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語言來》:區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是政治、文化、歷史因素

《活出語言來》:區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是政治、文化、歷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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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談到語言和方言的區別,政治、歷史、族群認同、文化、原住民權利的考量,皆遠高於技術層面的語言考量。「方言」一詞也模糊不清且爭議,因為它通常指涉社會地位較低的說話方式。

文:蘿拉・阿赫恩(Laura M. Ahearn)

雖然雙語主義(說兩種語言的能力)或多語主義(說兩種或更多種語言的能力)相當普遍,我們還是難以準確估計全球有多少人口可以說兩種以上的語言,因為,出乎意料地,估算到底有多少種語言並不容易。再者,到底怎麼樣才算一個語言也是難題,原因如下。第一,世界上到底有幾種經常使用的語言始終是變動的,因為許多語言正在死亡(見第十二章)。第二,根據估計,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語言只有不到一千人正在使用,要找到這些使用者並且研究他們並不容易(Lewis, M. P. 2006)。第三,全球化造成移民人數大增,溝通科技的發展也促進了觀念、語言、不對等結構的跨國流動,這些都造就了「混合式的、用語融合式的多語能力主義風格」(creolized, mixed idioms of polyglottism),意即:複雜的、創意的語言混合(Jacquemet 2005: 263)。

最後的原因是,目前沒有區分「語言」(language)和「方言」(dialect)的普世皆然、廣泛接受的標準。被稱為「語言」和被稱為「方言」的說話方式之間的差異,最後歸結於政治、文化、歷史因素(Lippi-Green 1997)。以下這段知名文字經常被認為源於語言學家溫里克(Max Weinreich),但是,溫里克認為出處是來自一位於1940年參與他的演講的高中老師:「語言是帶有陸軍和海軍的方言。」換句話說,被稱為「語言」的說話方式通常有國家體制政治力量的支持,並且由官方宣告該語言是國家語言或官方語言。因此,被認定為語言或方言的語言差異並非源自字彙或文法的重覆數量,也並非源於相互可理解性,而是根植於地緣政治因素。

舉例來說,瑞典語(Swedish)和挪威語(Norwegian)被視為兩種語言(分別為瑞典和挪威的官方語言),然而,這兩種語言的使用者完全可以理解對方(Childs 2006)。同樣地,雖然印度語(Hindi)和烏爾都語(Urdu)的書寫文字不同,但是,口說語言有很高的重疊性。然而,由於這兩種語言分別屬於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他們因此被視為兩種語言。另一方面,雖然作為中文「方言」的廣東話(Cantonese)和普通話的書寫文字很類似,但是口說語言的相互可理解性很低。

此外,在與前南斯拉夫分道揚鑣之前,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語(Serbo-Croatian)被視為單一語言,其具有東部和西部的「方言」,然而,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分別獨立之後,這兩個方言各自宣稱與對方無關。儘管塞爾維亞語和克羅埃西亞語的使用者幾乎沒有溝通上的困難,雙方政府和人民卻經常主張這兩個語言完全不同(Greenberg 2004: 1-3)。顯然,每當人們提到語言和方言的區別,政治、歷史、族群認同、文化、原住民權利的考量,皆遠高於技術層面的語言考量。

「方言」一詞也模糊不清且具有爭議性,因為它通常指涉社會地位較低的說話方式。事實上,每個人都說(至少一種)方言,然而,「標準方言」(standard dialects)說話者──主流新聞播報員、受過高等教育的國家級人物和其他人物──通常認為他們沒有使用方言,然而,事實是他們也有「口音」(accent)(Lippi-Green 1997)。

由於劃分語言和方言的標準難以確定,因此,世界上到底有幾種語言幾乎不可能得到肯定答案。根據估計,大約有5,000種(Romaine 2001: 512)至超過7,100種不同的語言,而方言的數量更是不計其數。這些語言的分佈範圍在世界各國並不平均,某些地區的語言多樣性遠高於其他地區。例如:大衛.哈里森(K. David Harrison)指出,「瓦努阿圖(Vanuatu)有人居住的65個島嶼(總面積等同美國的康乃迪克州),大約有205,000人,支撐了109種不同語言。也就是說,每1,880人說一種語言」(2007: 11)。即使在語言多樣性較低的國家也存在多種語言。照這樣看來,世上每個國家都可以算是多語國家。

與過去幾年相較之下,近年來美國移民學習英語的機會有多高?換句話說,英語是否變得較不具優勢?或者,現在的移民與他們的後代相較之下,學習英語的比率與以前的移民及其後代是否大約相同?普查資料的本質、語言使用的複雜度、美國跨區域的變異性,使得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過去幾十年來,在美國不只使用英語說話者比例不斷增加,然而,根據學者的研究,近年來,來自於亞洲的移民學習英語的比例與一百年前的歐洲移民一樣,數字甚至攀升得更快速,造成第三代移民(祖父母移民到美國的人)幾乎只說英語(Albe et al. 2002: 48)。

在西班牙語移民群體中,學習英語的比例較低,但這取決於使用雙語的第二代移民是否與另一位同樣精通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人結婚(這是「內婚制」[endogamy,或譯族內婚]的例子,意指與同一社會群體的人通婚),以及他們是否居住在普遍只使用西班牙語的社群。內婚制不足以保證第三代會說西班牙語,但是建立在說西班牙語社群之內婚制,可以提高第三代至少說一點西班牙語的能力。

然而,阿爾巴等人(Alba et al.)指出,「在所有我們能夠研究的團體中,大多數第三代或第三代以後的兒童在家只說英語,這暗示除了少數例外,他們長大後只會說英語,且只會擁有零碎的母語(mother tongue)知識」(2002: 480)。這份研究顯示,在可見的未來,英語很可能仍然是極具優勢的語言。如同巴倫(Dennis Baron)所說,「2000年美國人口普查的語言使用顯示英語仍舊一尊獨霸,在許多案例中,它是美國的唯一語言,這也證實了許多關於英語式微的警告是不具效力的」(Baron n.d.: 1;* cf. Baron 1990: 199)。(編註:n.d.為無日期之縮寫。)

與查明美國有多少人口能流利地說兩種以上語言相比,要準確得知全世界有多少人口能流利地說兩種以上語言更具挑戰性。然而,如同愛德華上述所指出的,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個人層次上,多語主義相當普遍。根據某些估計,世界上超過半數的人口可能是多語使用者,多語使用者存在世上每個國家(Grosjean 1982: vii, 引自Romaine 2001: 512)。以哥倫比亞沃佩斯區域為例,許多人會說四或五種語言,有些人甚至會說多達十種語言(Jackson 1974: 55)。

數百年前由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等德國哲學家(cf. Bauman and Briggs 2003; Jacquemet 2005: 260; Silverstein 1996)提出的「一個國家,一個語言」的神話,是極具影響力的語言意識形態,然而,現實世界眾多的多語國家和具備多語能力的人已證明,這是站不住腳的想法。雖然人們認定許多衝突的原因來自語言差異,然而,大多數情況並無證據證明語言差異是造成此問題的元兇。相反地,事實上這些衝突與其他事物有關,而通常正是和「恰好講不同語言的群體之間存在的根本性不平等」有關(Romaine 2001: 532)。

在某些國家,有多種語言被定調為「國家」(national)或「官方」(official)語言。例如在印度,印度語(書寫體為天城文[Devanagari])是唯一官方語言,但是英語──印度在英國殖民期間政府採用的語言──仍然保有特殊的憲法地位,同時也是所有法律的權威公文所使用的語言(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Law and Justice 2007)。

除了印度語和英語之外,根據1992年和2003年印度憲法第八附則(Eighth Schedule of the Constitution of India)修正案,有好幾種語言也獲得承認(cf. Booth 2009a)。目前,第八附則列了英語以外的22種官方語言。雖然1968年官方語言決議(Official Language Resolution)聲明「聯邦共和國有責任推廣、發展印度語言(Hindi Language),使之成為印度混合型文化的共同溝通媒介」,它同時也陳述,「基於促進國家教育和文化發展,有必要採取一致性方法,以全力發展這些語言,也就是第八附則全部列舉出的22種語言(Government of India,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1968)。

在實際的實踐中,官方承認的語言經常產生爭議,涵蓋議題包括學校、公務人員考試、法院文件該使用何種語言(cf. Booth 2009a; LaDousa 2005, 2014)。然而,印度(一個擁有十億以上人口、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的多語主義證明了語言多樣性與國家統一並不是對立的。事實上,多語主義正是印度國家認同的一部分,也是許多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之一部分。羅曼(Suzanne Romaine)說:

在海得拉巴(Hyderabad)[位在印度南部的城市],一般教育程度的居民可能在家說泰盧固語(Telugu),在寺廟說梵文(Sanskrit),在大學說英語,在工作場合說烏爾都語(Urdu),諸如此類。他或她為了跟僕人溝通,或者作為其他用途,可能也懂泰盧固語、卡納達語(Kannada)、泰米爾語(Tamil),或馬拉雅拉姆語(Malayalam)變體。

許多南亞人具備有效的控制能力,控制相當複雜的語言語庫,其內容則來自不同的語言和語言變體。在這些社會,多語主義不是偶然發生的語言現象,而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和組織力量。印度大部分地區存在一個人必須具備數種語言和語言變體的規範和社會期待,這種語言能力是一般人應付日常事務所需,與此相比,單語主義(monolingualism)將變成是有問題的。(2001: 517)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活出語言來:語言人類學導論》,群學出版

作者:蘿拉・阿赫恩(Laura M. Ahearn)
譯者:劉子愷, 吳碩禹, 蕭季樺

「語言除了反映不同民族的世界觀,也影響了使用者的思考。」二十世紀初,震撼知識界的「語言相對論」,激發人們思索並爭辯一個切身相關的大哉問:語言和文化究竟有何關係?近年,蓬勃發展的「語言人類學」,正以獨到且嶄新的觀點,探究語言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語言常被認為只是傳遞訊息的媒介,然而,它其實不斷在人們的實踐中被沿用、扭曲、創新、轉化;語言也不是「中性」的,它深藏文化觀念或偏見,在映照出社會不平等的同時,也有機會促成變遷;最後,語言的作用並不僅止於傳訊,它身負多重功能,讓聽者除了掌握字裡行間的意涵,還能捕捉說者的情感及意圖。本書的目標正是證明,語言與其說是靜態之物,更像是一種活生生的存在。語言如何不知不覺影響我們,又如何和社會產生關聯,正是本書亟欲解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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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