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報專題》查理週刊的反思：接受人與人不同，我們就能和平相處

專訪/ Fadiah Nadwa Fikri （人權律師、社運活躍分子、女權主義者）
整理/ 鄧婉晴

由《查理週刊》事件延伸出來的疑問，關於言論自由與宗教自由，放在馬來西亞的背景脈絡，我們可以做怎樣的政治思考？

大馬首相納吉在回應《查理週刊》遇襲事件時強調，儘管馬來西亞人擁有言論自由，但任何對宗教的挑釁、威脅與侮辱行為，都不被容許，並重申自由是有其限制的。

然而，馬來西亞人是否真的享有言論自由呢？近幾年，在《煽動法令》、《2012年安全罪行（特別措施）法令》、《誹謗法令》等惡法下被起訴的社運分子、學者、律師、媒體從業員甚至一般網民，有增無減。

主流與獨立媒體都曾因報道或廣播內容觸及所謂「敏感」課題而被起訴、威脅或吊銷執照。與宗教議題相關的議題，也包括近期引發爭議的天主教週刊被禁使用「阿拉」字眼。

長期為馬來西亞人權受害者擔任代表律師的法蒂亞（Fadiah Nadwa Fikri）表示，宗教本身無罪，權力關係的攪和才是真凶。

關於言論自由：「問題是限制到什麼程度？」

Q：言論自由是什麼？

A：就是每個人能在不受任何牽制與阻止的情況下，自由表達感覺、想法、說想說的話、針對任何事情發表意見。

Q：為何有人如此擔心言論自由的存在？

A：因為那與權力關係有關。社會上有權和無權的人、被壓迫者和壓迫者。害怕言論自由的人，通常都是因為害怕自己的權力會因批評或交換意見而受到威脅。

在馬來西亞這很明顯，例如《誹謗法》的存在，就是基本上讓任何事情都能在法律下構成誹謗，而通常被控以誹謗的人，都是因為批評政府、政策、或公共議題而導致。

Q：言論自由是否有限制？

A：《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中闡明，每個人都擁有發表言論的權利和自由，包括取得資訊的自由。但同時在第3條款中列明瞭一些限制，說明言論自由在國際法律上不是絕對的，在國內的憲法中也一樣。對國家而言，這是一種維持國家安全與秩序的方式。對個人而言，這也是其中一種維護言論自由的方式，如果有人誹謗，你可以通過法律途徑控告他。

國際法第20條中也闡明，任何鼓吹國家種族或宗教仇恨，引致歧視、厭惡或暴力的行為，都應在法律下被禁止。這是為了保護少數族群、受壓迫者、以及無權者，同時也維護一個不完全絕對的言論自由精神。

然而問題在於，這些限制要到什麼程度？我們應該如何拿捏，以至於發言的人不會隨便被限制？同時限制也應該文明闡定，不能任意詮釋或模稜兩可。我們如何定義國家安全與秩序？安全到什麼程度？權力關係如何在這過程中攪和？

凡是關係到自由與壓迫，或當國家因人們要求社會正義而感覺地位受到威脅時，當權者必定會為了鞏固權力而做任何事情，全世界都一樣。英國近來開始考慮要禁止使用社群媒體Whatsapp；法國正在重新考慮死刑判決，在拘留期間死亡的人數，也在2010-2014年間增至127宗，都是一種利用權力牽制自由的動作。

關於《查理週刊》：「嘲諷無權者是粗暴的」

A：我的立場是：我毫無保留地譴責這樣的攻擊行為，每個人都應該譴責，因為暴力是不容允許的。無論一個人發表的言論多具攻擊性，我都不可以殺掉他。那是錯誤的，也是罪行。我想這條界線很清楚。

但是我不認同《查理週刊》的代表性。因為在法國，《查理週刊》長期刊登的內容不僅僅是歧視穆斯林群體，他還有恐伊斯蘭教（Islamophobic）情結、反黑人及其他被邊緣的弱勢群體、也恐懼同性戀。

我不會與《查理》站在一起，就像我不會認同《前鋒報》一樣，但是如果有人攻擊他們，我會譴責那個暴力舉動，政府也應該保護他們免受個人暴力攻擊。

《查理週刊》事件發生之後， 西方主流媒體大肆報道，一面倒地譴責攻擊，突顯言論自由的精神在法國以至歐洲世界的重要性，像是築起一道牆，擺在白人和有色人種及穆斯林的中間。你一定要跟《查理》站在一起，才算是譴責攻擊行為。

但最近一位歹徒坦言，他這麼做是因為受到美軍在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Abu Ghraib）虐待戰虜的圖片刺激。但是沒有人公開提起這件事。這是戰爭的其中一個後遺症，以暴制暴只會製造更多極端的事情發生。

但當主流媒體不提，沒有其他資訊管道的人，或每天工作不擅長搜尋其他觀點的人，就不會知道，也只相信主流媒體的一種詮釋。提起伊拉克，我們只會想起軍方、美國、侵略。我們聽不見在裡頭跟我們一樣，在爭取民主、公平選舉、受教權利的人。我們是這樣地將人類「去人性化」。

因此身為人類，我們有義務深究每個課題表面以下的問題。我們不能抽離脈絡地看這件事情。套用美國政治評論家Molly Ivins的說法：嘲諷手法在傳統上是一種無權者向當權者施展的武器，只有當權者才是目標。如果嘲諷用在無權者身上，那不但是殘酷，更是粗暴。

著名當代公共知識分子Noam Chomsky也說，如果那是恐怖主義行為，那我們又該如何解釋國家支撐的恐怖主義？

納吉在2014年因起訴《當今大馬》及《人民媒體》而成了第一位控告媒體誹謗的首相。12月，商業電台BFM 89.9因在節目中談論煽動課題、「阿拉」事件、馬來人特權及哈芝節宰牛等課題，而被多媒體與通訊委員會開罰一萬令吉。圖為「媒體之怒運動」在2014年1月發起「紅鉛筆」抗議活動，聲援被內政部凍結出版准證的《熱點》（The Heat）週刊，為媒體工作者抗議新聞言論不自由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