文正政變使將軍親信勢力下台,政局一下子動盪起來,這時細川對山名的構圖才變得鮮明。也就是說,兩個陣營都是匆忙拼湊的集團,各大名的兩極化並非導致大亂的主因。

那麼,應仁之亂為什麼爆發?家永遵嗣指出,統治關東的政策對立不容忽視,在偏遠地區的競爭中,大名間的利益是相對較容易調和的。對在京的大名來說,比起在關東數度反叛的足利成氏,在畿南橫衝直撞的畠山義就是更切實的問題。因而,應仁之亂爆發的直接原因是畠山義就上京。應仁之亂爆發後,足利義政試圖讓畠山義就回歸領國,以此阻止戰亂發展,這一事實也可作為旁證。然而,促成畠山義就上京的山名宗全最初的打算是無血政變,並沒有要與細川一方打一場全面戰爭的計畫。

讓事態無法挽回地惡化的,是山名宗全對御靈之戰的介入。即便與畠山政長一對一戰鬥,畠山義就也能取勝,山名宗全派遣援軍之舉只不過是畫蛇添足。本來,各大名之間的合縱連橫是防禦性的、保守的,並不具備聯合進攻的特徵。畠山義就軍受山名宗全支援,擊破畠山政長,看起來像是細川勝元對政長見死不救,令細川勝元失掉了作為武士的面子。細川勝元之所以做出組織東軍開戰的決斷,不用說,是聽了成身院光宣等的進言,同時細川勝元也感到了危機,因為若不訴諸武力,容忍了山名宗全的暴行,就會失掉作為大名聯盟盟主的聲望。

如果問題只是細川與山名二者之間的利益衝突的話,透過交涉達成妥協是可能的。事實上,文明六年( 一四七四),細川氏與山名氏先於諸將開始媾和,兩家根本算不上不共戴天之敵。然而,由於細川勝元與山名宗全拉攏了大多數大名,要想解決參戰大名的全部問題,就變得極為困難。而且,戰爭長期化以後,各大名的受損程度越大,他們就越希望能取得足以抵銷所付出的犧牲的成果,戰爭也就更加長期化,變成了惡性循環。從山名氏手中奪回舊領國的赤松政則反對與西軍講和,就是典型的例子。兩軍的矛盾核心不明確,兩位盟主的領導能力有限,導致將軍足利義政的調停不斷失敗。

後來,因大內政弘與齋藤妙椿的奮戰,西軍取得了局部的勝利,但由於補給線被東軍切斷,最終西軍決定放棄戰爭。戰爭以擁戴將軍足利義政的東軍讓叛軍西軍降伏的形式結束了,但大亂前後幕府的權力構造發生了劇變。特別要提出的是,大亂後大多數大名離開了京都,回到了自己的領國。這是因為能夠保證大名管理領國的已不再是幕府對守護的任命,而是大名的實力了。

最近,上田浩介批判了應仁.文明之亂後守護在京制度立即崩潰的定論,認為足利義尚、足利義稙反覆命令在領國的大名上京,成功使一部分大名回京這一事實不能忽視。但守護在京制度並不只是實力派守護(即大名)駐留京都,參與幕府活動而已。

重要的是,吸收各大名的意見,反映到幕府政治中的模式已經蕩然無存。應仁之亂後不久,畠山政長就任管領,但畠山政長忙於討伐畠山義就,並不怎麼關心幕府政治。此後細川政元繼任管領,但多次在就任管領儀式後立即辭職。應仁之亂前,團結各大名並領導幕府政治的管領一職是眾人競相爭奪的對象,如今卻被如此草率地對待,這一事實極好地體現了各大名遠離幕府政治的情況。在各大名家之中,權力已由那些與別的家族有種種關係的在京家臣轉移到扎根地方的領國出身家臣手中,在京的好處確實越來越少了。

大亂後勉強維持的守護在京原則,因明應政變而完全崩潰。在京的各位大名一個接一個地回到了領國。政變後仍然存在支持足利義稙的大名,因政變被擁立上台的足利義澄缺乏正統性也是一個問題。即便如此,政變發動者細川政元自己仍不時離京,並沒有積極輔佐足利義澄的意思。正如足利義澄感歎的「天下諸侯,各自在領國割據」(《鹿苑日錄》),將軍的權力基礎僅剩下近臣和奉公眾等直臣階層而已了。

根據這樣的事實,今谷明提出的細川政元發動政變是為了擁立傀儡將軍,自己作為事實上的將軍君臨天下的說法是無法成立的。正如山田康弘所證實的,政變後主導幕府政治的是伊勢貞宗,細川政元是從外部支持幕府。而且本來細川政元是否是明應政變的首謀者就存疑,甚至有一種觀點認為,其實是與伊勢貞宗關係親密的細川政元重臣上原元秀說服細川政元發動政變。

從另行任用將軍這種誇張的做法來看,我們常常不知不覺就會想像細川政元有壟斷幕府政治、樹立細川政權的野心。但應仁之亂後的幕府,是否真具有特地奪取的價值,尚有商榷的餘地。細川政元參加明應政變的最大動機,應該是擔憂因將軍長期親征河內,領國攝津會陷入混亂。從他背叛父親細川勝元的盟友畠山政長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為掌握幕府而需要高門第人物畠山政長的細川勝元,與把支援缺乏實力的政長視作重擔的細川政元兩者政治志向的差異。末柄豐指出,細川政元在京是為了以京都為節點,掌控攝津、丹波兩個領國。與其他在領國的大名一樣,比起幕府政治,細川政元更優先考慮的是領國的統治,這一見解是恰當的。

隨著戰國史研究的發展,應仁之亂後的將軍並不只是裝飾,而是具備一定權威和權力的存在,這一點愈發明朗。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如神田千里所指出的,戰國時代的「天下」一詞其實是五畿內的意思。戰國時代將軍統治區域的「天下」,僅限定在京都周邊。一般說的「守護大名」是以將軍權威為背景實施領國統治;與之相對,戰國大名是依靠自身實力統治各「國」。因此,將軍無法干涉戰國大名的內政。可以說,幕府變成了一個畿內政權。由於將軍出面調停,戰國大名之間偶爾也會出現紛爭,將軍地位高於大名這一點並未發生變化,但這與應仁之亂前將軍與各大名在京都透過反覆協商阻止戰爭、維持全國政治秩序的體制已經完全不同了。

室町幕府是各大名推戴將軍為領袖的「一揆」同盟,可以這樣評價。嘉吉之變後的政局使各大名的同盟一分為二,變為對立的兩大陣營,引發了應仁之亂。但諷刺的是,挑起應仁之亂,同時也是應仁之亂主體的兩大大名集團,隨著戰爭結束一併解散了。接著,一直在幕府政治中被埋沒的守護代階層和遠國守護,作為戰國大名登上了歷史舞台。以往以京都為中心的政治秩序被迫發生劇變,地方的時代開始了。

京都文化向地方的傳播

守護在京制度的崩潰,也在文化上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下面參考末柄豐的研究來進行一個大致的說明。高中的日本史教科書也講了室町時代文化向地方普及的狀況,但一般的講解說,其原因是公家躲避戰亂,逃往地方。但是,這一現象其實與武士也有很大關係。

前面也已提到,除了奧羽、關東、九州等遠國,守護原則上有在京的義務,領國的統治交由守護代管理。身兼數國守護的大名家,連守護代也住在京都,小守護代(又守護代)在地方活動。當然,守護並不是一個人待在京都,通常情況下是與兩三百名家臣一起在京都生活。

而且居住在京都的,不只是與守護有關的人。如本書所述,政所執事、奉行人這樣的幕府政務機構職員,或者將軍親衛隊奉公眾,日常情況下也在將軍身邊侍奉。考慮到他們各自還有家族及手下人跟隨,人數必然龐大。

有一個說法,應仁之亂前京都人口大約有十萬,其中與武家有關的達到了三四萬。

這些在京武士或是與貴族、五山僧連歌唱和,或是樂於茶道等,歌頌京都的文化生活,並派遣代官來管理自己在地方的領地。他們和那些統治著遠處的寺社本所領的京都貴族、僧侶一樣,都是「不在地主」。

提到室町文化的創造者,一般會想到二條良基或一條兼良這樣的貴族,或是絕海中津、義堂周信這樣的禪僧。但是不應忽視的是,透過與貴族和禪僧的交流,武士們的文化水準也提高了不少。

連歌師宗祇在連歌集《竹林抄》中,列舉了應仁之亂前活躍的著名連歌家「連歌七賢」。其中,高山宗砌、蜷川智蘊、杉原宗伊三位是武士。高山宗砌是山名宗全的家臣,蜷川智蘊是政所執事伊勢氏的家臣,杉原宗伊是備後國出身的奉公眾。因為守護或幕府職員、奉公眾等為了順利處理政務,需要日常交際,連歌對在京的武士而言就是必要的教養。

雖然如此,武士對室町文化做出的主要貢獻與其說是創造者,不如說是資金提供者。那個時代,武士的財力超過公家和寺社,以將軍為首的在京武士是京都文化的後援人。譬如能樂的集大成者世阿彌,就受足利義滿的庇護,能阿彌( 連歌七賢之一)是足利義教和足利義政的同朋眾。由此可知,新的文化是在武家的經濟支持之下百花齊放的。

應仁之亂中,守護代朝倉孝景迅速前往越前,奪取了守護斯波氏的領國,由這個事例可知,隨著戰亂的長期化,守護本人若不親自去他的領國統率國人,他的統治就無法維持。於是,大亂結束後,在京都作戰的大名一齊回到了領國。

另外,以一條兼良為首,為躲避戰亂逃亡到奈良等地的貴族也為數不少,但他們多數在戰後就回到了京都。因為奈良在畠山義就進軍河內之後,變得比京都還要危險。然而,回京之後,多數貴族再度去了地方。為了解決經濟困難,他們投靠了地方的守護和國人。

公家的動向常常更吸引人的注意,但需要注意的是,守護和守護代多數在大亂以前住在京都。以應仁之亂為契機,守護和守護代返回領國,這是公家奔赴地方的前提。正因為在應仁之亂前,在京都的武士就與貴族或僧侶有密切交流,並能理解他們的文化,如今武士在地方,飄零的貴族才會決定去地方。

應仁之亂後,往來於京都與地方之間的不只是貴族。譬如說,連歌師成為一種職業,在各地旅行,謀求生計,也是這一時期的事情。他們的目的地與貴族一樣,是在領國的守護、守護代,或者實力派國人的宅邸。應仁之亂以前的連歌七賢,或是侍奉特定主君的在京武士(宗砌、智蘊、宗伊),或是屬於特定寺院的僧侶(池坊專順、心敬、行助),或是侍奉將軍的同朋眾(能阿彌),沒有人僅以連歌謀生,他們都是業餘藝術家。周遊各地、以開辦連歌會為業的專業連歌師是在應仁之亂後守護歸國以後才出現的,其中亂後排名連歌界第一的是宗祇。

此外,十五世紀後半葉以後,居住在領國的守護和守護代在國內修建了豪華的宅邸。根據考古調查,全國各地都發現了這些守護宅邸(守護所)的遺址,其中大多數是建在平地上、邊長一百五十至二百米左右的方形宅邸。宅邸內有舉行連歌會或茶會的「會所」(會所大多面朝園林中的水池)。主殿、常御殿、遠侍等配置通常都一樣。對主君斯波氏發動了「下剋上」的朝倉氏居城、越前一乘谷朝倉宅邸也不例外,並沒有什麼地方特色或個性。

這些守護宅邸的構造是對「花之御所」(室町殿)等將軍宅邸的模仿。來到地方的守護或守護代懷念曾經在京都玩味的文化生活,於是試圖在領國再現那些奢華時光。中世都市史研究者小島道裕將這種京都文化在地方再造的狀況稱為「花之御所」體制。

此外,根據公家兼歌人冷泉為廣記錄的《越後下向日記》所述,越後守護上杉氏在府中修建的宅邸還附有舉行獵犬活動的馬場和能讓賓客住宿的禪宗寺院。這種構造應該是對京都將軍御所的模仿。很多守護宅邸都建在河流西岸,這應該是對建在鴨川以西的平安京的效仿吧。

周防守護大內氏在山口以京都為模型建造了一個地方都市。這個時不時被稱作「小京都」的都市,是在大內氏對京都文化的憧憬之下誕生的。

另一方面,現實的京都之內,由於守護或奉公眾回歸領國居住,居民數驟減,街區的範圍大幅縮小。戰國時期的京都,是一個由以武家、公家為中心的上京,以町人為中心的下京,以及周邊的寺社和門前街市等多個街區構成的複合都市。很多「洛中洛外圖屏風」所描繪的豪華絢爛的花之都景象,其實不過是描繪想像中「虛構」的京都而已,與真實狀況有巨大的差距。地方上「小京都」的頻出和京都的荒廢,是一體兩面的事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應仁之亂:催生日本戰國時代的大亂》,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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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座勇一
譯者:康昊

沒有英雄!沒有贏家!
拖泥帶水的11年京都大亂鬥
卻打出一個群雄爭霸的戰國時代

日本戲劇界、出版業不敢觸碰的票房毒藥,在他筆下掀起全國性的室町史閱讀熱潮!

一場日本小學生都聽過的知名戰爭,為何無人了解其前因後果、來龍去脈?究竟這場超過十年、摧毀了大半京都的內戰,是起因於將軍家的後繼問題,還是管領家的家督之爭?又或者是其他不為人知的關鍵細節導致?本書作者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透過該時代兩名興福寺高僧經覺與尊尋的日記,如實描繪應仁之亂期間僧侶、貴族、武士及民眾的樣態。

  • 原本勢均力敵的兩軍,如何因將軍決斷一錯再錯、最終無法收拾?

大戰最初的火種,是1540年代中期開始的守護大名畠山義就,與其堂兄弟畠山政長的家督之爭。由於支持義就的山名宗全、支持政長的細川勝元等有力大名的參與,使得戰爭擴大。至應仁元年(1467)5月26日,細川方(東軍)和山名方(西軍)爆發全面衝突。

衝突初始,將軍足利義政,態度中立,向細川勝元和山名宗全雙方發出停戰命令。未料一周後的6月1日,義政態度轉變。當天,細川勝元面見足利義政,請求頒發處罰山名宗全的綸旨(綸旨為奉天皇意向,由天皇近臣發佈的命令文書)。

即使與山名宗全私通的日野勝光反對,兩日後的6月3日足利義政仍把將軍旗幟交給了細川勝元。山名宗全的西鈞則被烙上「賊軍」的印記。

「因為將軍失去中立的地位,戰爭的調停者也就消失了。如果不迅速把已打上『賊軍』烙印的山名一方鎮壓下去,戰爭就沒有辦法很快結束了。」作者吳座勇一在本書中提到。

在這樣的局勢中,同年8月23日守護大名大内政弘入京,西軍如虎添翼。此時足利義政擔憂戰事激化,向西軍的畠山義就送去御內書、要求雙方議和。然而,足利義政的講和方案錯過了時機。如今想憑藉畠山義就抽身就能結束戰亂,已無可能。西軍無視議和方案,繼續猛攻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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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